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新四害| 纵容极端言论，就是在“养蛊”|政治性|极端化|极端言论|民族主义|网络新四害|网络暴力

近日，观察者网在微博发起主题为#反网络新四害#的投票活动，由网友评选出当代互联网“网络新四害”。最终经过网友投票，“网络谣言”“饭圈文化”“网络暴力”“极端言论”位列前四名，成为“网络新四害”。观察者网组织刊发系列评论文章，深入分析“网络新四害”背后的形成机制、传播规律以及深远影响，和各位网友一起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第一篇：网络新四害| 黄楚新陈智睿：网络谣言，被不断传播的“恶” 第二篇：网络新四害| 汪海林：挟持公权力围剿他人，饭圈已“遥遥领先” 第三篇：网络新四害| 徐文海：网络暴力如何成了“赛博刽子手”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羽龙禁】

从对个人的人身攻击、恶意辱骂，到对一个群体的集体性否定，还包括近年来公知、恨国党的所谓“批判”，以及极端民族主义言论，在网络传播时代，一个人似乎只要躲在屏幕后面，就可以“隐身”，尽情宣泄自己的不满，也让整个网络空间变得乌烟瘴气、戾气横行。

也因此，在观察者网关于“网络新四害”的评选中，极端言论也“榜上有名”。

网民们对极端言论的反感和警惕，说明其给网民们带来了入侵且存在很强的不适感。如果不认真对待，其未来势必如同“养蛊”一般带来持久的破坏性。

同时，因为其敏感性，对极端言论的处理方式，绝对不是单纯依靠政策或平台就可以完成的。可以换句话说，“网络新四害”都是社会问题，但极端言论更具有政治性。

极端言论的例子

如果要从概念上来定义极端言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言论表达中，表现出强烈的偏见、仇恨、敌意或过激立场，通常具有煽动性、对立性和暴力倾向。

极端言论往往在内容上存在极化、绝对化的观点，并常常通过过度简化复杂的社会、政治或文化问题，推动某一特定观点或意识形态，忽视或排斥其他观点。

这些言论往往出现在政治、民族、宗教、性别等各个领域，不仅具有情感上的激烈性，而且可能对社会秩序、民族和谐、国家稳定造成潜在威胁。

上文之所以说“养蛊”，是因为从表现形式来看，发布极端言论的人绝对不会单纯地就在某个领域中发言，他们往往呈现蔓延的态势，不断扩大自己的“话语领地”。例如，一个政治上极端的人，他往往会在民族、历史上呈现极端状态。所以，如果换个角度认识的话，极端言论的另外一种表述是意识形态对抗中的一个手法。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极端言论”就好比一个人生病，发烧仅仅是一个表象而已，一旦出现了极端言论，背后的极端群体可能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备了。所以，极端言论的背后往往透露着政治问题。

在我国互联网历史中，进入大家视野的、且较为典型的极端言论案例就是“精日”。“精日”的全称叫做“精神日本人”，是指在精神和物质上对历史和当代日本进行“病态性”崇拜的人群。这种“病态性”崇拜让这一群体肆意践踏和伤害民族感情，并以此为荣，而且部分群体确实与海外力量有深入联系，同时具备演化为“网络暴力”的能力和趋势。

例如在2017年，有人身着日本军装在上海四行仓库和南京紫金山拍照，刺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同时更让人警惕乃至于恐慌的是，他们还会“线下精准打击”，通过“人肉”的方式获取目标人物的个人信息，在线上散布有害言论、公开其个人信息、线下上门打击等。

极端言论的出现条件

深入来看，极端言论的出现不是某个要素导致的，往往是多种社会、政治、心理因素交织的结果。例如身份认同危机、技术更新迭代、某些极端人物的煽动、特殊事件或时机带来的群体情绪集体化、文化和价值观冲突等等，都可能成为极端言论的温床。而在真实社会中，上述要素往往是多个集中出现的。这里重点讲述3个要素，分别是群体认知习惯、技术对认知的改造和压力的催化作用。

认知模式的习惯——区别、刻板印象和情绪

“区别”是我们的认识世界的第一步。人类特有的认知模式，会让我们非常容易出现“区别”这一模式。当“我们”和“他们”这一概念出现后，才会出现更加清晰的概念甄别。可以说，“区别开来”是人类认识周围的第一步。

“刻板印象”是我们认知的模式之一。在我们的语境下，刻板印象往往被赋予了负面意义，但刻板印象客观上是每个人都存在的，甚至我们认知速度的提升是依赖刻板印象的。例如当我看到一个颜色艳丽的果子容易产生“它能不能吃”的想法，多次证明，很多颜色漂亮的果子都可以吃，这就提升了我们的认知速度。什么时候刻板印象会变为负面呢？直到我们吃到了一株颜色艳丽的毒蘑菇的时候。

情绪是我们对事物最基础的感知。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问题逐步出现，伴随着各种文化和价值观，群体不再单纯是一个“人群”，而是拥有着认知、价值观、群体特征的集合。价值被赋予的同时，刻板印象作为简化认知的模式被广泛使用。

随着需要认知的内容日趋复杂，情绪被强化。简言之，我们认识任何一个事物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代入，即“这个东西对我好还是不好？”于是乎，在这一认知模式下，所有的内容都会被网民们较为“简单粗暴”地基于“于我是否有利”进行看待。

综合一下，这就是社会极化问题中的“复杂-极端”解释假说。简言之，人们对某一个问题的认知越简单，就越容易出现极端的判断。相反，对某一个问题的认知越复杂，就越不容易出现极端的判断。而受限于我们的认知模式和认知能力，情绪化的认知会主宰着我们，从而我们就出现了极端判断的土壤。

技术带来的认知模式改造——输入、发酵和输出

技术是一个更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技术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会潜移默化“摘除”一些东西。

输入方式会潜移默化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举个例子，看报纸和看视频有什么区别呢？这都是在输入外部信息，最大的区别是报纸的载体是文字，短视频集中于逼真的、临场感的视听语言。报纸需要我们处理文字符号，多种文字依据不同的线索展开叙述，我们的大脑需要进行识别符号、识别符号后的意义、大脑中展开分析、推理、归纳、演绎、整合等一系列的思考行为，每多一重思考，也就多一重理性化判断。

相反，短视频不然，临场感首先会让我们忽略“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受众被“带走”的可能性远比文字要高，因为视频相比文字，更容易激发人们的刻板印象。

社交媒体的信息茧房、回声室效应会进一步发酵受众的观点。随着算法推荐的广泛使用、随着评论区的广泛互动和社交媒体的推动，受众会选择性接触喜欢的内容，同时选择性屏蔽不同观点，最终受众的信念和观点在一个封闭的信息环境中不断被强化和重复。

各种讨论区也会更加容易吸引同质观点的群体。传统的“算法推荐——受众”模式变为了“算法推荐——受众——讨论区”，人们为了寻求归属感，就会形成群体认同。同时，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个人无法处理所有信息，选择信任少数信息来源——比如讨论区大家的观点——就成为了一个重要选择。而讨论区内，不同观点交流受到阻碍，思想极端化和群体极化的土壤更加“肥沃”了。

社交媒体的深入客观上改变了传媒的格局。社交媒体兴起前，信息的输出来自于权威媒体，现在信息的输出主要来自于自媒体。如果单纯从“数量”对比，不足以过分焦虑。但如果时间足够久、关注话题足够深入，自媒体长期的耕耘和输出必然会逐步建立起属于它的“传播权力”。举个例子，权威媒体可能仅仅会提供给我们一个“新闻事实”，但自媒体的解读除了提供情绪价值，更提供了“权威解读”，即使这种“权威”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权威。

综合一下，从输入、发酵到输出均存在利于极端化判断的土壤，或者说已经改变了我们对一个问题的认知模式了。可以想象一下，早期我们接触一个事物，会全面调查各方资料和综合评估，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会选择上微博、小红书、抖音，先看某些大V的陈述，再看评论区的导向，找到自己认同的判断，再坚持这个判断。

事实上，我们的思考过程被不断弱化着，我们的判断不是自我产生的，而是外界给予的。因此，新媒体短视频让我们迎来“弱智时代”，似乎并不是一个危言耸听。

压力的催化和群体的效果

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会促使个体产生强烈的负面情绪，如愤怒、无力感、失望等。这些情绪往往推动极端言论的出现。在面临社会压力时，个体会寻找和自己有相同经历或观点的群体，从而增强归属感。当这些群体认同极端观点时，个体往往会受到群体影响，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极端立场。

这并非批评，而是人性使然，更是报团取暖的必然选择。权力是铁笼，每个人是权力的施加者，也是被施加者，人人都无法逃脱。当面对无形权力带来的压力时，群体必然会寻找一个看得见、摸得着，或者非常具象化的象征与标志展开批判。

所以，一个问题涉及群体越广泛，引发群体行为乃至于极端选择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在一个群体内获得了足够多的尊重、关怀、满足，个人和群体的关系就会更加紧密。依赖感的提升被赋予了新的生活方向和意义。同样的，假设这个群体是极端群体，极端个体需要在群体中获得认可和温暖，那么极端言论的出现一定是无法避免的。

“极端话题”背后的“治理真空”

很多极端话题领域都是敏感领域，或者说是无法大规模展开讨论的领域。如上文所说，极端言论往往出现在政治、民族、宗教、性别等各个领域，这些话题领域绝对不是“统一定调”或者“平台治理”可以完成的。

举个例子，如果放开“清史编写的困境”这一话题的讨论，能不能讨论出统一的结果不好说，但一定有一些民族和历史问题会被拿出来反复讨论。而大众认知不在统一的层次时，看待视角和期待的结果会完全不同，就会出现鸡同鸭讲的后果，撕裂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

因为敏感，所以回避；因为回避，所以成为了敌对力量的工作领域。“意识形态阵地你不占理，别人就会占领”，同样的，能不能占领、如何占领、谁来占领，远比“占领”更加困难。因此，这不是某个部门单纯可以解决的问题，更不是单纯依赖平台来处理。

如同审判一般，有的极端言论带有伤害人民内心的严重破坏性，必须予以坚决消灭。此类言论应当禁止讨论，什么都拿来讨论很可能带来的结果是什么都讨论不出来。同样地，有的言论看似极端，但不一定要被打为极端，甚至有的极端言论中存在着新的机遇。

例如，早期的公知言论存在了很久，各种对抗也存在了很久，真正呈现我方言论掌握主动权的趋势，并不是“辩出来的”，而是基于我们的现实和对方的现实共同作用而得的。现在此类言论已经不再是洪水猛兽了，消灭它们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做到让它们无法威胁。一旦无法威胁我们了，这类言论就属于被“观赏”和“嘲讽”的目标了。

不过需要引起足够重视的是，偶发的极端言论容易直接介入，但持久的、有组织、有规模的极端言论，绝对不要简单化为“网络事件”，那可能是政治斗争和国家安全斗争了。

但是，很多期待的结果不是“辩”出来的，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讨论，问题是谁来讨论？就是前面的问题，意识形态的阵地打算让谁、如何占领呢？

这里想单独指出学术权力的作用，因为国家权力和大V权力已经在这个领域了，而学术权力仍然迟迟没有进入。很多时候，国家决策和人民的理论来源是学术领域，我们不能盲目地、幼稚地认为学术是假大空。

同样地，学术权力需要下沉，不要研究玄之又玄的东西，更不要一天到晚创造一些奇奇怪怪的概念。立足于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是学术真正的关怀和令人无法拒绝的魅力。

学术是否可以建立权威，这一建构过程需要依赖国家权力和人民的权力，而国家和人民在应对未来危机时，学术的理论指导更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