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年初，原第八机械工业部第一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黎玉病重，中央领导人在听说消息后，还专程到医院慰问。
当时，黎玉饱受尿毒症的困扰，不过，在他的心理，却有一个积压了几十年的包袱，始终难以言述。
事实上，也不光是黎玉，也有不少人对黎玉的这个包袱心知肚明，因此在黎玉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当时的山东省委在经过调查后，特意起草了一份报告，即山东省委关于对华东局1948年对黎玉所作错误结论进行平反的报告。
1986年3月13日，中央批复山东省委，同意了他们的报告，撤销了华东局扩大会议《关于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的决议》中对黎玉、林浩所作的错误结论部分，为黎玉恢复政治名誉。
事情还没有完。
2012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对黎玉60年前在上海撤职一事进行了复查撤销1952年2月29日中共上海市委关于给予黎玉同志撤销职务处分的决定，恢复其政治名誉。
至此，黎玉所受的冤屈才彻底洗清。
那么黎玉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还要从他参加革命说起。
一
黎玉原名李兴唐，山西过崞县人，1906年出生，读中学时便受进步思想熏陶，1926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多年革命生涯，黎玉曾出任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中共河北省石家庄中心县委书记，直中特委书记。并在1933年临危受命，出任唐山市委书记。
1936年4月，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委派，黎玉从河北调往山东，出任山东省委书记，恢复当地被破坏的党组织。
在山东的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最早可以追溯到1921年建党时，王尽美、邓恩铭是其中杰出代表，然而因为地处北方，山东党组织曾多次遭到敌人破坏，特别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导致了山东党员骨干牺牲众多
1933年7月，山东临时省委遭到敌人破坏，与中央的联系也完全中断，当时山东各地的党组织也都失去了统一的领导，至1935年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成立，才基本的改变了这一局面。
1935年12月，时任中共山东工作委员会书记赵建民风尘仆仆的赶往濮县与河北省委代表、直南特委书记黎玉会面，汇报山东党组织的情况，山东省党组织才与上级取得了联系。
考虑到山东革命形势的需要，北方局派黎玉赴山东筹建山东省委。
黎玉到山东的时候，面对的形势可以用萧条来形容，他骑着自行车从河北赶赴济南，而留给他的办公地点却是一处坟场。
不过越是艰难的时刻，越是能凸显一个人的能力。
黎玉赴任山东后，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就与在山东各地的党组织都取得了联系，一些党组织破坏严重的地区，也都被黎玉派出代表恢复，党的队伍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西安事变后，黎玉利用良好的形势，进一步扩大了党组织在山东的影响。
至1937年7月抗战爆发，山东党员的数量已经达到了2000多人。
1937年9月，日军自津浦路南下入侵山东，时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渠不战而退，面对此情形，黎玉领导山东省委除广泛发动群众外，决定组织抗日武装和发动抗日武装起义。
此举为后来在山东创建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8年2月，鉴于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展的需要，山东省委决定由书记黎玉赴延安汇报情况，并请求延安派出大批富有政治、经济、军事的干部进入山东。
山东根据地的发展至此进入一个高潮。
山东省委改组后，郭洪涛出任了省委书记，后来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后改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由中共中央领导，郭洪涛、张经武、黎玉为委员，郭洪涛任书记。
二
应该这么说，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扩大，离不开黎玉的贡献。
当然，更为值得肯定的是黎玉的品行，中央派出干部到山东后，黎玉逐渐退居副手，尽管只是配合工作，却从无怨言，兢兢业业的工作。
1943年3月，中央决定山东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后来罗荣桓出任了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黎玉任副书记兼副政委，两人始终配合默契，从无龃龉。
那时，罗荣桓身体很不好，黎玉十分挂念，因此在工作上难免多分担一些，但他并无怨言，反而还对人说：
“罗政委身体不好，一些具体事情，我应多做点。”
也因为过度操劳，黎玉身体也很不好，有时工作到深夜，还常常累昏过去，不得不戴着健脑器。罗荣桓对黎玉的身体健康情况也很关心，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经常让他的夫人林月琴大姐做点好吃的请黎玉同志去吃。
黎玉工作能力出众，为人谦虚好学，很能团结人，在山东威望很高。
至抗战胜利时，山东根据地已经发展到12.5万平方公里，人口2400万，党员发展到20余万名。
1945年10月15日，山东军区为了贯彻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抽调了七万主力分陆路水路两路开赴东北，同时还抽调了6000余名干部。
罗荣桓走后，陈毅率领新四军军部进入山东并兼山东军区，同年12月，中共中央华东局成立，饶漱石任书记、陈毅、黎玉任副书记。
不过，因为饶漱石并未第一时间赴任山东，而是赴北平参加军调，因此山东的工作，则由黎玉负责。
1946年5月4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即五四指示。
根据中央“五四指示”的精神，黎玉领导华东局做出了《关于实行土地改革的指示》，即九一指示。
应该指出的是，“九一指示”完全是在“五四指示”的精神指导下做出的，后来在山东根据地内贯彻执行很有成效，从这方面去看，黎玉是有贡献的。
可没想到的是，1947年6月，饶漱石一回到山东后，就批评“九一指示”，不久之后，康生也来到华东局，两人在这个观点上达成了一致。
黎玉后来回忆：
“饶漱石和康生并非不知道当时的土改形势，康生在延安还参加了《五四指示》的起草工作，但是，他们一到山东，就说《九一指示》是错的，说山东党是‘富农党’，搞的是‘富农路线’。”黎玉对二人的这种说法给予了当面反驳，但二人依旧无动于衷，我行我素。”
主持工作的黎玉以及一大批山东成长起来的党员干部都受到了批评，这其中还包括了曾做过胶东军区政委兼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政委的林浩。
黎玉头上被扣了十多顶帽子，诸如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和地方主义以及拒绝华东局领导等等。
等于说，黎玉过去十几年在山东根据地的贡献被完全抹杀了。
在大鲁南会议后，黎玉除了负责的支援前线的工作外，其余工作都被暂停了。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黎玉当时任中央候补委员，本来也是有着参会资格的，但因为以上原因，大会做出黎玉“停止到会”的决定，成为党史上的一大憾事，后来大会结束时，还通过了《关于黎玉问题的决议》。
三
黎玉并不是没有争辩过。
在华东局负责人的小组会议上，黎玉就进行过争辩，但始终无济于事，当时同样遭到批评的林浩等一批山东领导干部，希望黎玉能够顶住压力，甚至希望他能够到中央去继续申辩。
可最终黎玉选择了默默承受，并在公开场合做了违心的检查。
后来有人问黎玉，为什么不同康饶二人斗，黎玉坦言：
“首先，是战争大局的要求。当时，正值粉碎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关系到全国战局胜败的关键时刻，必须全力以赴共同对敌，不允许我们内部有任何摩擦产生；
第二，我当时担任华东局副书记、山东省主席、新四军副政委、山东野战军政委，并兼管财政、粮秣、支前等多项工作，我只能从一切服从战争、服从领导班子的稳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第三，我长期在山东工作，山东的同志对我更为熟悉和信任，我的言行会直接影响下级的情绪；
第四，饶漱石对我的批判并非是同志式的、善意的，他们根本不讲道理。我也曾几次试图在华东局小组会上通过说明、解释、交流思想来达到互相了解、团结共事的目的，但是都被拒绝了。在那种特定环境下，如果我公开和他们斗争，势必会引起从上至下的内部斗争，甚至导致山东和华中两个地区间干部的对立。毫无疑问，这将会对战争极为不利，必定会带来更加严重的损失，后果不堪设想。古人有‘相忍为国’的道理，我为了避免内部分裂，确保战争的胜利，也只有牺牲个人以维护党的最大利益。”
黎玉以牺牲自己的名誉何一大批老干部的政治生命，换取来同志们之间的团结，保证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不光是黎玉，山东解放区为全国革命的胜利是有功劳的，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发动过四次大规模的参军运动，参军人数达58.9万多人；从济南战役战役开始到宁、沪、杭战役结束，山东解放区共出动民工173万多人，牲口5万多头，大车2.5万多辆，小车41万多辆，挑子14万多副，共运送粮食8亿多斤，被服36万多件，其他物资5300多万斤。
陈老总后来还说过一句公道话：
“我进棺材之前，忘不了山东父老。有人说山东党不行，我不以为然。淮海战役是打出来的，也是山东父老用小车推出来的，用担子挑出来的。没有山东党，老百姓这个觉悟是天生的吗？”
也因为这次批评，黎玉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事实上，网上很多人都提到过，说黎玉如果不受这次无妄之灾，能够评上将、大将，其实评军衔无非是因为黎玉曾兼任过军职，但实际上他的贡献很大，如果不是受批评，他在政治上还应该有更高的地位，不光是一个军衔的问题。
黎玉在建国后长期被降级任用，起初还担任上海市委秘书长、市政建设委员会主任，1952年被撤职，降为市委劳动工资处处长。
即便是后来高饶事件后，黎玉的问题也没能得到澄清。
无论是在什么岗位上，黎玉始终任劳任怨，团结同志，1953年黎玉调离上海到北京，离开之前市委劳动工资处的工作人员还依依不舍的送别他。
黎玉晚年时回过老家，当时有人就提出，希望他能够向中央申诉，但黎玉始终也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但他后来对人说：
“我相信党，相信群众，会实事求是地解决这个问题。”
1986年3月13日，中央正式撤销了华东局1948年对黎玉、林浩所作错误结论，并为他们恢复名誉，75天后，黎玉病逝于北京，享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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