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1月10日，在江青等人的策划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以下简称《评》文）。该文成了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评》文认为《海瑞罢官》借古讽今，通过描写“平冤狱”为被打倒的彭德怀翻案，而剧中的“退田”情节，则是为“单干风”和“三自一包”做舆论准备，认为全剧实质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一、北京的报纸为何没有及时转载《评》文，以致毛主席放出狠话
《评》文发表20天里，华东几省市的报刊相继予以转载，但北京的报刊包括《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却没有一点动静？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的彭真，曾开会研究过是否转载的问题，认为《评》文无限上纲上线，许多观点根本站不住脚。还涉及人身攻击，而对方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于是，就把《评》文当成一般学术研究和文艺批评的文章来对待，要北京的报刊拒绝转载。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陆定一也认为，此文牵强附会，有挑起事端之嫌，支持彭真抵制。得知内情后的周总理立即出面沟通，说刊登此文是毛主席的意思。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不得不跟彭真说，顶不住了。于是，1月29日，《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同时转载了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次日，《人民日报》也在《学术研究》栏里全文转载。彭真仍试图把这场讨论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内，他亲授《北京日报》写下按语，强调要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人民日报》的按语是周总理修订的，也强调了“双百方针”。只有《解放军报》的按语提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其实，不仅仅是彭真，中央领导集体中的大多数，最初也不同意姚文的观点，在一段时间内都抵制了这篇文章。由于这篇文章是江青瞒着中央去上海秘密组织的，上海有关方面没有也不能向中央有关部门报告发表《评》文的背景。《评》文在《文汇报》发表后，毛主席就去上海，观察形势。所以，毛主席对《评》文的态度，起初大家并不确切了解，因而中央有关部门没有发出转载姚文的通知，所以全国报纸（包括《解放军报》）都未及时转载。毛主席指示上海出单行本，而全国新华书店不知内情，北京和全国许多新华书店又未及时订购。因而，毛主席非常愤慨，先前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判断，似乎得到了证明。
1966年３月２８日至３０日，在上海，毛主席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他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说由他三人担任主笔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毛主席还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说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的这一番话，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
二、吴晗为何要创作《海瑞罢官》
学习海瑞精神，本来是毛主席提倡的。毛主席在1959年4月上海会议上就提倡学习“海瑞精神”，要党内高级干部为了党的事业敢于讲真话，不要怕这怕那。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接受胡乔木的建议，写了包括《海瑞罢官》在内的一些宣扬海瑞精神的作品。从1959年6月开始，吴晗同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1961年，他又经过七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认为对教育当时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
毛主席爱看京戏。一次，他听了马连良演唱的《海瑞罢官》唱段后，笑道：“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也写得不错。吴晗头一回写京戏，就写成功了！”
三、江青组织写这篇文章有什么背景？
早在1962年7月6日，江青看了吴晗写的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就指出该剧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坚持禁演这出戏。江青敏感地认为，剧中的皇帝是影射毛泽东，海瑞则是彭德怀。江青就要求陆定一等人批判《海瑞罢官》，被陆拒绝。那时，对是否批判该剧毛主席也未置可否，甚至还提出来要保护历史学家。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的弦逐渐绷紧，特别是思想文化领域。毛主席对文化界非常不满，曾有过两次批示，而且一次比一次措辞严厉。1963年12月，毛主席说，文艺界的社会主义改造“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1964年6月，毛主席批示：全国文联所属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1963年5月，《文汇报》发表文章批判新编昆曲《李慧娘》和繁星（廖沫沙的笔名）的《有鬼无害论》，从此，开启了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文艺作品的风潮。
1964年8月，毛主席在《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这样，在全国出现了批判《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的高潮。
既然毛主席以为“修正主义”的影片可能不只这两部，江青马上“加码”，增加到十部。1964年底，还是中宣部文艺处长、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约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位正副部长座谈。她要批判的影片有《不夜城》、《林家铺子》、《舞台姐妹》、《红日》、《逆风千里》、《兵临城下》以至《白求恩》等。当时大家不太同意，认为要慎重。江青就到上海去，让上海报纸陆续批判这些影片。中宣部被迫要《人民日报》批判《不夜城》和《林家铺子》。
1965年，在全国点名批判那十部影片的高潮中，江青加紧了对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工作。她先在北京找了以评论《红楼们研究》而出名的李希凡，但李希凡以水平不够拒绝了。她又以指导京剧改革名义南下上海，通过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找到分管文化宣传工作的书记处书记张春桥，张春桥又推荐了《解放日报》的编辑笔杆子姚文元。鉴于中央书记处1965年3月初曾开会，要求大批判式的学术讨论要“降温”，为防止《评》文被干预而夭折，几个人秘密集中，一边学习明史，一边改写文章，前后用时8个月，九易其搞，最终出台。
四、《海瑞罢官》是否真有问题？毛主席为何会支持批判？
《海瑞罢官》酝酿于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写成于1960年11月，发表和演出于1961年年初，与彭德怀一案没有什么关系，也根本不可能为1962年的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鸣冤叫屈。
江青策划批判《海瑞罢官》，也不是因为该剧艺术上有什么问题，而是故意把“右派”海瑞与彭德怀混同，借题发挥，拨弄是非。
彭德怀的问题就是对“三面红旗”若干问题的看法问题，而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过“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并不算犯错误”之类的话（这等于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毛主席1959年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发动批彭的讲话）。毛主席始终维护“三面红旗”，认为中央集体在1962年（特别是七千人大会上）犯了“右倾”。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和在这以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曾严厉地批判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主要是批判了刘少奇和邓子恢。此后几年中，毛主席与中央其他一些同志之间，意见有合有分。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左”倾错误的发展，使他把这些意见分歧看得很重，愈来愈对中央集体不满，乃至认为中央存在两个“独立王国”，“出了修正主义”。
如今，《评》文以新的高度评价了“三面红旗”和充分肯定了对彭德怀的批判，曲折而深刻地反映了毛主席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间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曾经有过的意见分歧。这才是《评》文的要害。这样一个主题符合毛主席的意图，所以《评》文会得以发表。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各地的党报纷纷转载，一场超越学术争论的政治大批判在文化战线上迅速展开。
1965年11月21日，毛主席召集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到杭州，研究为几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写序言的事。毛主席在和几位“秀才”谈话时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主席的对《评》文的肯定，令江青大喜。她立刻将主席的评价分享给张春桥和姚文元，使他们倍受鼓舞，从而增添了开展新的大批判的力量。
附记:
1966年5月，《三家村札记》的作者邓拓、吴晗、廖沫沙被错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遭到残酷迫害。
邓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相当于副书记）。蒙冤受屈，无从申辩，于1966年5月18日给市委留书后自杀家中。
廖沫沙，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长。从1966年5月起，连续遭受批斗，1968年初到1975年，在狱中被关8年，后又被送到江西林场劳动3年。1979年初平反。1991年12月27日病逝。
吴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1969年10月17日被迫害致死。死前头发被拔光，其骨灰至今下落不明。
他的妻子袁震也于1969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养女吴小彦于1976年9月23日在狱中自杀身亡。
1979年7月，北京市委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平反，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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