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吴钩
从王安石的初衷来看，变法的目标之一就是“富国强兵”。
宋王朝的国祚传至神宗时，已经距太祖开国百余年，国家承平日久，制度日久生弊，风平浪静的海面之下，潜伏着万千暗流，而最为迫切的危机有两项：军政不振；财政紧张。
今人说起宋朝，常以“积贫积弱”相形容。“积贫积弱”之说最早出自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的著作，《国史大纲》“两宋之部”的第一个标题便是“贫弱的新中央”，题目下分述“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亦称：“（宋王朝）养了武的又要养文的，文官数目也就逐渐增多，待遇亦逐渐提高。弄得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国家负担一年重过一年，弱了转贫，贫了更转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转这形势来。”
平心而论，宋朝的军事尚不至于“积弱”，否则，它不可能在五代十国的争乱中立国，也不可能在辽、夏、金、蒙古军团的车轮战中享国三百余年；宋朝的财力也决不是“积贫”，恰恰相反，不管是就财政收入，还是就国民收入而言，宋朝都可以说居中国历代王朝之冠。但是，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宋朝对夏关系处于被动、财政入不敷出，却是事实。这也是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原因。作为宋朝君主，他比任何人都希望国家变得富强。
不过，若说王安石变法的目标仅仅是富国强兵，那也未免太小瞧荆公了。王安石的偶像不是商鞅（尽管保守派这么诋毁他），而是孟子。孟子的社会治理理想是“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熙宁二年，王安石曾引用孟子之语，跟神宗解释设立条例司的初衷就是为了履行“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的王道。王道的理想也贯穿于王安石的变法中，比如“青苗法”的设计思路就如现代社会的农村扶贫贷款。徽宗时代，在“崇宁”旗号下，宋政府建成一套成熟的国家福利制度，包括福利收养（居养院）、福利医疗（安济坊）、福利性公墓（漏泽园）三个系统，按宰相蔡京的执政规划，各州县及规模略大的城寨市镇，均必须设立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这套福利制度也是孟子所主张之王道的落地。
所以，梁启超说：“俗士之论荆公，大率以之与掊克聚敛之臣同视，此大谬也。公之事业，诚强半在理财。然其理财也，其目的非徒在增国帑之岁入而已，实欲苏国民之困而增其富，乃就其富取赢焉，以为国家政费，故发达国民经济，实其第一目的，而整理财政，乃其第二目的也。而其所立诸法，则于此两者皆有关系者也。”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宋史研究学者李华瑞也将王安石变法划为两个层面：“一是当时最高统治者为改变长期积弱不振国势、缓和社会矛盾进行的一场政治自救运动，以富国强兵为主；二是一场士大夫们欲实践其回到三代政治理想的社会变革运动，……王安石执政以后采取的诸多新法和施政理念，贯穿了孟子政治理想的精髓。”
那么荆公的变法目标实现了吗？应该说，“富国强兵”的目标初步达到了。
先来说“富国”。变法之前，宋朝的财政收入总量尽管远超前之汉唐、后之明清，但由于财政开销庞大，入不敷出的问题十分严重；变法之后呢？元丰末、元祐初，毕仲游在致司马光的书信上说：“今诸路常平、免役、坊场、河渡、户绝庄产之钱粟，积于州县者，无虑数十百钜万，如一归地官（户部）以为经费，可以支二十年之用。” 元祐二年，户部尚书李常也说：“昔先帝勤劳累年，储蓄边备，今天下常平、免役、坊场积剩钱共五千六百余万贯，京师米盐钱及元丰库封桩钱及千万贯，总金银谷帛之数复又过半，边用不患不备。” 熙丰变法十余年，国家便积下一亿贯的财政盈余，足以支二十年之用。李常与毕仲游均是反对变法的保守派，不可能会夸大熙丰变法的业绩。可见王安石的变法已经解决了宋王朝的财政困顿。
再来看“强兵”。北宋自太宗朝伐夏失利，直至英宗朝，对西夏一直处于被动的守势，这一被动局势是在神宗朝扭转过来的。在王安石的支持下，种谔渐取横山，王韶开边熙河，取得了对夏的战略主动权。尽管元丰年间五路伐夏失败，但还是从西夏手里夺下兰州、米脂等城寨。至于后来的靖康之祸，实源于宋徽宗“联金灭辽”的致命性战略错误，与王安石变法无涉。
王安石变法在“富国强兵”层面上的成效，即便是那些对王安石变法持批判立场的研究者，也是不能否认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便说：“过去权威的说法认为，王安石变法因为遭到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阻挠而失败了。其实王安石变法根本就没有失败。如果我们理解到新法真正的目的是增收，那么，你就会发现它太成功了。……王安石和他的团队的确是理财的天才。”
但对王安石变法在“使民养生丧死无憾”层面的效果，却存在着争议。
保守派当然极力指控变法导致民不聊生，正如梁启超所观察到：“当时沮挠新法者，靡不言以新法之故，致小民颠连困苦”。今日研究者对王安石变法的批判，基本上都是以保守派的单方面指控为依据。但宋代保守派对新法的指控有没有夸大其词呢？这是一个问题。
梁启超即怀疑保守派其言不实：“使荆公之法而果为病民，则民当呻吟枕藉救死不赡之时，势必将铤而走险，荆公虽有绝大之专制力，安能禁之？乃宋自真仁以来，虽号称太平，而潢池窃发，犹累岁不绝，其椎埋剽掠于乡邑者，更所在而有。夫其前此固已募强悍之民，纳之于兵矣，而国内之不能保其安宁秩序也，犹且若此，独至熙宁元丰二十年间，举一切而更革之，而又以行保甲之故，不禁民挟弓弩，苟政府之设施，而果大拂民情也，则一夫攘臂，万众响应，其于酿成大乱易易也，乃不特不闻有此而已。即萑苻之盗，亦减于旧，而举国熙熙融融，若相忘帝力于何有。”
梁启超的质疑的是有力的。如果王安石的“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搞得民不聊生，那么在“保甲法”又允许民众拥有武器并接受军事训练的情况下，为什么未闻熙丰年间发生规模稍大一点的民变？
说到这里，顺便澄清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相信许多朋友都听说过：“宋朝是农民起义最多的王朝”云云。这一说法出自近代学者何竹淇的《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以下简称“何著”），据何著，两宋三百余年，发生了三四百起民变，频次不可谓不繁密。宋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民变，看看何著收录的几例我们就明白了：
例一：熙宁九年十二月甲午，上批：“闻德州界强盗数十发，沧州界有军贼号康太保者，结集逋逃近百余人，往来京东、河北将一年，劫略财物……”
例二：元丰元年十月壬寅，岳州言，贼詹遇与其党入金场，纵火杀人，劫掠财物，已遣捕盗官募敢勇士同力掩杀。
例三：元丰三年九月三日，陕西言，虢州等处捕获张晏贼徒光万等七人。
看出来了吗？哪怕是几个人落草为寇、拦路抢劫，都会被何著当成“农民战争史料”收录进来。神宗时代出现的所谓“民变”，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小股盗贼作案。
若问新法推行过程中有没有出现残民之事，平心而论，必定是有之。据宋人记载，元丰年间，京东路转运副使吴居厚行铁冶之法，“官榷其铁，且造器用，以鬻于民” 。为卖出更多的铁器，吴居厚动用了行政手段：“括民买镬，官司铸许多镬，令民四口买一，五口则买二” ；又“民间禁补修旧铁器，一一要从官买”。但这件事真实性如何，还不能十分确定，因为宋徽宗说：“事皆虚，当时不曾根勘，但人言如此耳。”曾布却说：“居厚京东之事，人人共知，恐不虚。”
即便吴居厚“括民买镬”之事完全属实，也只是熙丰变法的一个侧面而已。同样是元丰年间，王安石用一组诗歌《歌元丰》五首与《后元丰行》一首，记下了他在金陵的所见所闻：“家家露积如山垄，黄发咨嗟见未曾” ；“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 。若按王安石诗歌所描绘，元丰之时江南人家可谓丰衣足食。
退隐金陵的王安石会特别写几首诗来粉饰太平吗？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让我再引用对王安石变法颇有微词的陆佃的说法，作为佐证：“迨元丰间，年谷屡登，积粟塞上，盖数千万石，而四方常平之钱，不可胜计。余财羡泽，至今蒙利。” 大致来说，元丰可谓是丰登之年，是变法的丰收期。所以我相信，“吴儿踏歌女起舞”也是当时真实的社会侧面。
综合历史的不同侧面，我们相信，变法在“使民养生丧死无憾”层面的效果，显然不如“富国强兵”层面的效果，但也不至于如保守派所指控的那样，“致小民颠连困苦”云云。到了徽宗朝，随着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的福利体系建成，宋政府在“使民养生丧死无憾”方面的施政又提升了一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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