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批滞留海外的科学家响应号召，纷纷回国，从而实现“科学救国”之夙愿。但是，在那个特殊年代，也有一大批海外科学家出于多重因素的考虑，没有选择回国，而是选择留在海外发展。杨振宁就是其中颇有名气和影响力的一位。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曾数次放出明确信号，邀请杨政宁回国；他的父亲杨武之先生更是三次赴瑞士日内瓦与其相见，想要劝说其回国效力。然而遗憾的是，杨振宁出于自身的考虑，并没有接受邀请，而是留在了海外，并于1964年加入了美国国籍。

跟有大名声的杨振宁不同，他的父亲杨武之先生是一名非常伟大的爱国学者，只是不为人所知。杨武之先生是第一位在美国获得数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在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以后毅然回国，曾先后执教于厦门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是彼时国内著名的数学家和教育家，可谓桃李满天下。新中国成立后，杨武之任教于复旦大学，举家居于上海。

1956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合作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该理论得到了实验的证实后，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作为年轻科学家的翘楚，杨振宁也引起了国内的高度重视。政府非常希望引进他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做贡献。

1957年夏天，杨振宁应邀到瑞士日内瓦工作几个月。作为二战中立国，瑞士早在1950年1月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新中国建交。杨振宁一直挂念着国内的父亲，便给上海的家中发了一封电报，大致内容是说自己不久将会带着妻子和孩子到瑞士日内瓦工作一段时间，希望父亲能到日内瓦来团聚，见见从未谋面的儿媳妇和孙子。

杨武之在请示以后，于6月中旬抵达日内瓦。在日内瓦期间，杨武之没积极争取杨振宁，他向杨振宁介绍了新中国的各种新气象和新事物，并一起去中国驻日内瓦领事馆看纪录片《厦门大桥》。然而可惜的是，杨武之虽然非常努力，但杨振宁“因为种种原因，目前不能回到中国大陆”，杨武之的争取没有成功。至于“种种原因”有哪些，我们不得而知。

1957年10月，李政道和杨振宁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此殊荣，新中国在为他感到荣耀的同时，更希望他能回国。1960年春，杨武之再一次来到了日内瓦劝杨振宁回国。

不过当时国内形势并不乐观，在这种情况下，杨武之要想争取杨振宁，显然处境是非常尴尬的。在听完父母对国内情况的描述之后，杨振宁了解了更多有关国内的情况，劝他回国之路也似乎变得愈发艰难。

1962年夏，因为同样的原因，杨武之夫妇得以第三次赴日内瓦，与儿子杨振宁一家团聚。对历史熟悉的朋友，想必很清楚当时国内的状况，不出意外，杨振宁依旧没有决定回家，杨武之劝说的失败，也让父子冲突难以避免。

对于父亲三次日内瓦之行的使命以及父亲的矛盾而痛苦的心理，杨振宁有着非常深刻的体会，他说：“父亲三次来日内瓦，尤其后两次，都带有使命感，觉得他应当劝我回国。一方面是父亲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可是他又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有此愿望，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我应该留在美国，力求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如果说1957年的杨振宁还有回国的热情、愿望和打算，那么，到了六十年代初，已经完全没有回国发展的念头了。

在回忆录中，杨振宁写道：“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做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长期离开中国移居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曾一度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她近一百多年来所蒙受的屈辱和剥削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却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我父亲在1973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当然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作为外人，我们并没有道德上的优越感去振振有辞地指责他们“当初为什么不回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