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新四军生产的“飞马牌”香烟，在日占区的黑市上，是仅次于黄金美元的硬通货，曾以100件香烟从日军手上换来了一艘炮艇。
1942年底，新四军2师入股淮南抗日根据地的群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了大股东。副军长兼第2师师长张云逸从上海找来专家，开始试产“神龙牌”香烟。
1943年3月，为扩大产量，群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与另一个烟厂合并，成立了新群烟草公司（山东青州卷烟厂的前身），并将原来的“神龙牌”香烟，改名为“飞马牌”。
那时候，位于敌占区南京、上海、北平的诸多老牌烟厂，由于原料采购太贵，为了降低成本，拼命往烟叶里面掺姜黄，以至杂料太多，生产出来的烟支稀松，不仅影响了口感，更弄砸了口碑。
话剧《茶馆》里面对此就专门提到过“哈德门”也算牌子了，可这烟太抠门，拿出一支轻轻磕一磕，就空出一大截……”
而新四军生产的“飞马牌”香烟，由于烟叶是自种，而采摘、运输、加工、生产又全由军人完成。这就省去了中间成本，所以下料非常厚道，因而口碑极好。
“飞马牌”香烟远销京沪杭，尽管是敌占区，可就连天津和关外的日军都专门派人扮作客商，前来解放区采购。
这也很容易理解，战争年代的烟酒远比很多东西金贵。
日军、伪军也是人，在那些朝不保夕的日子里，每天能抽上几支上品香烟，情绪价值瞬间拉满，对战争的恐惧也好，对家乡的思念也罢，随着嘴里吐出的烟圈，一切的烦恼都能烟消云散。
当时，在日占区的黑市上，“飞马牌”香烟堪比黄金。一根金条能够买到5盒盘尼西宁，而3条“飞马牌”香烟，就能换来一剂青霉素（盘尼西宁）。
新四军用“飞马牌”香烟换回的药品，挽救了成千上万名新四军战士的生命。
（图片为建国初期飞马牌香烟烟标）
由于日伪都很喜欢抽“飞马牌”，很多时候，他们就借着打击黑市交易，而从黑市上斩获“飞马牌”香烟供自己享用。
后来，黑市投机者们都学聪明了，把“飞马牌”外面又包了一层其他牌子的烟皮，买家只要伸出4个手指头，卖家就知道这是要买“飞马牌”。
如此一来，“飞马牌”香烟在敌占区，简直就成了紧俏物资。
由此，又催生了另外一个以货易货的方式——拿情报来换、拿军火来换。
有个伪军叫陆建华，这个人的名字可是上了《中国军事大百科》的喔！
第一次，陆建华把一个排的日伪军抢粮计划拿去黑市上与新四军的情报员交换，换回了几包“飞马牌”香烟。
新四军获得情报后，设下埋伏消灭了这股敌人。
于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陆建华的情报就这样源源不断地送到了新四军的手上……
随着陆建华的一通操作下来，黑市的情报交换，竟在短时间内成为了一条产业链，涵盖京沪杭地区，以及天津和关外。
就连重庆的军统、中统，汪伪的76号，也全都参与进来，各方势力都在这一市场上各取所需。
特别是到了抗战末期，眼见日本人要完蛋了，不仅伪军，就连日本人自己，也都或用情报，或用物资，甚至军火，与各方势力进行价值交换。
日军一支巡河小队，就曾通过中间人，在高邮湖，以一艘炮艇，向新四军换回了100件“飞马牌”香烟。
然后，新四军开着日军的炮艇，就在日占区里，专找日本商行征收抗日税，日本商行还不敢不交。
因为日本商人也知道，日军已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本文资料引自——
《中国烟草通志》中国烟草的红色记忆：马背上的随军烟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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