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左宗棠和左氏家风》、《左宗棠心忧天下,收疆安民》
1867年在沙俄的支持下,阿古柏分裂新疆,建立了“洪福汗国”。彼时清政府内忧外患,自顾不暇,又因为海防和塞防之争,朝堂内部争吵不断。
眼看着新疆就要被他人分割,就在这时候,左宗棠挺身而出,顶住朝堂争吵与外部压力,开始出兵收复新疆。这一过程可谓至苦至难,而且受到掣肘,随时有可能爆发与列强大战。
可左宗棠却抬棺出征,剑指列强,创造出了一个奇迹。
他以“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八字战略,把一场可能涉及到帝国主义的战争、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仅用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就彻底解决,还逼着沙俄退出伊犁。
1978年左宗棠拿回新疆全部土地的同时,也震慑住西方列强,以至于英国人都钦佩不已,给出超高评价:从一个多世纪前的乾隆时代以来,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人所曾取得的最光辉成就。
左宗棠的功绩已经被载入史册,为后人传颂,不过左宗棠留给后世的可不只是他一生的战功和政治贡献,还有严格、朴实的家风。
他对家人要求很高,尤其是在对待他们的教育上极为严格。曾几何时,左宗棠在左氏家庙题写门联,作用是用来警戒大家,要耕读传家,知行合一。
当然,他也给自己的儿子特意写过一联,即:要保持农家子弟本分,勤耕田,读好书,要学做圣贤,不要执着于做官。
在他看来,为了功名利禄去读书,那就是忘掉耕读立家的素志,属于彻彻底底的“不孝子孙”。从中不难看出,左宗棠的家风第一要点便是“明事理,不求做官”的严格。
后来自己身居高位,家族也变得显赫起来,此时左宗棠更加小心谨慎,要求大家不忘家族之本,保持平民之风。
那他当时是如何做的呢?首先,写信叮嘱家人,要以谨厚朴俭为本;其次,为了不让孩子在城市闲居太久,沾染不良习气,让他们继续回村里生活,而且平日要注意生活节俭,粗衣淡饭。
为防止子孙因为享乐沦为纨绔子弟,左宗棠还强行定下具体标准——比如穿衣,能穿暖不受冻就行;吃饭,不追求精美,能吃饱就行。
自己的夫人去世,尽管悲痛万分,但他仍然叮嘱子女要勤俭处理丧事,不允许大操大办。
有一次为给父亲祝寿,左宗棠的儿子特意将家中旧屋改造一番,花了600多两银子,结果左宗棠得知后非常气愤,痛骂儿子:贫寒家儿忽染脑满肠肥习气,令人笑骂,惹我恼恨!
这便是左宗棠家风的第二要点,“不忘初衷,保持平民本色”的朴实。
其实左宗棠的这两大家风,一定程度上来说与修身、齐家不谋而合。不过左宗棠家族之所以为人津津乐道也不单是这两点。能有这样的名气,还是由于还另外极为关键的一点。
——在当时的背景下,左宗棠依旧强调:多做善事,以余财救济穷人。
在日常生活中,左宗棠反复告诫子女,如果家中钱粮有余,可以分给一些贫困族人,再有余,则能去救济远近贫苦之人。
在左宗棠教育下,左家子女都慷慨大方、乐善好施,几乎远近乡邻都得到过他们的救济。
甚至在同治七年,左宗棠儿子进京参加会试,他还特意写信告诉对方,记下身边参与会试的寒士,将自己寄去的白银1000两分发给这些人。由此可见,左宗棠到底有多伟大。
左宗棠去世后,若说新疆是他留给国家最好的礼物,那他的家风便是交付给后人最完美的遗产。子女也一直遵循他的教诲,后面没有特意去追求当大官,子孙也多有品德。
值得一提的是,左宗棠的曾孙当中出现过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物,叫做左曙萍,他后来居然也来到新疆,担任当地的督导专员。
他出生于1908年,成长在大清风雨飘摇之际,后来积极投身革命,于民国1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在读书期间,他创办过《无定河边》诗刊,大力宣扬爱国精神。
毕业以后加入国民党,先后担任中央党部干事、总干事。在此期间,他依旧致力于文学,不仅创办中央文学社、出版了《中国文学月刊》,还组建过流露剧团。
1924年,他出国担任大使馆上上尉助理武官,但因抗日战争爆发,他果断回国,先后成为军事委员会第六部委员、常德县县长。
后来抗日战争慢慢接近尾声,他在1944年,也就是左宗棠去世59年后,因缘际会居然被派到新疆,担任伊犁和马耆的行政督导专员,顺便还代理了乌苏、迪化两专区的专员。
可以想象,时隔数十年,从大清王朝,到北洋军阀政府,再到民国政府,左曙萍和他的先祖一起站在新疆土地上,隔着时空对望。
左宗棠赶走了侵略者,保住新疆;而他的后代左曙萍也和中国人民一起赶走侵略者,保全了领土完整。这一切有偶然,但也有必然,毕竟深受左宗棠家风影响的他,会为了国家走上这条救国路并不稀奇。
不过左曙萍和左宗棠性格还是存在差别的,他并不长于战争,而是更醉心文化建设。在任职期间,他又创办了沙漠诗歌社、沙漠剧社,出版过《沙漠诗刊》等诗集。
1950年他抵达台湾,基本不再从事政治,彻底沉浸于文学当中,1961年担任台湾中影公司董事,1968年成为台湾话剧欣赏演出委员和台湾新诗学会常务理事,在台湾一直是知名度不低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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