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过去的历史记载乃至反映抗日战争的影视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日军在最后关头往往要以武士道精神疯狂拼杀或者剖腹自杀，很少有日军举手投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部队确实经常出现全军覆没的情况。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将军级的军官没有一人当俘虏，佐级军官也极少有人被俘，底层士兵虽然有被俘的，但同样数量很少，一有被俘的危险他们大多会选择剖腹自杀。
因此很多人认为日本人不怕死，其实日本人和我们一样，都是怕死的。我国的军人拼死冲杀是为了反抗侵略，而日本军人拼死冲杀或者自杀，也有他们的苦衷。
在抗战初期，国军的前线报告普遍普遍称日军冲锋勇气不足，但是想俘虏日军却非常困难，其原因就是因为日军有一条严酷的法令：100小时不归队除籍令，除特殊情况，失踪者如四天四夜不归队便认定阵亡，灵牌送入靖国神社成为护国神。
这一法令等于断了被俘人员的归路，因为国家认定你已经为国捐躯了，你再活着回去，就是侮辱了靖国神社。因此，有不少被俘人员俘虏后选择了自杀，一些被俘的日本军人被放回后，也只能在全队集合面前剖腹自杀向靖国神社谢罪，才能保住本人名誉和家属所受抚恤待遇。
仅从自杀的形式看，日本军国主义的凶残确实也是近代世界罕见
从影视剧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日军自杀大多选择剖腹自杀，就是先用刀深深刺进左腹，再用力向右拉，把肠管全部割断并流出肠子。
不得不说切腹这种自杀方式非常痛苦，又不容易迅速致命，因为刀子捅进去后自己马上会感到巨痛，手一软就没有劲再向右拉，很多剖腹的人都是肚子上插着刀子流着血，又喊又叫又一时死不了。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军官在剖腹时往往要找帮手，让帮手拿着刀或枪站在旁边，看到自己难受时就补上一刀或一枪。
1945年8月战争结束时，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大将是死硬分子，他在御前会议上反对投降却劝阻无效，回家就决定剖腹自杀。身边的军官问他需不需要帮手，阿南惟几自信地说本人是剑道五段，早有这方面的训练和毅力，不要任何人帮忙。
阿南惟几挥刀剖腹时，用刀捅进肚子后因疼痛而手软，不能再切割，倒在榻榻米上两腿直蹬，一时又不能速死。旁边的人奉命不能帮忙，又看阿南实在太痛苦，叫来一名军医为这位大将打了一针吗啡，使他麻醉过去，慢慢流血几个小时后才死去。
从此事也可看出，日本军国主义的凶残不但体现在对外侵略方面，对自己人也十分野蛮。
林彪表示要抓一些日本战俘到太原街头示众，然而初战就证明活鬼子极难抓到。
林彪首战平型关，伏击日军击毙伤近千人（其中大多数击毙），却未抓到一个俘虏。八路军有一位营长背起一个半死不活的日本伤兵，准备送往急救站，半路上伤兵清醒过来，竟一口咬掉了营长的耳朵，大家气愤之下只好把这个家伙杀死。
林彪在《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中便感叹地说∶日本兵至死不肯缴枪，一来因受日本之武士道的教育、法西斯教育，同时也因他们对中国军民太残暴，恐怕中国人报复。
日本官兵死不缴枪，其实并非不怕死，其原因一是出于恐惧，二是不了解中国军队的政策。由于日军在中国烧杀奸淫极为残暴，他们认为落入中国人手中肯定会受到可怕的报复，还不如拼死一战。
考虑到日军的这种心态，八路军注重在阵前展开了宣传喊话，很快有了效果。平型关大战后一个多月，部队在山西昔阳县包围了一小股日军后，就用日语喊缴枪不杀，宽待日本俘虏，有一个日本兵用生硬的中国话回答明白的，接着老实地举手出来。
此人是日军第20师团第79联队辎重兵军曹加膝幸夫，成为八路军捉到的第一个日军俘虏。
有了这一经验，后来八路军通过战场喊话，捉到的俘虏越来越多。
日军不允许自己的官兵被俘，当了俘虏的日本官兵如果没有自杀，若被释放回部队而暴露了被俘经历，也不会被允许再活下去。
当年解放区军民了解到日本对俘虏的规定后，抓获日本兵后对坚决要返回者经简短教育后尽快送归，对多数人还是动员其留下。
起初被俘日军普遍害怕受报复和虐待，又感到人生无望，大都想自杀。八路军、新四军则根据优待俘虏的一贯传统，对伤者治疗，不打不骂不辱人格，除生活上照顾外，还由懂日语的敌工干部进行耐心说服。
被俘日军以本国军队对中国人的残害和自己所受优待相对照，普遍感到过去所受宣传是欺骗，认识到中共军队是仁义之师，产生敬意后便愿意留下。
接着，这些日俘大都被送到反战同盟及所办学校、经过教育懂得了只有打倒日本军阀，自己和祖国才有光明的前途。
1939年11月7日，日本战俘杉本一夫等人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省辽县建立了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此后在晋察冀、山东和华中战场上也陆续建立了日本战俘反战组织。
此后，日本共产党中央代表野坂参三在延安又直接领导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并集中了300多名转变了立场的日军战俘建立日本工农学校，进行反战干部的培训。
在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共俘虏日军6000余人，其中多数经过教育后表现不错，大都转变立场并掉转枪口。
八路军、新四军能感化被俘的多数日俘，首先在于战争的正义性，同时也因自己队伍中官兵平等、不打人骂人的实际行动，使在等级森严、动辄被打耳光的日军中生活过的人深受震撼，更憎恨日本军阀的残暴，大都以自己的特长为中国抗战服务。
中国共产党为教育日本战俘，在延安非常重视日本工农学校的工作，毛泽东亲自为学校起了校名，并与从莫斯科到延安的日本共产党领袖野坂参三共同研究教育内容。
当时野坂等日共人员和留学过日本的中共干部一同上课，结合日本实际，着重揭露天皇制军国主义的黑暗和对外侵略罪行，号召学员打倒本国反动统治者，建立和平民主的新日本。
当时日本战俘能够接受教育，重要原因又在于这些人的阶级地位。
战前的日本虽然在经济水平上迈入资本主义强国之列，当权者却穷兵黩武，除上层生活豪奢外，普通工农群众生活大都不好，据统计工人的工资只有美国的十几分之一。日本农村在20世纪30年代前还一再发生饥荒和卖儿卖女现象，不少人还跑到中国找工作（浪人有很多属于此类）甚至卖淫。
当兵的日本青年，很大一部分出身生活贫困的家庭（至1944年以前能上大学的富家子弟都免除兵役）。他们同西方殖民者的生活要求大不一样，多数人能吃苦耐劳。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日本工农学校学员新川久男因开荒成绩出色，于1944年还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模范
经过日本工农学校的教育后，不少学员参加了反战同盟，他们在进行反战宣传时不怕流血牺牲。
1944年新四军进行车桥战役时，反战同盟苏中支部的宣传委员松野觉提出要多挽救我的同胞，冒险到第一线喊话，此战中有24名日军士兵投降就俘。
不过攻击最后一个碉堡时，里面的日军不听劝说继续顽抗，松野觉气愤之下便拿枪击毙二人，自己也中弹牺牲。
相对而言，国民党军对日军的瓦解工作做得远不及八路军、新四军，因而当面之敌抵抗一直很顽固。
1944年至1945年初国民党军从云南、缅甸北部两个方向发起反攻，得到美国、英国的空中火力和运输支援，兵力、火力都占绝对优势，虽节节攻克一些据点，俘虏日军却不多。
如云南方向国民党军集中6个师围攻松山达三个月，据点中顽抗的1250名日军除一个名为木下昌己的炮兵中尉化装突围逃出外（此人在20世纪 80年代曾到云南吊唁过），其余全部战死而没有一人被俘。
在缅甸北部密支那三个月的围攻战中，郑洞国、孙立人等指挥的中国驻印新军以5个师消灭了日军一个旅团的大部（最后有几百人在夜间突围），俘虏了近100余名伤病日军，成为俘敌最多的一仗。
据后来回国的日本战俘回忆，中国军队收容了他们还给予医治，却因生活和治疗条件差，这些俘虏中死亡比例较大，剩下的人国民党方面也未注意利用。
不过，当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党政权却积极利用在华日军同八路军作战，还留用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等人充当军事顾问，这就不属于利用俘虏而是包庇重用战犯。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八路军中的反战同盟成员又积极投入对日军的招降工作。
在山东战场，刚由延安工农学校毕业不久的被派到青岛附近的原日军机枪手小林清，就以八路军翻译身份向他的老部队日军混成第五旅团的一个大队进行招降。
面对八路军的包围和小林清陈说利害劝降，西田中佐同意放下武器。谈判结束时，这个日军中佐突然问了一句∶阁下是日本人吧?小林清自豪地回答说∶我是日本人，同时也是八路!
抗日战争结束后，一批转变立场被称为日本八路的战俘回到日本，还有一批技术人员留在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也相继回国。
战后的日本政府在美国控制下，根据防范赤色分子的要求，对中国共产党教育过的回归战俘都加以监视，在就业方面百般刁难和歧视。
例如反战同盟的骨干成员、写过《八路军的日本兵》一书的杉本一夫回到日本后，常年找不到工作，直到八十高龄还在烧锅炉，收入属于社会上的低等层。
杉本一夫却坚持参加中日友好活动，坚决反对日本右翼为侵略翻案，一直得到中国人民的敬重。
日本投降后，1945年8月30日，在延安的日人反战组织举行了归国出发大会，在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致敬信中这样写道∶
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将进入崭新的阶段，不是过去的被侵略和侵略的关系，而是友好和互助的。但是，这种关系之是否出现，决定于日本人民是否能够创造和平与民主的日本。
日本战俘归前的这封信发出至今已有几十年，我们今天再来重读，还会感到其认识的深邃，并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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