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曾思怡
深谙电商平台使用法则的消费者，在看中一款商品后，往往会截图、识别，同款产品的不同价格呈现眼前，几番对比后，为最低价买单。
若再细心一点，观察这些最低价产品的发货地，出现次数最多的是——河北。
不到50元的军大衣，十几块的鱼竿，个位数到手的T恤......“河北货”一次次刷新消费者物价认知，也让外省同行瑟瑟发抖，直呼“卷不过”，还有人“打不过就加入”，近年陆续有外地老板将工厂搬到河北。
但同时发生的是，低价对原材料和工艺造成限制，一些“河北货”价低质劣的言论也在散开；而低价对用工成本的极致压缩，也引发业内对产业工人收入水平、生存境况的关注。
事实上，河北还是“内卷”的诞生地之一。
上世纪80年代，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通过满铁的记载，在华北地区三十多个村落进行走访，发现随着人口越来越多，人地矛盾加剧，而有限的土地，在原有的土地耕作模式下，即便是每年多种一稻，边际效益会快速递减，在产量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当地人就会陷入自我纠缠。
因此，黄宗智用“内卷”来形容在社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们通过加大竞争，掠夺资源造成的内耗，导致每个人都比之前努力，但收获不增反降。
河北作为首都经济圈的成员之一，经济发展有待提升，当地就业渠道和民众收入亟待提高。
发展消费品制造业和电商产业成为河北必须抓抢的一环，即使外省同行直呼“卷得活不下去”的时候，河北县乡地区的工厂、小作坊老板和一线工人的回应是，“挣几分也是挣”“比种地强”。
以价换量
钓鱼佬的圈子有众多公开的秘密，其中一点是鱼竿选品，据说钓鱼江湖有个认知：山东威海发出的是好货，河北沧州发出的就要小心了。
在这背后，威海和沧州是我国鱼竿的两大产地，前者大品牌鱼竿厂聚集，产出的鱼竿走的是中高端路线，后者则承包中低端产品，近年以低价持续扩大市场份额。
不过钓鱼佬们不知道的是，为了迎合这个圈子的“刻板印象”，不少沧州鱼竿厂家们，在威海、北京租个地方，将产自沧州的鱼竿，绕道威海、北京发往消费者手中。
“物流成本仅需在原基础上提高1-3元，发货地址即变更为威海、北京，销量、身价齐涨。”沧州一鱼竿厂老板李可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钓鱼佬们没想到的是，在近年市场走低的背景下，威海的鱼竿厂家为了压缩成本，陆续迁至用地和劳动力成本更低的沧州，他们挑中的“威海货”，也许实为“沧州货”。
据李可介绍，沧州的工厂租金、用工成本普遍较低，这都是威海没办法实现的，“更何况，沧州不少鱼竿厂用的是自家的场地和房子，租金为0，如果是家庭小作坊，招工大都是同村家庭妇女或七大姑八大姨，农闲时侯过来挣外快，用人成本更低”。
以他的鱼竿厂为例，“作为源头厂家，地方是自己的，工人也是自己人，既为大牌做代工，也自产自销直接卖白牌，现在开始发展自主品牌了”。
这也是沧州鱼竿销售的主要方向，当地大部分鱼竿厂家和小作坊都是做代工，“也有加蹭大牌的商标，或者假货，少数为自主品牌，不过近年对三无产品的检查更严了，假货很少了”。
最近两年，在市场行情不好，业内总体以价换量的背景下，成本被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李可直言，近年国外汇率不稳，出口明显下降，当地早前干外贸的厂家大部分转内销，业内竞争更加激烈，“这两年沧州当地关门的鱼竿厂不在少数，我现在就是同类产品在业内打到最低，（一套鱼竿）以前挣几块，现在挣几毛也是挣，够支付工人工资就行了，所以其他同类产品厂家很怕我”。
“电商卷王”
不止鱼竿。箱包、毛绒饰品、军大衣、羊绒衫......在电商平台上，一众消费品最低价选项里，产地大都来自河北。
就连“电商之都”义乌也甘拜下风。有不少用户甚至评价：全国哪里的东西最便宜，三年前是义乌，如今河北也有一席之地。
在这背后，河北县域特色产业如火如荼，几乎县县有集群。公开资料显示，河北省年营收超过5亿元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达到333个，产业类型中，以箱包、童车、毛绒饰品等小商品制造产业占据大头，多数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技术水平要求不高。
“本身有产业基础，再加上2018年前后，市场就显露下行趋势，陆陆续续有河北老乡从外面的工厂回到老家，开小商品加工作坊，当地很多县城制造业规模近年明显变大。”
于先生是土生土长的河北人，现从事采购业务奔走于全国各地，在他看来，相较长三角和珠三角，河北在人力和土地成本上更具优势，尤其在近年欧美关税提高、内需疲软等背景下，企业成本缩减被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不止河北老乡，不少长三角、珠三角的工厂老板都陆续搬到河北、山东等地。
以人力成本来看。于先生举例，保定白沟箱包产业由来已久，以中低端产品为主，在全国名气和市场占有率颇大，近年量价承压的背景下，“老板会把订单分发到省内其他人工成本更便宜的农村，低的一天只需要十块二十块工资，这在江浙和广东工厂是不可能实现的”。
“像我们平时用的这种双肩包，一个熟练工，一个月撑死不会超过1000块钱。”于先生说。
王琦家在石家庄下属的一个村子，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大约在2018年前后，村里陆续开起编织品加工作坊，编好后卖给厂家，“男人们大都去外地了，一般是村里家庭妇女和中老年人在农闲时期过去打零工，挣到一点是一点，也算是多一种收入来源”。
这一现象印证了黄宗智关于农业“临时工”的一项调查，意即以家庭为单位的农耕群体，在正常的情况下全年用于农业的劳动时间假设是100多天，但因为这些时间是分散的，因此在剩余的200多天里，这些农耕家庭仍旧无法长时间离开耕地，因此会主动接纳一些基础的手工工作，以维持日常开支。
与此同时，为了打出更低价抢占市场，工厂老板们不仅在用人、用地上尽可能缩减支出，也大幅削减自己的到手利润。
“我们当地一半的人都在做包卖包，有个开厂的朋友，一个包就挣几毛钱，不过可以从早到晚发货；还有的走更大量的，一个包就挣几分钱。”白沟当地人安海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网上说河北人赔钱卖货，倒不至于，但是确实挣得少，不过挣1毛钱、几分钱，也是挣。”于先生说，河北电商起步晚，很多老板就用低价抢占市场，只能砸钱换流水，还有的为了电商平台曝光率，前期赔本卖货。
这种产业发展模式，为什么发生在河北？或者说，为什么河北成为”电商卷王“，而不是土地和人力成本同样较低的中西部？
地理交通或是主因。于先生认为，河北地处华北平原，交通优于大部分中西部省份，村庄与村庄之间密集度较高，且当地人也不太喜欢出门打工，劳动力集中度也较高，“山东也类似，所以电商平台上能打出一些消费品类最低价的，往往是这两个地方”。
河北、山东、河南正是黄宗智当初调查那三十多个村落所在的省份。
低价之争
不过，价格战发展至今，从宏观层面而言，对产业发展是一种伤害。
短期来看，厂家打价格战，似乎利好消费者。但是长期来看，不健康的低价竞争模式，对企业利润和劳动者收入的剥削，可能导致消费疲软、产业升级滞缓甚至劣币驱逐良币等结果，于各方不利。
经济观察报近期发文指出，通观近年来的价格战，主流的驱动力并不是技术进步和管理进步，而是野心、贪婪和恐惧，价格战发起者和降价令下达者是野心和贪婪，不得不卷入其中的同行或供应商是恐惧。
“电商卷王”河北，也在遭受反噬。
社交媒体上，一部分网友将“河北货”视为价低质劣的代名词，于河北当地追求质量和品牌化的商家而言，面临的挑战也随之增加，类似沧州鱼竿绕道威海、北京的应对之策，长期来看也是一种不得已的资源浪费。
李可多次提到，鱼竿加工制造，技术和工艺门槛并不高，不论威海或沧州，只要在选材、制作工艺方面要求一致，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也无区别。
“我们厂里也给威海的大牌鱼竿做代工，但是一模一样的产品，不挂牌子，自己从沧州卖出去，就算价格更低，销量同样上不来。”
于先生一边吐槽河北老乡喜欢较劲、就是要用低价卷走同行，也同时深刻地知道，在当前市场背景下，电商起步慢于长三角、珠三角的河北，当地企业老板要么卷、要么关门，没有中间路线；而对于河北农村广大的闲散劳动力，低到让其他地区乍舌的工资，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笔农忙之外难以拒绝的增收选择。
不过也有一些新鲜的血液。
经营鱼竿厂快5年的李可，其实是个00后，虽然小学之后没再读书，这位年轻人在接手父辈工厂后，面临市场疲软、同业厂家陆续关门离去时，一边放低收入预期、以价换量，采取绕道发货的“商业策略”，以维持基本经营；一边探索细分赛道，瞄准利润较高的女性鱼竿小众市场，着手打造自主品牌，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红海里找蓝海，蓝海里找垂直，总有合适的。”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的李可、安海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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