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 怀 将 军
袁蓉芳
王健行将军担任福建省三明地区军管会和革委会(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主任时，我曾在秘书组工作，有幸聆听他的教诲，耳濡目染他的领导艺术。
1969年初，一个雨雪交加的上午，一位皮肤黝黑操着浓重山东口音的中年男子，送来一封他致王主任的万言书。我细读了这封信并查阅他的档案后向将军汇报：“董义民，男，山东人，参加抗美援朝时立过战功；转业前后犯过错误，从三明市总工会下放到雪峰农场劳动时，帮他带孩子的侄女不慎失火，烧毁了工棚……董义民被勒令退职回原籍，靠卖唱、变魔术等养家饲口，当地把他当作坏份子而加以管制。他要求重新审查他的问题，妥善安置。”
王主任听完我的汇报后指示：“你先到老董一家暂住的地方去看一看，后同总务组的军代表商量一个方案，采取相应措施解决他们目前的实际困难；待到企业单位的负责同志上来汇报工作时，你见机行事，同他们商量先给老董安排一个临时工……”
我完成任务后，王主任还一直记挂着此事，为董义民正式恢复工作，最终享受离休待遇奠定了基础。
在那“丘八管秀才、老粗管政治”的年代，作为“臭老九”和“三门干部”的我，不得不谨小慎微。当党的“九大”在京召开时，我接到省革委会的电话，要我们汇报三明地区高级统战对象对“九大”的看法。因为他们正在被隔离审查，我难以独立完成任务，便去请示刚从××县提拔上来的中层领导，他大声把我训斥了一顿：“什么统战不统战，都是乌龟王八蛋，你管这个鸟事干什么?”我正在手足无措时，王主任从办公室出来，严肃地批评他之后对我说：“统一战线是我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你可以叫我区高级统战对象所在单位的军代表帮助完成任务。”
首长的信任和支持激励我大胆工作，但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我开始忘乎所以，全然没有警惕自己可能犯错误。
大田县召开首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份子代表大会时，领导派我下去祝贺，参加主席团，并抓典型材料。大会开幕前夕，县革委会主任、武装部部长朱德英嘱我撰写《大田县路线斗争报告》，我以为自己早在参加四清工作队时就当过秘书，这些年来已经写了不少颇受欢迎的官样文章，成竹在胸，于是欣然命笔。这个《报告》，后来作为学习材料，印发给了该县有关部门。
回到三明，我向领导集体全面汇报了大田县的情况，领导们对我的工作成绩给予了肯定。不料，当我补充汇报写路线斗争报告一事时，王主任的脸色铁青，他大发雷霆：“难道你的路线斗争觉悟比大田县的同志都高吗？你事先不打电话回来请示就擅自替人写这个报告，现在还不知道有没有产生后果？下午，你先向宋顺义政委作口头检讨，而后作书面检查……”
是日下午，我把中午写的“书面检查”面呈宋政委，并表示了如下决心：
1．严守纪律，拿不准的问题要及时请示，掌握的情况要如实汇报。
2．说话和处事不能单凭动机出发，要力求动机和效果的统一。
宋政委看过我的检讨后，勉励我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又过了三日，我在食堂吃早饭，王主任招手叫我过去，夹了一块他从福州带来的大头菜给我下饭，饶有兴趣地对我说：“你曾经综述报刊关于清官和贪官的讨论，说一个是杀鸡取卵，一个是养鸡生蛋，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不同意这个结论，因为杀鸡取卵事物已经静止，而养鸡生蛋事物还在发展，两者不同。你说呢？”
王主任没有再提写路线斗争报告的事，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但教训却是深刻的。
过了不久，三明地区召开首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份子代表大会。大会秘书处的主要文字工作由李正华同志负责，我依然承包大田县的典型材料。大会结束前一天，突然通知老李返榕参加学习班，因为他原任福州军区皮定均副司令的秘书。鉴于与会的工农兵代表文化水平不是很高，回去传达不无困难，领导原先指定李正华撰写1．5万字左右的传达汇报提纲，打印之后人手一册带回去，情况突变，领导决定李正华把材料移交给我，由我代笔，我最终完成了任务，王主任很高兴，再次告诫我一定要谦虚谨慎。
王主任严于律己，平日吃食堂和大家一起排队买饭菜，到各县社视察从不接受宴请；每周五下厂劳动总是身先士卒，拣最重最脏的活来干。他充分信任长期在地方工作已在革委会担任副职的老干部，让他们有职有权；对于那些没有历史问题的所谓“走资派”，他敢于拍板让他们“解放”出来工作，受到大家的交口称赞。
为了促使我在政治上加快成熟，领导决定让我到农村去劳动和蹲点调查。出发之前王主任找我谈话：“毛岸英同志从苏联回来后，毛主席曾叫他去农村补课，向农民学习。地革会准备派人到清流县余朋公社去蹲点，你先到那边去劳动，而后同他们一起进行调查研究。你下去半年，最多不超过一年……”过了5个月，王主任到清流余朋去视察，我正在田间劳动。夜里，公社通知我去开会，王主任告诉我：“据公社革委会主任邹德辉说，你向农民学会了用牛犁田，体会到叫人下田自己要先脱鞋，只有经过摔跤才能学会走路……公社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去县里开会时，曾经委托你来主持过一个星期的工作，你带防保院医生走遍了这个公社的每一个自然村，给公社领导提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这些成绩都应肯定。但你下来的目的是劳动锻炼和蹲点调查，今后不宜再来代理他们的工作。”我点头称是。
邹德辉同志每月工资47元，多子女，老婆没有工作，生活很困难。王主任托我转送50元钱给邹，邹说：“王主任的工资收入也有限，家庭经济困难的基层干部不少，我不能收受领导给的钱。”我说：“你不收，我会挨批评。”邹德辉最后收了10元钱，我只好把40元钱还给王主任。
又过了一些时日，王健行同志调到第二十九军当军长了。我回三明开会，宋政委告诉我：“已通知你回来工作，但丛建大(清流县革委会主任、武装部政委)政委想把你留在县里，我说恐怕留不住，他说他要动员你留下。”我立即恳求宋政委：“我感到自己不适合从政，既不愿留在清流，也不想回地革会工作……”
离开清流后我在工厂待了几年，便调到福建省科委办杂志兼当秘书。王主任早已回到福州军区担任副参谋长，假日和节日我常去他家面聆训诲。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新华社、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厦门大学等12个单位先后来函来人商调我，何去何从？我向王将军请教。他不假思索地说：“你比较适合教书和当记者……”
我终于来到厦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任教，并且一直兼当记者。我虽然和王将军身分异地，但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健行将军已经作古，他的教导和关爱我永志不忘。安息吧，敬爱的首长!
写于2004年
（选自袁蓉芳著《史沫特莱为何惊奇 新闻采写教学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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