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奥多·罗斯福
1910年 堪萨斯 奥萨沃托米
新国家主义
编者按：
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是二十世纪至今美国所有重大内政、外交政策的设计师。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和威尔逊的新自由主义塑造了当代美国的面貌。罗斯福曾担任过州议员、警察局长、海军部次长、纽约州州长等职。他既是警察、西部牛仔、战斗英雄，又是为永恒正义而奋斗的战士。罗斯福本人不仅博学多才，他的大门总是对知识分子、诗人、牛仔、艺术家和年轻记者们敞开。他是一个虔诚的共和党人。共和党哲学不是仅专注于精英政治和贵族政治，它还强调努力工作、不断进取、过道德和诚实的生活。其次，罗斯福是个带有浓厚色彩的国家主义者，而共和党人都是“美国至上”的国家主义者。
（演讲正文）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纪念争取人的权利、人类的提升的长期斗争这一划时代事件。我们的国家——伟大的共和国——除非她意味着真正民主的楷模，民有政府的楷模，并且终究是保障人人有机会一展所长的经济体的楷模，否则她一无是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历史现在是世界历史的主要特色。因为世界寄望于我们的民主，同胞们，你们不仅为了你们自己国家之故，肩负着表现出色的责任，而且为了人类之故，肩负着表现出色并且看到国家表现出色的责任……
在人类前行的许多阶段，劳而不获与不劳而获的冲突是进步的主要条件。在我们的当下，也就是自由人为获得并保有自治权利与特殊利益集团的斗争，特殊利益集团将自治之道变相成为挫败民意的工具。在每一个阶段，在所有情况下，斗争的实质就是平等机会，摧毁特权，并且赋予每一个个体的生活和公民权以最高的可能价值，无论于他自己也好还是于共同体也好。
对全体公民而言，实际的机会平等一旦我们实现，会带来两大效果。首先，每个人都有公正的机会竭智尽力，不依靠自己的特权也不受制于他人的特权而能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极致；并为自己和家庭获得他应得的。其次，机会平等也意味着共同体能得到每一个公民力所能及的最佳服务，而蒙受他人特权之惠的人则无法为共同体提供应有的服务。
国家效率有诸多要素。是广泛应用的节约原则的必然结果。最终它将决定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成败。国家效率不仅事关自然资源和人，而且同样事关建制。一个州必须为了该州人民而有效，国家为了全体人民亦然。对于违法者，尤其是富豪违法者，他们雇用狡猾律师为其出谋划策规避州法和联邦法，绝没有法外之地。如果立法机关未能恪尽职守提供国家的补救措施，以致国家行为纯粹是妨碍行使上述权力的消极司法，是何其不幸。
美国人民要求新国家主义是对的，无此，我们没有希望应对新问题。新国家主义将国家需要置于派系或个人利益之前。它不见容于地方议会试图将国家事务当作地方事务处理带来的混乱，更不见容于政府权力过于分裂带来的失能，这种失能使得有钱的特殊利益集团得以借助地方私利或法律花招令国家活动处于瘫痪。新国家主义视行政权力为公共福祉的管家。它要求司法机关主要关心人的福祉而不是财产。正如它要求代议机关代表全体人民而不是哪一个阶级或派系……
政府的目标是人民的福祉。国家的物质进步和富裕 ，只有在它们导向道德和全体公民福祉的时候才是可欲的。每一个男男女女诚实，明理，有高尚的理想，热心公共事务，——首先是齐家，养育健康有教养的孩子的父母，只有在其比例恰到好处时，我们的文明才算成功。我们必须有，——相信我们已经有了——基本的、永久的道德觉悟，无此，睿智的法律和法治毫无意义。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努力确保社会与经济立法，无此，纯粹出于道德鼓吹的改进也一定昙花一现……在个人生活中，不论我们如何诚实、正直，倘若我们没有像样的法律，没有像样的法治，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就无以进步。这是当务之急，但是它一定是构成好公民素质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归根结底，人终其一生最重要的一定是这些素质的总和，总体上说，我们称之为品德。如果一个人没有品德，再明智的法律，再大胆、有力的法治也无济于事。我们必须有像样的品德。这样才能首先在家庭中是个好男人，而后是个好父亲，好丈夫，最后才会是个好邻居。你必须有好的品德，你必须有能赋予具备那些素质的公民无可限量的发展机会的法律和法治。我国的首要问题是拥有这类好公民。为此，我们必须进步，国家公职人员也必须真正进步。
（正文完）
后记：
在1912年的总统大选中，罗斯福大肆宣传他在1910年提出的新国家主义纲领。他主张只有通过强有力的联邦政府，让行政部门成为“公共福利管家”，才能实现社会正义。此外，他还提出累进所得税、遗产继承税、工人工伤赔偿、规范女工和童工劳动、严格规范企业行为等一系列在当时看来非常激进的社会改良方案。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纲领和其后任威尔逊的新自由主义纲领有相同之处。就本质而言，两人同属改革派，都主张国家干预，建立社会正义，使资本主义更人道。罗斯福的进步主义观点带有爱国主义色彩。他承认垄断企业的现状，认为政府所要做的是规范和管理这些垄断行为。威尔逊则不同，他认为垄断企业已经控制了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只有摧毁垄断，才能回到自由企业时代，才能让大小企业公平竞争。尽管罗斯福充满活力和精神，但他并不是一个乐观的人，他的政治观点并非基于对人性的乐观看法。他认为个人的自私和私人利益不仅是实现公共利益的障碍，也是反社会激情和潜在社会冲突的根源。他劝诫人们追求更高的国家理想。但罗斯福从未认为，简单地让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或让他们快乐是社会进步的手段。对他来说，这些方法会导致唯物主义堕落，贪婪的富豪和嫉妒的大众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引发社会革命和国家灭亡。就像他自己一样，罗斯福从未完全信任他所认为的他人的基本本能。他永远无法在追求自我超越的美德时放松，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他人。
罗斯福的不幸在于没有一场战争可以让他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使他认为这是一个完美的历史时机，可以让他发挥英雄般的领导能力。他知道他需要一个巨大的国家危机，就像林肯在内战中的情况一样，来充分实践他的政治。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能成功地唤起人民和政党进行自我牺牲和英勇行动。无论他是否能带来永久性的政治变革，罗斯福几乎肯定改变了共和党的后续历史。以他的英雄美德和对唯物主义的放弃，他代表了一条美国保守主义所不走的道路。
威尔逊强调自由是追求社会进步的基本手段，因为他相信，人才不断从底层涌现，将确保社会的活力、增长和更新。与罗斯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威尔逊声称不害怕社会冲突，他把自私自利的竞争作为改善社会的最佳手段。他回避阶级政治，呼吁提升国家理想，他对革命前景的漠不关心让人想起杰斐逊关于用“暴君的血”浇灌“自由之树”的话。
罗斯福和威尔逊的政治哲学经过二三十年和平地锤炼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家。两次大战后，欧洲人开始瞠乎其后。
译者：英 责任编辑：棠棣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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