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之一。2000年,凤凰卫视推出纪录片《世纪行过:张学良传》。缄默半个世纪,百岁老人的口述影像突然出现在荧幕上,迅速轰动华人世界。
为了完成这部纪录片,台湾资深媒体人郭冠英花费十年,准备、研究、思考和待机,成为张学良的忘年之交。
不久前的第五届两岸媒体人峰会闭幕后,他向我们讲述了“世纪”之后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仅是一部纪录片的幕后,还饱含着一位台湾资深媒体人从“偷偷爱国”到“公开爱国”的“中国心”。
◆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和杨虎城
PART 02
“用手摇开了历史”
独立思考的郭冠英,真正走入历史、认识真正的张学良,则是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担任访问学者期间。
他回忆那段关键时期,“在伯克利大学的中国图书馆里看到很多中国近代史的书,我的观念转变了。张学良悲剧英雄的形象在我的脑中不断扩大,在那一栏栏的活动书架间,我用手摇开了历史。”那是1983年,郭冠英的女儿刚刚出生,儿子仅仅两岁,他说,“当我读到杨虎城全家被匕首杀死,八九岁稚子都不能幸免时,我眼泪夺眶而出。”
从图书馆的中英文书籍间蓦然回首,想起在好友家碰面的张学良,他意识到,历史就在身边。可是当时的他只能把这些深藏于心,不敢外露。
时间也没有给郭冠英太多机会,1984年访学回台,进入台湾“行政院新闻局”短暂工作不久,他又被派到纽约,一去就是四年。
1986年,杨虎城的长子杨拯民去了一趟美国——经历西安事变后,杨拯民奔向延安,决心像父亲期待的那样,“拯斯民于水火之中”,因此逃过了被捕的命运。那年他到美国是为了参加一所大学历史系举办的西安事变50年研讨会,同在国外的郭冠英得知消息,想去见他,又怕被人说是去见“共匪”。犹豫不决时,他错过了这次机会。
1988年,郭冠英外派结束回到台湾。这一年年初,蒋经国去世,王一方的父亲王新衡也在前一年离开了人世。郭冠英迫不及待地劝说好友:“你父亲去世了,他说张学良把所有的故事都告诉他了,但他来不及留下这份记录就走了……你有重大的历史责任,不容轻忽。”
王一方本是个爱玩之人,在他眼中,时不时出现在家中的张学良,只是一个“平凡的长辈”,一个“饭桌上谈笑风生、饭桌下与他儿子嬉笑玩耍的人”。
况且,当时外人拜访张学良,还没有那么自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王冀教授一直研究东北军历史,他的父亲王树常还是张学良的东北旧属,曾担任张氏父子的参谋长。王冀试图见张学良一面,始终不能如愿,据说上面传下话来:“有这个必要吗?”
完全是出于友情,王一方尝试着去牵线搭桥。终于,1988年10月,郭冠英第一次正式见到了张学良。他做了充足的准备,调侃自己“花的心思比追女朋友还要多”。结果如他所愿,一个懂东北、懂抗日的年轻人打动了耄耋之年的张学良,“他很喜欢我,愿意把他的故事告诉我。”
一老一少,往来逐渐密切。1989年3月2日,郭冠英陪同从美国飞来的王冀,一同走向了王家,这是张学良第一次约见比较“敏感”的外人。走在路上,40岁的郭冠英想到自己将“面对历史”,难掩紧张和激动,他在回忆文章中将这次会面称为“一生难得的机会”。
王冀同样紧张,在王家客厅坐定,他还在怀疑,是不是真的可以见到张学良本人。黄昏时分,时针指向6点,门口传来东北口音,戴着墨镜的张学良出现了,身边还陪着70多岁的赵四小姐。多年夙愿成真,郭冠英竟激动地呆站了几秒。所幸,坐下之后,张学良兴致颇高,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这只是一次拜访,并没提起口述史或拍纪录片的事情,郭冠英只能用耳朵拼命听,“我很高兴,他没把我们当外人,但是又急,怕记不下来,怕漏了什么。以后的三小时中,老头像马克沁水冷机枪一样,一直连发个不停,连水也不要加。说得又生动,我要去记那些字、那些话,又要去记那些故事,又常常跳去记老头的形象,又不能笔记,真是脑忙眼乱。”
三个多小时的谈话后,郭冠英成了张家常客,他常常搜罗相关的文章、资料送给张学良。这其中,就有一篇题为《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的文章,张看了连连称赞“写得好”。
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大名鼎鼎的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此前,张学良看过唐德刚所作的口述史传记《李宗仁回忆录》,他评价那部书写得好,好在何处呢?张学良后来对唐德刚解释,他未见过李宗仁,但是他和蒋介石太熟了,“你笔下所写,李宗仁所说的蒋,就是百分之百的蒋,因为蒋正是这样的人。”
读罢唐德刚论“三位一体”的自己,张学良便告诉王一方,若唐德刚来,愿意一见。王一方不认识唐德刚,巧合的是,郭冠英却是唐德刚早年“在纽约认识的小老弟”。更巧的是,当郭冠英联系到唐德刚时,才发现他当时人就在台湾。
这是1989年的秋冬之交,接到郭冠英的电话时,唐德刚正在高雄,准备次日访问佛光山,并做学术报告。然而,一个“治史者”,遇见一个活生生的“造史者”,况且还是一个尚未完全恢复自由的“造史者”,当然不能错过。第二天,唐德刚就从高雄秘密飞至台北。这才有了后来唐德刚陆续访问张学良的11盘口述历史录音带,以及“一部未完成的回忆录”——《张学良口述历史》。
彼时,张学良与唐德刚,一个89岁高龄,一个年近花甲,一个东北口音,一个安徽乡音,两人耳朵还都不大灵光。陪同在旁的王一方对陈年往事兴趣不大,只能由四十出头的“小郭”负责“串场”。事后,“小郭”诙谐地调侃自己,“(假如)唐德刚是大将军,那么我等于是很有学问的小太监。”
◆1990年,郭冠英(左)陪同唐德刚(右)访问张学良(中)。
有一次,张学良讲到自己作的一首诗《谒延平郡王祠》,“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这是他1962年被幽禁时,经过台南的延平郡王祠时所作。延平郡王,即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
◆张学良最得意的一首诗《谒延平郡王祠》
念完诗,张学良问唐德刚:“我最得意后面两句,你知道这个是讲谁?”唐德刚不太明白张学良的意思,直接回答“郑成功”。张说,那你就不懂了。郭冠英以前听张学良讲过这首诗,马上把话题接住:“这是讲汉公自己啊。”张学良确是在讲自己,讲他最得意的东北易帜。他解释说,郑成功抗的“强胡”是荷兰,其“丰功”并不是遵从了明朝的正朔,而是将台湾入了版图;我也是这样的,我这个“易帜”不是尊奉了“中华民国”的正朔,而是在“确保东北入版图”。
以传记历史见长的唐德刚曾说:“写一个人的传,你要比他自己还要了解他。”从伯克利大学的活动书架,到引介历史学家们访问张学良,不知不觉,郭冠英对这位忘年好友的了解已经超过了很多人。
恰在这时,张学良走出了神秘的家门。1990年6月1日,在张群的坚持下,90位海内外名人作为发起人,热热闹闹地为张学良庆祝了九十大寿。他的名字不再是禁忌,郭冠英说,一时之间,张学良成了一只“历史的熊猫”。人们热衷谈论他,市面上有关他的书籍、戏剧、电影汗牛充栋,穿凿附会,却又百谈不厌。曾做过5年电视的郭冠英有了一个想法,是时候留点历史下来了,他想为张学良拍摄一部口述历史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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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21:00
我的中国心|“你忘了我是中国人”
——纪录片《世纪行过:张学良传》
和它的制作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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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北京日报
记者|杨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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