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出版业因他而兴盛|出版业|广东省|广州|晚清|梁启超|皇清经解|阮元

扭转岭南学风

岭南地处南海之滨，加之南岭阻隔，文化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原。清代道光以前，广东的文教风气稍显闭塞，而且藏书、刊书亦严重滞后。即使在康乾盛世，广东之刊刻典籍亦寥寥无几，与全国文化发达地区都有很大的差距。

甚至岭南本土人士也自嘲：“本朝广南人士，不如江浙。盖以边省少所师承，制举之外，求其淹通诸经注疏及诸史传者,屈指可数。其藏书至万卷者，更屈指可数。”

嘉庆二十二年，一位彻底扭转广东在全国学术界地位的学术大咖出现，他就是“经学名臣”阮元。早在上任两广总督之前，阮元就曾担任过浙江、山东学政，对于文化教育，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摒弃空谈之风，力求推行一种新的教育思想和模式，以跳出传统教育的窠臼。1820年，阮元经过一番选址后，最定决定在如今的越秀公园山麓建立学海堂，因为东汉学者何休学识渊博，享有“学海”之誉，因此，阮元将学堂命名为“学海堂”，希望“取汉何休学海之义，以造我粤人才之地也”。

阮元画像

阮元与学海堂

学海堂走在全国前列的教学模式，为书院的建立提供了借鉴模板，接下来菊坡精舍、应元书院、广雅书院的建立，许多旧式书院也开始重视经史实学的研究，改变了广东一度流予空疏浅陋的文风，致使英才辈出，著述颇丰。事实上学海堂所培养的人才，有很多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最为突出的便是梁启超、陈澧、廖廷相、邹伯奇、张其䎖、李能定、金锡龄、陈千秋等。他们有的成为了学海堂山长，有的成为维新变法、探索救亡图存道路，振兴中华而奋斗的有识之士。

阮元在晚年曾说：“回思数十载，浙粤到黔滇。筹海及镇夷，万绪如云烟。役志在书史，刻书卷三千。”广东或许只是阮元为官生涯中的一站，但广东却因阮元成为晚清广东学术文化中心，致使广东不但汇聚了一批经学名家，而且培养出一批批开眼看世界的中坚人物。广东学子“见闻日扩，而其文亦渐近纯熟，岭海人物，蒸蒸日上，不致为风气所囿者，学海堂之力也”。是他扭转了广东学术的地位，使广东文风为之一新，格局大开。

在督粤近10年时间里，阮元把大量的心血和精力放在了编撰和刻印书籍上，在广州掀起首个刊刻高潮，所刻的书籍在选择上由专业学者把关取舍，再由学海堂师生反复的校勘。《学海堂集》便是学海堂师生的作品，从初集至四集，共有文章430篇，诗歌2417首，作者412人，字数达130多万，以经史文笔为主，还包含算学、天文、地理，反映了学海堂各学长、参与季课的士子和专课肄业生的研究成果。除此之外，刊刻了经学名著《皇清经解》183种，360册，1400余卷，汇集清前期74位经学大师的重要著作。梁启超曾说：“乾嘉间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清代乾嘉学术的成果大都收录于《皇清经解》中，可以说是集清代经学整理研究之大成，集中体现了清代在经学方面的成就，对于保存和传播民族文化以及推动学术研究的开展都起了积极作用。

《学海堂初集》、《学海堂二集》、《学海堂三集》、《学海堂四集》，广州博物馆“刊·刻——中国雕版印刷文物展”展出。

广东刻书黄金时代

自此广东风气大开，官刻私刻风起云涌，广东刻书进入黄金时代，

各省的书商云集在如今广州的北京路、西湖街西湖路、教育路一带，建起了书坊群，形成刻书印书的集散地，当时有案可考的书坊多达百余间，书铺栉次鳞比，数量之多已仅次于北京、苏州，在全国居于第三位，使广州成为晚清时期全国的出版中心之一。这时广州不仅刻印学术价值较高、卷帙浩繁的众多丛书，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率先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类书籍，而且刻印技术显著提高，可以套印多种颜色，眉批、夹注颜色不同，阅读时非常醒目，因而广版图书畅销全国，步入全国出版业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