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180师人事问题的再探讨，师级军事干部呈现青黄不接的局面|军事干部|军长|副师长|参谋长|团长|旅长|独立团

180师的干部班子组成存在着四大BUG：一是师长专于政工而疏于军事；二是重点培养的副师长短期难挑重任；三是政委留守地方职能缺位；四是参谋长临战调入后勤打杂。以上因素共同构成了180师错失战机的内部人事问题。

本文重点叙述两名副师职军事干部，先来看副师长段龙章。

段龙章，陕西耀县人，出生于1921年。1937年10月从西安考入培养抗日青年干部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简称“民校“，自此参加革命。1938年3月参加牺盟会，同年10月加入我党。1939年入伍，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

1940年调任山西洪洞县游击大队，历任副大队长、教导员、大队长。1945年4月担任洪洞县独立团团长，在太岳19分区指挥下，参加了解放洪洞、俘山的战斗。1946年1月，洪洞独立团、临汾游击大队、洪洞县新兵营合编成八路军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警卫四团，段龙章担任团长。该团在上党战役中，曾俘敌1000余名，活捉了68师少将师长郭天兴。

1947年，晋冀鲁豫军区八纵24旅成立。智勇双全的名将王墉出任旅长，段龙章在王墉旅长手下担任70团的团长。1949年2月，24旅番号改为180师，70团改称538团，段龙章仍担任团长。1949年4月，太原战役后，段龙章因战功升为180师副师长。

抗美援朝五次战役时，段龙章担任180师副师长，因180师在撤退过程中损失极大，职务被调整为军作战处长，后担任军炮兵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校军衔，1959年晋升为上校军衔。1964年调上海警备区任炮兵主任。1971年9月因冠心病突发在上海病逝，时年50岁。

纵观段龙章的军事生涯，起点较高，但基层的历练不够。可能是因为属于有学识的青年培训干部，入伍不久即分配到洪洞县游击大队担任教导员（营级）。不了解山西抗日史的读者可以去了解一下牺盟会的知识，这是我党与阎锡山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期间两位山西籍干部薄老、徐帅的贡献颇大。

不过，段龙章在正团职的岗位上历练了整整四年，军事经验尚可。在这四年中，180师及其前身24旅经历了解放战争中山西的所有恶战，运城、临汾、晋中、太原战役四战打下来，从干部到士兵都完成了必要的淬火，段龙章也因战功擢升副师长。

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擢升的副师职的还有539团（原71团）团长北沙，前文说过539团是180师的头号主力团，北沙是第一任团长，北沙是1936年12月参加红军，资历比段龙章还要老一些，而且战功也更突出。1946年太岳军区一部南渡黄河接应李先念部豫鄂陕军区干部队，带队的就是团长北沙，北沙的夫人晓阳就是那时李先念亲自做的媒。

由北沙担任参谋长，而段龙章担任副师长，而不是反过来任命，可以看出，段龙章还是很受60军原首长器重的。后来北沙脱离原部队调往空军。

180师参加第五次战役前，军长韦杰曾带领一批师、团指挥员到南京军事学院短期集中学习，179师去的是师长吴仕宏、181师去的是师长王诚汉，唯独180师去的是副师长段龙章。学习归来，韦杰又带着各师、团军事主官到第一批入朝部队实习，这次其他2个师去的还是师长，180师去的还是副师长段龙章。

再来看一下参谋长王振邦的情况。

王振邦，1918出生，山西永济县人。1937年4月参军，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在山西抗日决死队第一纵队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后为太岳军区第一分区司令部参谋、浮山县游击队副大队长、浮山独立团团长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军分区警卫团参谋长，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第22旅65团副团长，14军41师121团团长，参加了太岳区抗日武装斗争和晋南，豫西，淮海，渡江，西南等战役。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第180师参谋长、副师长，参加了第五次战役，53年夏季反击作战。

在第五次战役中，王振邦按照师领导分工负责后勤，在被敌人包围的前一天率领师机关勤杂人员及伤员1000多人安全北撤，战后未受到处分。回国后，就读南京军事学院装甲兵系，1957年毕业。任南京军区装甲兵参谋长，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1955年授上校军衔，1962年晋升大校军衔。

根据王振邦的回忆文章，其能到60军参加抗美援朝，完全是因为时任41师师长的查玉升。抗美援朝开始后，查玉升就多次向陈赓要求入朝参战，作为查的手下得力团长，王振邦一开始就被查玉升打了招呼要带其去朝鲜。

1950年12月底，王振邦先被任命为180师参谋长，此时60军正在做入朝前的准备工作。 1951年1月，中央将准备入朝作战的一部分中高级干部集中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查玉升到高级班，王振邦到指挥班。3月，查玉升被正式任命为60军副军长。

查玉升和王振邦能到60军任职，原因是这两人都是前晋冀鲁豫八纵的人，和60军渊源颇深。八纵成立的时候，从陈赓四纵分出来一个旅即22旅（原军区独立旅）来支援八纵，旅长就是查玉升。后来，22旅又归建四纵，后发展成14军41师，另从冀鲁豫军区调来新的独立旅组成新的22旅（即178师）。所以，查、王二人对60军不陌生。

从军事履历看，王振邦和段龙章非常相似，都是37-38年间入伍入党的抗战干部，都是从地方部队一步步升级为主力部队，都干过独立团、警卫团，解放战争后期都是正规序列的部队团长，并在战后都因战功晋升为副师职。

但也非常明显，他们距离同一时期我军正师职干部的差距并不小。1949年2月，我军统一番号时，第二野战军、华北野战军共计五、六十名师长，绝大多数都有红军时期的经验，极少数抗战干部如马卫华、刘秉彦等也属于绝对出类拔萃者。王振邦和段龙章的资历和能力确实在此时不足以接任180师师长职务。

所以，郑其贵是在可供选择的军事干部缺乏的情况下出任师长的。不排除有让其在这一岗位上过渡一下的意思，给段龙章、北沙等人一定的成长时间，也许能摆脱目前青黄不接的局面。只是没有想到，朝鲜战争来得如此紧迫，180师干部队伍在没有捏合好的情况下仓促上阵。

客观来说，180师五次战役这一仗的难度大于同期撤退成功的12军91团和27军，后两支部队在三八线以南的位置虽然稍远于180师。但是91团、27军与上级的沟通没有问题，与兄弟部队的协同也比较好，27军更有20军的倾力接应。最重要的是，两支部队的任务很单一，就是后撤，而180师的总方向虽然是撤退，但兵团、60军又给了他们就地掩护全兵团的任务。

客观上，180师的确是为全局做出了重大牺牲，这一点必须承认。

但是，180师几名军事干部的搭配确实不够理想，没有一人能够在军事能力上让其他两人信服，导致了集体决策议而不决，最终只能以上级命令为准。此时，哪怕上级的命令再不合理，也无力做出有效的抗辩，这绝非能人贤士所为。试想，如果时任师长是军长的心腹爱将，且军事能力突出，能预见到被合围的局面，鼎力直陈或许能改变军部对形势的看法，从而改变自身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