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是个奇迹，90岁了还在写，堪称文学常青树。他能从司空见惯处发现美，咀嚼美，描述美，满腔热情地讴歌美。他还能从写作中享受到一种大快乐，并把这种快乐传递给读者。40年前，我上大学买的第一本小说集就是王蒙的《在伊犁》，当时读了并没有太多感动，甚至觉得婆婆妈妈，啰啰唆唆。而40年后的今天，我拿起作家出版社重新出版的这本小说，生活气息极其浓郁的这部作品，深深地吸引了我。它像一潭清水，微风吹起一圈一圈涟漪，让人端详了又端详。那一行行文字，一下子又把我带到了遥远而神秘的边疆。文字还有没有光泽？王蒙用自己的小说回答了我。
我觉得读书得有机缘。40年前读《在伊犁》，我还没准备好，知识没有储备好。对新疆，是模糊的，都是书本上说的，是些碎片化的很肤浅的印象。而今，我五次去新疆采访，尽管还没去伊犁，但是对王蒙笔下的新疆，有了更深的了解，我去过王蒙提到的喀什、疏附县、疏勒县、麦盖提、塔县，吃到了别具风味的羊肉串和手抓饭，见过都塔尔和英吉沙小刀。我读这本书的时候，还是一个19岁的懵懂青年，没有更多的人生阅历。现在展卷，看到那熟悉的地名，立即浮现出我去新疆的情景。王蒙怎么写得那么形象那么准确，真让我惊讶。40年前，我还没见过王蒙，但是我参加了《人民文学》举办的一个函授班，王蒙时任《人民文学》主编，我当然无缘见到他。后来三次采访他，陪同他游大明湖，登湖心岛和超然楼，逛芙蓉街，陪他在新世纪影城看电影《归来》，近距离见到了王蒙的风采，再读他的书就多了些亲切。
哎呀，我感叹，时间都去哪儿了？40年倏忽而过，原来时间藏在好书里，时间藏在字里行间，时间藏在作家的智慧里。
王蒙1965年到伊犁，那一年我出生。王蒙对1965年这个特殊年份情有独钟，我在重读《在伊犁》前，读到了王蒙最近创作的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笑的风》，书中专门又谈到1965年，他是这样说的：“是在密云欲雨的一九六五年，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四十六年，是巴金血泪控诉封建包办婚姻的长篇小说《家》发表三十四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十七年，他却是一个背着封建包办婚姻包袱的可怜虫。如果说宣统二年（1910年）阉割做了太监的人可笑可怜到了极点的话，那么他的命运就更加不可思议。”看来，王蒙对1965年刻骨铭心，1965年到1971年他在伊犁地区农村生活了六年，那是“在我孤独的时候给我以温暖，迷茫的时候给我以依靠，苦恼的时候给我以希望，急躁的时候给我以安慰。并且给我以新的经验、新的快乐、新的知识、新的更加朴素与更加健康的态度与观念”的六年。王蒙让我形象化地了解了我出生的那个年代的生活气息、细枝末节。要是那年我出生在伊犁，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命运真的不能假设，但也真的是不可捉摸。2004年1月，我到北京去领老舍散文奖，是个二等奖，巧的是王蒙颁奖。后来王蒙到大众日报做客，我采访时，说起这事，王蒙笑着说：“幸亏你得的是二等奖，要是一等奖，我还捞不着给你颁奖呢。”这就是王蒙，好玩的开心的一个老头。
严格意义上，《在伊犁》不算小说，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非虚构。王蒙有意回避职业的文学技巧，转而追求真实朴素，采用散文化的日常生活叙事方式，使作品更加贴近读者，更加真实可信。这本书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如乡村哲人穆敏老爹、热情淳朴的爱弥拉姑娘、特立独行的阿麦德等，这些人物性格鲜明，形象立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王蒙随意的着笔，都让人过目不忘，比如说到阿丽亚的眼睛“在淡而弯曲的眉毛下面，眼睛细而长，微微上挑，眼珠是淡灰色的，这种灰色的眼珠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它是这样端庄、慈祥、悲哀，但又似乎饱含着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矜持，深不见底。我以为，她是用一种悲天悯人和居高临下的眼光正面地凝视着我的。她用她丰富的阅历和特有的敏感观察着我，然后用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语气词回答了我的问候……”而接着写爱莉曼，她的眼睛“也像还没有套上笼头的马的眼睛，热情冲动，眼珠乌黑，她的黑眼珠大得似乎侵犯了眼白的地盘。尽管她努力用羞涩的睫毛的下垂来遮挡住自己的眼光，然而，你仍然一下子可以感觉到她眼里的漆黑的火焰。”
人找书，书也找人。40年后与《在伊犁》相逢，让我更加坚信文字的力量、文学的力量，它能把人激活，把人唤醒，让人崇尚美、热爱生活。
王蒙的勤奋让人敬佩，生活态度让人深思。他说过：“要干的事太多，顾不上斤斤计较。”
（大众新闻记者 逄春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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