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自请入狱为哪般？为救狱中“七君子”，发起罕见的入狱运动|何香凝|入狱运动|张学良|沈钧儒

她，似高山雪莲，傲霜挺立，她，白玉无瑕，出污泥而不染；

她，似遨翔金凤，百折不回。这就是我们国家之瑰宝、民族之精英、女中之豪杰——“国母”宋庆龄。

一、敢死之救国女杰

1931年8月，宋庆龄为奔母丧，从欧洲回国。不久，妄图征服中国的日本关东军制造了九·一八事件。

国难当头，宋庆龄深埋失母之痛，多次向记者表示，国家大患临头，“人人都有救国的责任”，中国人只能靠“自救”才能击败日本侵略军。于是，她身先士卒，与何香凝一道在上海办起了一个培养战时救护人员的短期妇女救护班，准备担负起救治抗日伤病员的工作。

第二年的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又进攻上海，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与市民一道奋起抵抗，著名的淞沪抗战爆发了。

宋庆龄即刻行动起来，积极支持十九路军的抗战斗争。她一面向新闻界表示，“对于抗日战争”，她“主张积极抗战到底”，同时她与何香凝商量支援抗战的具体事宜。淞沪抗战的第三天，她即与何冒险直赴前线，与蔡廷锴交谈并合影，表达她誓与十九路军抗战将士共存亡的决心。2月6日，她又与宋子文夫人张怡乐携带许多慰劳品到前线慰问抗日官兵。12日，在敌人的隆隆炮火之中，她冒死再次来到吴淞前线慰问，在上有飞机轰炸，下有子弹射击的情势下，她向战地记者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谈话，赞扬十九路军之英勇奋战精神，鼓励他们要守住中国的每一寸土地。

宋庆龄在前方目睹了抗日将士的顽强拼搏精神，也感受到了官兵生活、医护条件的艰苦，十分痛心。

为了改善抗日将士的条件，她在上海交通大学校长黎昭寰、新加坡著名华侨胡文虎和杨杳佛等人的帮助下，很快就在交通大学开办了一所拥有300张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在宋庆龄的号召和群众爱国热情的感召下，这所医院名医荟萃，他们积极为救护伤病员而尽义务，不领一分钱薪金。伤病员深受感动和鼓舞，一个个表示要尽快重返前线，杀敌立功。

二、国母自请入狱，举国惊呼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凡有良知的中国人，谁不痛哉？！谁不愿为之奋斗？！谁不愿为之献身？！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宋庆龄始终站在抗日的最前线。

早在1932年冬，宋庆龄就筹组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抗议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和法西斯屠杀行为，积极营救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她曾营救了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牛兰及其夫人，著名红军将领陈赓，工人运动领袖罗登贤、廖承志、余文化，著名作家丁玲、潘梓年和爱国进步人士许德琦教授、侯外庐教授、马哲民教授。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宋庆龄联络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签名表示竭诚拥护。

1936年，正当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之时，蒋介石却在变本加厉迫害进步人士。就在11月22日深夜，上海市公安局派出8个特务小组，分赴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的家，将他们一一逮捕，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宋庆龄被迫从救国会的幕后走到了前台，当晚，她即与何香凝、马相伯共同发表《全救会为七领袖无辜被捕告当局及国人书》，及时揭露了国民党妄图秘密处置“七君子”的阴谋。26日，她又发表了《为沈钧儒等人被捕声明分：“余以全国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之一，鉴于全国救联七领袖被捕，特提出抗议：反对此等违法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于诸领袖。”

同时她还争取立法院长孙科，持她的亲笔信到南京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求助。在她的感召下，冯玉祥不负众望，在为挽救“七君子”的生命中作出了贡献。她的努力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很快在全国上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七君子”运动。但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正义呼声，一直拖到1937年6月下旬，经江苏省高等法院再次开庭，企图对“七君子”强行判罪。

宋庆龄破釜沉舟了。

她以“国母”身份，向国民党当局要求与“七君子”一同坐牢，在全国发起了历史上罕见的“救国入狱运动”。

7月5日，烈日高挂，酷暑当空，宋庆龄抱病和十几个人从上海绕道来到苏州，当走到江苏高等法院门口时，她们一行连招呼都不打，就径直往里走。值岗法警吼道：“干什么的？出去，出去！”

“我们是来要求入狱坐牢的。”人群中有人高声答道。

“什么？自己要求进监狱？”法警愣住了。他百思不得其解，被追捕者躲还来不及，她们竟要求入狱。

当有人发觉宋庆龄也在其中时，立即告知院长，院长吓得慌了手脚，就避而不见。宋庆龄高声道：“我见蒋委员长，他都亲自出来。”院长这才被逼来见孙夫人。

宋庆龄厉声责问：“救国有罪无罪？如果无罪，应把七位救国会领袖立即释放；如果有罪，则把我们一起关押。”院长理屈词穷，狼狈不堪。

宋庆龄见已经达到了制造政治舆论的目的，便趁机提出要入狱探视“七君子”，法院只得答应她们的要求。国母自请入狱和探视慰问，给“七君子”以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谴责怒潮面前，处境十分被动。他们本想通过加紧对“七君子”的威胁、利诱来尽快了结此案，但“七君子”以知识分子“可杀不可辱”的气慨，在狱中和法庭上坚持爱国无罪的立场。1937年7月31日，在全民抗战的炮声中，“七君子”终于得到了自由。

三、大仁大义的“国母”风范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一西安对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蒋抗日。一时震惊中外，举国哗然。

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慌了手脚，既害怕共产党会趁机杀掉蒋介石，同时，也害怕与蒋介石势不两立的二姐宋庆龄会趁机落井下石，置蒋介石于死地。

然而，宋庆龄虽对蒋介石有切齿之恨，但国难当头，她深明大义，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共中央同一立场上，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3日清晨，抗日救国会的胡子婴家的电话嘀嘀……嘀嘀响个不停，惊醒了睡梦中的胡子婴。“谁会这么早打电话来？”她边穿衣服，边向电话机旁走去。她抓起电话筒，一听却是宋庆龄的声音：“喂，胡子婴，你赶快来我这里一趟。”

胡子婴急忙向宋庆龄的住所奔去。刚一踏进客厅大门，宋庆龄当头一句：“你能不能陪我去西安一趟？”

“去干什么？”胡子婴感到十分奇怪。

“我去劝张学良释放蒋介石。”

“什么？”胡子婴愕然，她不敢相信这句话是真的。

宋庆龄看出了胡子婴的疑惑，她笑道：“你别急，事情很简单。国民党政府内部亲日派与亲美派历来斗争十分激烈，现在蒋介石被张、杨扣留，亲日派汪精卫、何应钦等求之不得，他们早就想夺蒋介石的权。如果现在杀掉蒋介石，中国不可避免要发生一场大内战，这样，日本帝国主义更会乘虚而入，侵占全中国。”

胡子婴听此一席话，恍然大悟，她佩服宋庆龄的高瞻远瞩。

“好，我陪你到西安去。”胡子婴欣然同意。

当即宋庆龄就与胡子婴来到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住所，请何香凝与她们同行去西安。何香凝虽当时正犯心脏病，但为救国难，顾不得久病之躯，答应陪宋庆龄一同前往。

后因何应钦等调兵遣将，准备大举轰炸西安，去西安的班机停开了，宋庆龄一行才未能去西安。

通过中国共产党十多天努力工作，终于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答应联共抗日。宋美龄对二姐宋庆龄深怀感激之情。事变后，尽管由于蒋介石的背信弃义，迫使宋庆龄发起“爱国入狱运动”，抨击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又使姐妹关系疏远，但宋庆龄不念旧嫌、深明大义的豁达胸怀赢得了宋美龄与宋霭龄的信赖，三姐妹到1940年终于亲密无间，在抗日烽火的艰难岁月并肩战斗！

四、雪里送炭的两万条毛毯和感人至深的“一碗饭运动”

自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华国土上实行残酷野蛮的侵略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多少人死于日本强盗的枪口之下，多少人流离失所，贫病交加，挣扎在死亡线上；多少将士为抗击侵略者而捐躯而身负重伤，在缺医少药的严重情势下呻吟、哀叹。他们多么需要支持，多么需要援助！

在整个抗日时期，留下了宋庆龄为抗日募捐的许多动人事迹。

那是在1988年冬天。天寒地冻，大雪纷飞，由于新四军衣被严重缺乏，几千名伤病员被活活冻死。到1939年春，新四军部队中仅有五分之一的人有毛毯，许多伤兵缺乏御寒衣被，根本无法抵御突然袭来的寒潮。面对这一严重局面，卫生部队沈其震急得团团转。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向宋庆龄、向“保盟”中央委员会发出紧急呼救，要求他们尽快为新四军解决两万条毛毯。

宋庆龄接到报告后，忧心如焚。旋即组织“保盟”成员四处奔走，开展“两万条毛毯运动”，向世界各援华组织和国际友好人士求救，希望他们能尽大力予以援助。经过宋庆龄和“保盟”的再三呼吁，得到了美国、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援华组织和友好人士的积极支持，两万条毛毯如阵阵春风，吹向了新四军，温暖着新四军官军。

为救济难民，感人至深的“一碗饭运动”又是宋庆龄的杰作。

早在抗战初期，日本侵略军就毁灭和攫取了我国75%的机器工业，全国失业者在350万以上，有1500万难民流落街头，他们忍饥挨饿，在死亡线上挣扎。

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目睹在日军蹂蹦下的这一惨状，十分愤慨。他想到，要解救难民和失业者，就只有建立工业合作社，把被日军摧毁的工业生产努力恢复起来。他的这一想法得到我国爱国进步知一识分子和美国记者埃得加·斯诺的支持。1937年9月11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工合”设计委员会，一场为恢复我国被侵略战争毁灭的工业的“工合”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

1939年1月，“工业合作协会国际促进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宋庆龄欣然同意出任该会名誉主席，并表示她要尽全力支持“工合”运动。

对“工合”来说，要使中国工业恢复到战前水平，最大的困难，是资金严重不足，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龙宋庆龄也为之忧心仲忡。她认为，只有通过募捐，向各界同仁和国际友人求援，为“工合”筹募发展生产基金。于是，她当机立断，以保卫中国同盟的名义，于1941年7月，在香港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一碗饭运动”。开展这场运动的办法是：向社会发售一万张餐券，每张券2元，持此券者可到指定餐馆享用一碗炒饭。

7月1日晚，宋庆龄不顾个人安危，拖着久病的身体来到香港湾仔庄士顿道179号英京酒家五楼，主持了“一碗饭运动成立典礼”，她当即义卖了珍藏多年的孙中山遗墨和其他文物纪念品。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筹备，“一碗饭运动”从8月10日正式开始。为使这一运动能达到预期效果，宋庆龄率领“保盟”成员努力扩大宣传面，在香港各机关、街道、码头及娱乐场所，张贴多种宣传标语。就在当日，香港《华商报》还刊登了宋庆龄为“一碗饭运动”的题词：

日寇所至，骨肉流离。

凡我同胞，其速互助。

一时间，“一碗饭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香港，人们争先恐后作贡献，到9月1日止，就认购餐券14700张，远远超过了原定的一万张，获纯收入港币22100余元，全部捐赠给“工合”。

五、三见“国母”，沈其震终生不忘

1938年，新四军创建伊始，受命挺进到长江两岸，协同八路军抗击日军。残酷的战争，使新四军伤亡极大，加上蒋介石扣发新四军军饷和物资，给新四军造成极大困难，部队医疗条件之差令人难以想象。时任军长的叶挺，急得昼不思饭，深夜难眠。

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知晓这一切，建议向宋庆龄求救。1938年初冬，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受叶挺委派，乔装日本人绕道赴香港，他有幸第一次见到了宋庆龄。

宋庆龄知晓他的来意，见面就说：“史沫特莱的报道我已读过了。你们需要什么，赶快说。”她比沈其震还要着急。当沈其震汇报所需后，宋庆龄当即决定，马上从上海和香港募集医疗器械，支援新四军。不久，“保盟”将从世界各国募集的医疗器械如X光机、手术器械及大量药品、被服和文化用品一批批送往新四军。

1939年9月，沈其震随叶挺一道去香港拜会宋庆龄。“国母”身着素服，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设便宴祝贺新四军战绩。使沈其震铭刻在心的是，宋庆龄为把救援物资早日送往抗日前线，不顾劳累，亲自到物资仓库点数装封物资。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i8日，宋庆龄与何香凝、陈友仁联名致电蒋介石，痛斥其屠杀新四军将士、破坏抗战的罪行。2月，沈其震受陈毅军长和刘少奇委托，再次到香港向宋庆龄求助。一见面，宋庆龄急不可待地问道：“这次皖南事变中，你们损失很大吧？”当沈其震悲切地谈到在事变中新四军战士7000多人死伤和被俘、项英副军长牺牲、叶挺军长被俘时，宋庆龄悲痛万分，久久一言不发。

“损失这么大，新四军还有力量吗？”良久，她焦急地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