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富顺知县陈锡鬯的非凡人生
刘 刚
陈锡鬯是清末富顺的著名知县,同时也是富顺历史上罕见的三任知县,曾分别于1878年、1889年、1902年先后任职,先后担任富顺知县15年,在富顺的名知县中堪称优秀。他鲜为人知的人生履历曲折多变,丰富而又充满传奇。
身出望族 结亲名门
1993年版《富顺县志》载:陈锡鬯,字洛君,江西新城人。江西新城即今江西省黎川县,位于江西省东南部,毗邻福建省,因黎滩河贯穿全境故称黎川。在新城西北部,有一大市镇叫中田(又名钟田、钟贤),陈氏家族是这里的世家望族。
黎川中田陈氏古宅
清初,陈氏家族由新城县城迁至中田。乾隆十三年(1748),迁居中田的第二代陈氏子弟陈道就高中进士,后成清代文学家、理学家。从此,陈氏家道兴盛,代代有贤能,一大批陈氏后裔先后获取功名,有的仕途腾达官居高位,有的诗文极佳名闻天下,时有“海内言桐城者,必并举新城”的说法。对此,民国《江西通志》载其“乾嘉道年间,一门七进士、九乡榜,为邑之冠,称望族”。咸丰九年(1859),曾国藩在他的散文作品《欧阳生文集序》中,提及清代中晚期桐城派姚鼐的弟子时,中田陈氏第六代“陈学受艺叔、陈溥广敷”赫然在列,并称他们为江西建昌府(新城旧属建昌府)的桐城学派,就连他好友欧阳兆熊的儿子欧阳生也拜“新城二陈”(即陈艺叔和陈广敷)为师。由此可见,“新城二陈”属当时占据文坛主导地位的桐城派的重要人物,引领着江西一带的文风走向。而在富顺大名鼎鼎的清末知县陈锡鬯即身出以“新城二陈”为代表的“中田陈氏”,堪称望族之后。
上文提及的陈艺叔(又作懿叔),是清代经学家,曾与族弟陈广敷(或广夫)同郭嵩焘、刘蓉、罗泽南等一大帮湖南名士多有交往。据陆宝千著《刘蓉年谱》载:“道光二十八年(1848)九月,(刘蓉)与郭嵩焘、陈懿叔游南岳衡山,岁且冬,游初毕,置酒驿亭,相与剧论而别,往返四十余日。按先生(刘蓉)与二陈相识时,曾讨论学术异同,治道醇杂,二陈大体近陆王一路,而先生笃守程朱之说。”文中交代“新城二陈”与刘蓉之间有学术分歧,但都属晚清桐城文派的重要代表而互有敬重,相互往来频繁并结为好友,这为陈锡鬯后来成为湘军名将刘蓉的女婿奠定了情感基础。据费行简著《近代名人小传·刘蓉》载:“(刘蓉)好才爱士,赣人陈锡鬯,方贫困,一见许其贤,招入幕,且以女妻之。”郭嵩焘《陕西巡抚刘公墓志铭》也载:“(刘蓉)女四人,长适世袭一等义勇侯曾纪泽,次适四川候补知县陈锡鬯,馀未字”等记述。由此可见,刘家与陈家不仅关系亲密,而且刘家的女儿还嫁给了陈家的后生,可谓亲上加亲。而青年陈锡鬯通过这种姻亲关系,与曾国藩的儿子、清代著名外交家曾纪泽遂成连襟,这在晚清是相当显赫的社会关系。
但从小受过良好教育的陈锡鬯并不张扬,没有留下多少能显示其家世及社会关系的文章典籍。令人欣喜的是,在日本汉学家竹添进一郎的《栈云峡雨日记》中,有一长段反映其身世的文字记载。那是光绪二年(1876),时任驻华外交官的竹添进一郎游历巴蜀,恰巧在成都与陈锡鬯相遇。从未谋面的两人似有一见如故之感,瞬间“肝胆相投,事辄咨询”,竹添进一郎称陈锡鬯为“西道主人”,他在7月4日的日记中写到:“江安知县陈锡鬯来访,风采蔼然,君子人也。其父光叔先生于书无所不窥,所著有《经义》若干卷。”陈锡鬯还给竹添进一郎讲,他的父亲在道光末年就“知天下且乱”,断言“惟楚材足以靖之”,并指出“盖楚材之尤著者,曾文正公国藩及弟国荃、左宗棠、胡文忠公林翼、罗忠杰泽南、李忠武续宾、李勇毅续宜、江忠烈忠源诸公。江罗二李皆善用兵,常以寡破众,胡、曾、左则有雄才大略,而曾学术尤优”。陈锡鬯在他认为的这个外国友人面前,毫不掩饰地展示了自己及父亲的人脉圈,也在不经意间泄露了自己的家世。当竹添进一郎离开成都时,厚道的陈锡鬯还一路陪送至重庆,分手时两人“相揖而祝曰‘一路平安’”,末了竹添进一郎还留下“别离已异域,音信着为通”的感叹。
日本人的《栈云峡雨日记》透路出一个重要信息,“光叔先生”是陈锡鬯“其父”。尽管“新城二陈”都具有竹添进一郎所描述的文坛影响力,但两人字号里均无“光叔”二字,这让陈锡鬯的身世充满迷雾。尽管笔者作此文前通过南京图书馆、黎川县文史爱好者及研究新城中田陈氏的学者等途径多方搜寻,可惜效果甚微。综合各方反馈的信息推测,日本人可能误记,或为“形”误,或为“声”误,即两种可能:一是行书体中“光”与“艺”容易误认,“光叔”可能为“艺叔”;二是“光叔”发音与“广敷(或广夫)”发音相近,“光叔”可能为“广敷(或广夫)”。从刘蓉与“新城二陈”的关系看,这个推测不无道理。究竟是“艺叔”还是“广敷(或广夫)”,一时无法下定论。
江西中田陈氏家谱•陈锡鬯(洛君)
2017年国庆前夕,黎川文史友人吴琪老师在无意中觅得黎川中田《陈氏家谱》。据该家谱载:“洛君,桐孙继子、稻孙三子,名锡鬯。监生,军功保举县丞,捐升知县,分发四川补用。历署新繁、犍为、成都等县知县,补江安县知县,调补富顺县知县,同知衔,升□府。大计‘卓异’,屡次密保记名简用。以山东赈捐报效,钦赏三代一品封典并加三品衔赏戴花翎。升补涪州知州,缘事被议。开复原官,仍留四川补用,补授达县知县,诰授通议大夫。生道光庚子十一月二十五,娶刘氏,湖南湘乡,原任陕西巡抚讳蓉之女。”
该家谱清晰显示,陈锡鬯(洛君)是陈稻孙三子,曾出继其伯父陈桐孙为嗣后。陈稻孙即陈溥,正是上文中的陈广敷(或广夫)。而陈溥又是陈道的玄孙,清代翰林院庶吉士陈兰祥的第三子。另据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熊撰文回忆,陈溥“兼工相人之术”且“推测皆验”,日本人在日记中所描述的神奇推断力非陈溥莫属。“百度百科”进一步介绍:“陈广敷(1805—1858)名溥,江西新城钟贤(今江西省黎川县中田乡)人……清文学家,理学家。著有《陈广敷遗书》48卷,其中较重要的有《陈广敷先生诗文钞》《霞绮集》《诗说》《盱江丛稿》等,性情豪迈,少从俊杰游。潜心研究经史,他的文章多理学及讲学之作,诗多道学气。”家谱还记述陈锡鬯妻子刘氏为“诰封淑人,生道光甲辰九月初七”,并与陈锡鬯一起育有繁生、湘生二子和三女,其中长女嫁贵阳“三大家族”之唐氏家族后人、“四川补用知县”唐我圻的儿子,次女嫁“直隶大兴四川补用知县署达县知县”韩姓知县的儿子。
如此,陈锡鬯的身世之谜得以揭开。
初任富顺 始问“段志”
富顺建县至清光绪初年止,已千年有余。一直以来,富顺盐业兴旺、经济发达、文化兴盛,被时任知县段玉裁誉为“典午(即晋朝)以后,才俊蔚起,文物称最盛。”遗憾的是,“民气和乐”“山气佳秀”的富顺县竟然“旧志苦无体例,且阙略不备,不足以论古证今”,于是段玉裁决定重修县志,竟“五阅月而书成”。该志体例严谨、资料翔实、文字优美,被著名学者梁启超誉为“方志中之表者”,成为全国“著名方志”,史称“段志”,其影响力堪比陕西的康海修《武功县志》(“康志”)和韩邦靖修《朝邑县志》(“韩志”)两部明代名志,连宋育仁修《富顺县志》(以下称“宋志”)时,也明确提出“踵段志而作”。
陈锡鬯为重刻本“段志”撰写跋文
陈锡鬯任职富顺县以前,曾任成都新繁县知县等职,对“段志”慕名已久。他这样描述自己对“段志”的仰望——“需次来蜀十余载,旧闻是志未获一睹,及莅此邦接见士绅辄加谘访。”急不可耐的陈锡鬯刚一上任便遍寻“段志”,成为南宋朱熹赴任江西“下车伊始问志书”这一著名典故的又一翻版。可陈锡鬯运气不佳,寻觅“段志”足足花了他四年的工夫,终于在光绪八年(1882)“乃得窥其全书”,阅后大加赞赏,称该志“出入班、马之间,而擅三长者也”。也许是出于对段玉裁人格魅力的钦佩和对其治县有方的景仰,加之寻找“段志”达四年之久方得一阅,陈锡鬯对志书倍加珍惜,“蔚为伟器”,决定重刻“以兴此志,共相流播”,并亲自为重刻本“段志”书写跋文,并落款“时光绪八年壬午后令江右新城陈锡鬯跋”,史称“光绪八年重刻本段志”。
如今,“乾隆四十二年原刻本段志”已踪影全无,唯“光绪八年重刻本段志”得以传世,不能不说陈锡鬯为富顺文脉的永续传承立下了不朽的功绩。更为可贵的是,陈锡鬯通过对“段志”的阅读、研究和使用,以志为鉴熟悉县情并从中寻找治县方略,他这种“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执政之风,在今天仍然有积极意义。
三任知县 政绩斐然
“宋志”载:“(陈锡鬯)四年四月由键为调任⋯⋯十五年复任,创办学田,裁减随粮浮征约银一万两有奇。二十八年署,二十九年升任泸州。捐银四千三百两,置公积堂业,每岁约收租百石,以年尽䉪赈贫民。”宋育仁用百余字,言简意赅地总结了陈锡鬯在富顺县的三个任期,文字虽短,但可看出陈锡鬯是一个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地方官。这里,笔者想特别提及陈锡鬯在文化教育事业上做出的业绩。
一是兴办书院。富顺从宋朝的知监周延儁开始,历任行政长官都崇文重教,宋、明两共中进士约200名,享有“才子之乡”的美誉。但明末清初的大动乱使全县人口锐减,文化教育遭受重创,直到清中期开始出现转机。时县境有县城的江阳书院(又名学易书院)、自流井的炳文书院(又名东新书院)和赵化镇的文昌书院等有名教育机构,以四书五经为教材,聘名儒为山长,有功名之学者为教习。在此期间,陈锡鬯不仅关心重视地方教育,还以知县身份兼任教习,亲自到书院讲课,为全县培育了大量士子。据“宋志”记载,光绪七年(1881)陈锡鬯为江阳书院“拨前令吴鼎立发当商生息本利钱一千串,十年(1884)又自捐钱一千串,均生息为院生堂课膏火,又添购书籍”。光绪十八年(1892),陈锡鬯聘任在家守制的名儒卢庆家为炳文书院山长,先后有百余人中秀才,十余人中举人、进士,培养出如谢奉琦、雷铁崖、李宗吾、张光厚等一大批近现代名人。在刘光第乡居守丧期间,陈锡鬯鼓励刘光第为家乡的文教事业作贡献,特聘其出任刚开办仅十年的赵化文昌书院山长。
富顺二中老校门(原官立中学)
二是创办新学。清末,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甲午海战的失利,发展新学培养新型人才成为最迫切的需要。在社会各界的推动和要求下,清廷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始,先后参照日本及欧美各国教育制度拟订《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和《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文风颇盛的富顺县毫不落后,也开启了废书院、办新学的改革之路,县内各书院分别改建为官立高等小学或初等小学堂。“宋志”云:“(富顺县)官立中学一堂,清光绪二十九年知县陈锡鬯奉文,委绅陈庆文、郭昌翰等于城北三里十字岭创修,三十年开办,专设中学未准。三十二始升中学。”文中所述“官立中学一堂”,即今天的百年名校、四川省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富顺二中。这是陈锡鬯在富顺任知县的最后一年为全县教育办的一件大事。
刘光第铜像
三是慧眼识才俊。光绪四年(1878),19岁的刘光第首次参加富顺县试,正巧遇上新知县陈锡鬯主持县试。清代科举考试规定“倡、优、皂、隶之子孙不能参加考试”,即从事歌舞、杂戏、差役、仆从等下贱职业的子女取消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由于光第考试成绩优异,引起同场考生的嫉妒,于是他们集体声言光第是“待诏”之子(旧时称理发师为“待诏”,光第父亲早年曾以剃头为业,时属下贱职业,实际并未规定手艺人的子女不能考试),无考试资格。陈锡鬯爱惜光第才华,把闹事考生训责一番,以“律例无禁考明文”驳回,将光第“拔置案首”(县试第一名),并勉励他继续努力以取更大功名。从此,刘光第视陈锡鬯为恩师,并在《送陈洛君先生序》中对恩师感激到:“先生县试首拔士,谬蒙期推,以训以养。”后来,陈锡鬯也乐意把刘光第视作爱徒,一直资助刘光第读书考试。当刘光第好不容易连捷成进士被授职刑部广西司主事时,却因家中贫困难以赴任。第一时间了解此事的陈锡鬯不仅自己每年出资100两白银,还积极联系自流井盐商刘举臣每年出资200两白银,共同资助刘光第在京城当官,极力帮助他去实现“振刷”朝纲、变法图强的梦想。
官场起落 病故他乡
陈锡鬯一生在四川做官,历新繁、犍为、富顺、成都、涪州、泸州等地,累官至知州,有得志也有失意,尝尽官场酸甜苦辣。
在任新繁知县期间,陈锡鬯留下不少德政,获得近代最早深入巴蜀游历的日本人竹添进一郎的赞誉:“锡鬯同治十二年署新繁知县,勤恤民隐,兴利除害,不遗余力。去冬交卸,士民联名请留任者数矣。格于令甲不获,回辕之日,争设红幄数十里以饯之,一时传为美谈。”竹添进一郎还在1876年7月19日的日记中感叹道:“盖数十年风俗浇漓,循吏不易得⋯⋯抑亦见古今世道之变也。”他觉得陈锡鬯是他心中的好官,特写下诗作《赠陈(锡鬯)明府》:“客里光阴亦惜分,每逢知己便论文。到门今雨心如洗,入室南风人欲薰。德政原从儒行得,颂声早藉口碑闻。庆云一片须珍重,燮理他年定属君。”诗中尽显不舍之情和赞美之意,称颂陈锡鬯有“燮理”(宰相)之才。诗的末尾,备注“陈有德政,详见《栈云峡雨日记》”。
竹添进一郎写给陈锡鬯的诗
光绪四年(1878)四月,陈锡鬯始任富顺知县。在任期间,“(陈锡鬯)居官勤慎,关心民瘼,创立三费局禁止胥吏勤(勒)索原告被告;创办育婴局、恤嫠(lí,寡妇)局(救济贫苦寡妇的慈善机构),使无依老幼得到养育;捐助书院膏火费,资助清贫学生⋯⋯十年(1884),富顺大旱,全县城乡共100余保,他向每保捐薪俸100串,使灾民普获救济。”良好的人品加上显赫的政绩,即使放至今天也可评为优秀县长甚至加以提拔使用,更不要说遇上爱才识才的时任四川总督丁宝桢。光绪十年(1884)十月,丁宝桢具折上奏朝廷,保举“四川盐茶道崧蕃、川东道彭名湜、候补道夏旹、雅州府知府崔志道、富顺县知县陈锡鬯、候补直隶州州判李盛卿、候选同知曾昭吉、四川候补巡检高启文”等八人“以备任使”,获光绪帝于十月二十八日下谕令“均著交军机处存记”予以准奏。在八人中,陈锡鬯是其中唯一的七品县官。
光绪十五年(1889),陈锡鬯由成都回任富顺知县。这一年,陈锡鬯连襟曾纪泽在缮录郭嵩焘纪念其岳父刘蓉的墓志铭时,在墓志后加了一段“附识”,除了补充介绍刘蓉妻子和儿女的情况外,还特别介绍“陈锡鬯历宰新繁、富顺、成都,以循著”。时曾纪泽任户部左侍郎,兼署刑部、吏部等部侍郎,属朝廷二品大员。两人虽贵为襟兄弟关系,倘若陈锡鬯政绩平平,恐怕这位有“雄才伟略”且“学贯中西”的晚清著名外交官断不会对这位七品知县有如此高的评价。
光绪十九年(1893),陈锡鬯获提拔任涪州知州。好消息让京官刘光第也兴奋不已,他连忙写信给自流井盐商刘庆堂:“十月内,奉到洛师书,知其已擢涪牧。”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这一年,以刚正敢言著称的晚清御史钟德祥奏“四川吏治蠹蚀污浊”,言“四川总督刘秉璋信用候选道徐春荣、署提督钱玉兴二人招摇纳贿,知县陈锡鬯等声名狼藉”,并“请饬查办”。光绪帝立即调派湖北巡抚、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驰驿前往四川确切查办”。其实,这类言官参劾是封建官场上常有的事,哪怕仅仅是坊间风闻,皇帝也要降旨究办。被参者若确系冤抑,据情回奏之后就没事了。经钦差大员谭继洵核查,陈锡鬯并无贪赃实据,只以“请补涪州知州、富顺县知县陈锡鬯习气太深、钻营最巧”上奏朝廷。后皇帝发谕令“革职留任”,而御史钟德祥也被人反告以参稿胁人索贿遭革职留放。
陈锡鬯的不幸遭遇,让一直敬陈锡鬯为恩师的刘光第颇为“抱屈称冤”。他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底写给自流井盐商刘庆堂的信中说:“成都及键为人均多言其好者,而新繁之人尤为尸祝(崇拜)。曾见其县之一人言:吾新繁县中,如有人说陈官不好者,旁边之人必要与之挥拳。其善政之留人心如此。”面对朝廷的处分和民间的“訾诋者”,一向正气的刘光第始终认为恩师遭人陷害,力主为恩师建牌坊以彰其德政,认为“诚乃堂堂正正,不为波靡;又复和厚可风,彼庸俗人情,固当如斥鷃之望大鹏也”。光绪二十二年(1896),陈锡鬯获开复补达县知县,刘光第由衷感叹“盖公道自在人心也”。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锡鬯第三次任富顺知县,不过还没等屁股坐热,很快就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被护理四川总督、布政使陈璚奏请补授泸州直隶州知州。光绪三十年(1904),陈锡鬯在泸州知州任上病逝。
人去声传 古县流芳
为表彰知县陈锡鬯为富顺人民建立的功勋,老百姓在县城西门外一个叫望神坡的地方(原富顺县计生服务站旁边)先后为陈锡鬯修建了一座德政碑和一座德政坊。
陈锡鬯德政碑
德政碑坐西南朝东北,至今保存完好。碑身主体由两块石板拼接而成,正面竖写“绩底和平”四个大字,碑左写有“县公陈君德政 公名锡鬯字洛君 江西新城人”,落款为“光绪十四年岁在戊子春正月閤县士民公颂”。
德政坊距德政碑约10米,横跨在旧时富顺县城通往自流井的石板驿路上,属四柱三间五楼式石牌坊,东西两面正楼下均阴刻“去思德政”四字。据文物部门测量,石牌坊面阔6.5米,通高9米,其正楼、次楼、边楼鳌角飞翘,局部纹饰简朴,制作雕刻较为精细,有沉稳厚重之风。石牌坊历经百余年风雨侵蚀,上面的字迹因石材严重风化而斑驳难辨,有的残损严重,有的已完全脱落,部分字迹结合相关资料可猜测补全。东面明次间阴刻有“岂弟君子”“廉明”“恭俭”三方匾额,两旁配楹联,内柱联:“能用猛乃能用宽,抚字勤劳,仁者襟怀儒者度;善筹兵更善筹饷,婴城固守;文臣经济武臣风。”西面明次间也有匾,明间还残存“民之父母”字样,其余均无法辨认,内柱联依稀为:“才毋逞,智毋矜,是西汉循良,五载共钦廉吏;和致祥,厚致富,看南州冠冕,双旌遥想能臣。”由于东西两面的外柱联已脱层剥落,仅有个别字迹残存,无法从整体上辨认。
陈锡鬯德政坊
从表面上看,碑与坊是地方士民对陈锡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旌表,体现出老百姓对他多年来治县理政且政绩卓异的高度认可和深深敬意。老百姓甚至不惜用《诗经》的至美名句“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授予爱护百姓、深得民心的陈锡鬯,流露出对这位离任知县的不舍之情与感恩之心。从另外的视角看,老百姓对优秀地方官的真心追捧,又尝不是对后继者的期许、激励和鞭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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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刘 刚(自贡市地方志办公室)
供稿:自贡市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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