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不是共产党员,他所做的一切,都只因为爱国。”吴石将军的长子吴韶成如此评价 父亲。吴石将军是国民党陆军少将,他虽在敌营,但有一颗红色的心。
然而,其实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初期,吴石仍站在反共立场,对蒋介石仍心存幻想,但当他阅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之后,他对共产党的态度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到抗日战争末期,他已经开始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情报了。
吴韶成对于父亲的真实身份心中早就明白,因为父亲不刻意在他面前避讳,而且有时还会让他收听记录解放区的广播内容。
可吴韶成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与父亲的分别竟来得如此仓促。
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部队大批撤退,吴石托在南京炮兵司令部的一位好友开车去接吴韶成离开。但吴韶成当时一心想看新中国的成立,所以坚决不肯上车。
吴韶成失去了与父亲团聚的最好时机,南京解放后,他彻底失去了父母的一切音讯。一天,他上完课照例打开自己的邮箱查看信件,里面放着一张小纸条,打开一看,上面写道:“解放后,有困难找何康。”
吴韶成认出这是父亲的笔迹,他欣喜不已,之后按照印象中的地址来到何康家里,从何康口中得知父亲、母亲带着小妹和小弟去了台湾。
当时大陆和台湾之间仍有联系,所以吴韶成并不担心与父母不能团聚,他安心地在南京住了下来。可到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他逐渐意识到自己与父母或许再不能见面了。
更令吴韶成崩溃的是,在不久后,他竟然收到了父亲的死讯。
1950年,吴韶成偶然从一份名为《字林西报》的英文报纸上看到了父亲在台湾遇害的消息。当时他还不肯相信,但当朋友从台湾也带回一份内容一样的报纸后,他终于确信父亲已不在人世。
除了伤心,吴韶成再没有别的办法。他将报纸上关于父亲遇害的消息剪了下来,仔细保存在自己的笔记本中,这一存就是一生。
不久,吴韶成再次从报纸上了解到了父亲遇害的真相。
原来,吴石抵达台湾后,就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利用职务之便,他收集到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可当他准备将情报送出去后,却发现台湾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已遭到了严重破坏。
因此,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十兵团在攻打金门时,由于缺乏军事情报而致近9000名指战员牺牲。同年11月,解放军攻打舟山群岛也受到了重大损失。
为了尽快恢复台湾地下组织,华东局领导派出长期在香港执行任务的女党员朱枫与吴石联系。
朱枫到台后就与上级“老郑”取得了联系,再由“老郑”联系吴石,两人才得以见面。通过朱枫,吴石将所得情报送了出去,一份《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还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然而,吴石和朱枫万万没有想到,帮他们连线的“老郑”竟然会叛变。
“老郑”真实名字叫蔡孝乾,曾参加过长征。1950年1月到3月,由于国民党的大力打压,蔡孝乾两次被捕,第二次他干脆叛变,因此供出了朱枫和吴石。
吴石在军中声望很高,因此他被蔡孝乾出卖后,还引起了台湾很大的轰动。一时“吴石案”被列为了台湾影响力最大的案件。
不久,参与“吴石案”审理的李资生就在香港的《新闻天地》发表了长文,吴石在监狱中的遭遇也被曝光在世人面前。
李资生讲:“严格地说,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吴石整天都很安静,几乎从来不见花。在白天光线照到狱中的时候,他就拿着书坐在阳光下看,若没有了光,他就躺在床上睡觉。
“吴石在保密局监狱度过了3个月零11天的痛苦岁月,因为遭受酷刑,一只眼睛失去了光明。”李资生说。
在吴石将军狱中的手记中,也可以看到这3个月零11天对他的折磨。他说:“随时被讯问,均是使人神经异常紧张,心境异常刺激。”每一次吴石受讯问回来,身上都会带着新伤,他被凌虐得非常厉害,躺在地上不能动。
后来,著名报人龚德柏也描写过吴石在狱中的遭遇。当时,吴石住在3号牢房,这间监狱不到5平方米,空气流通差,而这样狭窄的地方却关押了将近10个人。
如此一来,吴石睡觉也成了问题,他被挤得无法躺下,有时只能站立,一个星期下来,吴石血压增高到200余度。国民党考虑到这样下去,吴石有脑溢血死亡的风险,所以才对监狱进行了调整。
吴石在监狱外的家人无法得知里面的情况,因为他们也被国民党特务扰的不得安宁。
远在大陆的吴韶成自然也无法得知家人的处境,直到40年后,他与母亲、弟弟妹妹在美国团聚,才了解了当年的一些事情。
吴石牺牲后,他的部下吴荫先替他收殓了尸体,火化后把骨灰寄存在了一座寺庙中。当时,他的夫人也被抓到了狱中,家中只留下了16岁的女儿和7岁的儿子。
两个无依无靠的孩子也最终被赶出了家门,流离失所。后来,吴石夫人被释放出狱,母子三人生活极度困苦。迫于生活,女儿早早就辍学打工供弟弟上学,省吃俭用将弟弟送去了美国读书。
与家人团聚,吴韶成感慨万分,他想,若是父亲在天有灵,也会替他们感到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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