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上海文化界立即行动，于12月12日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声援学生们的爱国行动。
12月21日，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妇救会”）成立；该协会由沈兹九、史良、王孝英、胡子婴、杜君慧、王伊蔚、陈波儿、陈维姜、邓裕芝等发起组织，上海的一些妇女文化团体如中华妇女同盟、妇女生活社、妇女园地社、妇女文化协会、妇女新地社、微明社等团体共同成立。参加者多是各大中学校女生、女教员、机关女职员、女医生、女护士、女律师、女工人及家庭妇女等。
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参加者中，有许多知名作家、新闻记者、导演和演员、教授、律师、宗教界人士等。大会推举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厉麟似、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江问渔、胡愈之等35人为执行委员。
接着，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大中学校学生救国会也纷纷成立。在这种形势下，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宣告成立，“妇救会”、文化界救国会等并入其中。之后，北平(北京)、南京、武汉、天津等地也成立了各界救国会。
1936年5月31日，由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人发起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参加者为爱国知识分子，各阶层、各党派的民主人士。大会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多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孙晓村、曹孟君、何伟等14人为常务委员。
救国会成立后不久，毛主席即致函表示中共愿同救国会更亲密的合作，并派潘汉年与救国会领导人经常交换意见。此后，华北、西北、华南等地区以至在旅居欧美、东南亚的华侨中，也都相继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
全国各界救国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救国会的号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1936年底，救国会会员达数十万人，成为当时最大的抗日救亡的民间组织。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在沈钧儒的主持下，鲁迅的丧事由救国会办理，举行了三天的群众吊唁。安葬那天，送葬队伍达五六千人，沈钧儒和蔡元培、宋庆龄等走在队伍最前面，群众高呼“鲁迅先生精神不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汉奸走狗！”“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
鲁迅葬札实际上成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抗日救亡示威游行。日本政府对救国会的存在非常不安，不断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要求逮捕救国会负责人。
1936年11月23日凌晨，国民党当局为了扑灭抗日烈火，会同美法两租界的捕房西探，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七位救国会的领导人逮捕。当日，因国民党当局既拿不出证据，又无拘票，法院被迫裁定七人无犯罪行为，先交责付律师保释。
七君子合影，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
不料，七人出来后不到十小时，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第三分院又分别开出拘票，以所谓“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七人，移送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羁押。这就是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事情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以各种方式声援“七君子”。潘汉年受中央委托亲往苏州探望七君子。
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胡子婴、沈兹九、彭文应、潘大逵、张天翼等16人在上海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发表了《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并呈文苏州高等法院，申明“七君子”的救国行为无罪，如若有罪，他们甘愿与“七君子”同罪，并等候传讯。后来，宋庆龄、胡愈之、胡子婴等12人还自携行李，乘车到苏州高等法院，“请求羁押”入狱，与七君子一道坐牢。
当时，陶行知受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正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在外出访，得知“七君子事件”后，他征得老师杜威的同意，以杜威的名义联合了爱因斯坦、罗素、甘地等全世界16个著名知识界给蒋介石、孔祥熙、冯玉祥等人拍发电报，营救七君子。
在中共和国内外进步人士的大力营救之下，在全国人民爱国无罪的强烈呼声下，国民党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宣布释放沈钧儒等7人。出狱后，在社会各界为他们举行的欢迎会上，沈钧儒说：“国难严重，心里非常悲痛。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出狱与不出狱一样，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线。”
1945年冬，救国联合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1949年12月18日，救国会鉴于它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在北京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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