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科举兴起后，中国人进入仕途有两种路径，一种是“正途”，也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体制内，另一种是“异途”，就是通过纳捐买到官职，也可以从军，凭军功谋得出身。然而，正途才是主流，异途出身的人发展前景受限，很难有大的作为。
古代的武官，大多文化程度很低，有许多甚至不识字，既通文理，又知兵事的儒将很少，而既能在战场上立下不世功勋，又能著书立说，或者留下传世名篇的，就更是凤毛麟角。有宋一代，仅岳飞一人达到了这种境界，终明一朝，也只有戚继光可称文武全才。而在清朝有一个武将，他不是“正途”出身，却武能跃马冲阵、斩将夺旗，文能诗文唱和、泼墨修书，还因军功被封果勇侯，绘像紫光阁，他就是被誉为“黔中三奇男”之一的清朝名将杨芳。
杨芳，字通逵，号诚村，贵州松桃人。他少年时家贫，却胸怀大志，刻苦读书习武，然而科举不利，他于是另谋出路，掷笔从戎，投身行伍。
杨芳进入军队后，因为有文化，就担任了文书，当时的清军名将杨遇春见到他后，发现他知书识礼，武艺高强，觉得这是一个人才，于是让他当了一个把总，随军前去镇压苗民造反。由于他作战勇猛，每战都冲锋在前，因功被提拔为守备。
从嘉庆二年开始，杨芳随领侍卫内大臣额勒登保进剿川楚教乱，转战于川、陕一带。他胆大沉稳，智勇过人，经常孤身深入敌后观察地形，侦查敌情，额勒登保能最终平定教乱，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杨芳提供的准确情报。
杨芳作战，素来悍勇果决，经常率小股精锐骑兵迅猛出击。在嘉庆四年的一次战斗中，杨芳仅带九名骑兵追击敌人大部队，他发现数千敌军正在渡河，便让两人回去报告，自己带剩下的七人呼啸着策马猛冲上去。虽然他人数极少，却以声势震慑了对方，敌军不敢拦截他们，反而争相夺船渡河逃命。五艘渡船因人数太多而负重不堪，杨芳立马江岸，弯弓射去，“每发一矢覆一舟，五发五覆”，他射出五箭，居然射沉了五艘渡船。敌人全部落水，在河里挣扎，随后大军赶到，将敌全歼。杨芳因此立下奇功，被连升三级，任两广督标参将。
第二年，杨芳再次仅率几十名精骑冲击敌方大队人马，造成敌方混乱，清军大部队赶到后趁机势猛攻，擒斩无数，他因此被赐号“诚勇巴图鲁”晋升副将。
杨芳的骁勇，朝野闻名，嘉庆帝对他也赞赏有加，有一次杨芳在作战时受伤，嘉庆帝亲自过问他的伤情。
嘉庆十一年，杨芳被任命为署理提督，他去上任时，把部队交给了副将杨之震，结果杨之震拖欠军饷，还用包谷代替大米做军粮，导致部队哗变。杨芳闻讯后，再次扮演孤胆英雄。史载他“单骑入賊，晓以顺逆厉害……众感泣愿降，遂宿营贼垒。”杨芳单人独骑来到叛军营中，晓以利害，说服那些人归降，晚上，他就睡在叛军营地里，勇气确实过人。
清朝建立后，经过康雍乾三朝连续用兵，终于使新疆重归中华版图，然而，那里在英俄等外国势力渗透和影响下，始终不能彻底平静。嘉庆二十五年，张格尔在英国策动下发动叛乱。道光六年，杨芳自请入疆平叛，他的部队担任先锋，进兵神速，一路连战连胜。道光七年，他与杨遇春等人的部队合兵一处，深夜强渡浑河，击败十万叛军，于三月初一日收复喀什噶尔城，初五收复英吉沙尔，十六日收复叶尔羌，五月收复和阗，前后歼灭叛军近三万，张格尔逃进了深山。
这年临近除夕时，张格尔认为清军防备松懈，于是带领五百骑来偷袭。走到半路，他发现清军有埋伏，于是掉头就跑。正严阵以待的杨芳见状，率军猛追一昼夜，终于在喀尔铁盖山追上张格尔，将其全歼并活捉张格尔本人。随后张格尔被押回北京，在午门献俘后处死，新疆再次平定。
杨芳因为在此次平叛作战中居功至伟，被封三等果勇侯，赐紫缰，赏双眼花翎，加太子太保。道光九年，他入京觐见时，又被晋二等侯，加太子少傅，还得到了绘画像紫光阁的殊荣。在满人统治的清朝，一共只有二十九位汉臣被封王侯，其中大多是在满人逐鹿中原和巩固统治的开国之初，中后期封侯的少之又少，杨芳能得到这么高的荣誉，实属难得，这时他的人生达到了巅峰。
杨芳本来可以戴着“战神”的光环终老，为后世留下一大批神话般的光辉战例，受人膜拜和敬仰，但是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他晚节不保。
鸦片战争开始后，清军被洋人的坚船利炮打得毫无招架之力，关天培、陈连升等将领先后英勇战死，无奈之下，道光帝想到了他的王牌杨芳。1841年3月5日，72岁的杨芳奉诏赶到广州前线。连战连败的广州军民听说杨芳来了，似乎看到了救星，民众“欢呼不绝”，官员“倚为长城”，相信这位“战神”定能反败为胜。
杨芳一到前线就发现形势已经糜烂，英军火力之凶猛，根本不是清军能抵御的，他认为“兵不可恃”。尽管他心知不敌，却仍然积极布防，加强对敌情的侦查，准备一战。
3月16日，英军派一艘船打着白旗过来想与杨芳谈判，但清军不懂国际交战规则，不知白旗是什么意思，于是炮台上的清军就开火轰击，这艘船退了回去。杨芳却误认为击退了英军，获得了开战以来难得的一次胜利，于是马上奏报道光帝，说是取得大捷。然而捷报未到北京，英军的报复就到了，一战下来，广州周边炮台尽失，广州城直接处于英军炮火之下，已经无法再守了。杨芳此时认识到，再战只会败得更惨，只有谈判才能多少维护一点清朝的利益。他和广州巡抚怡良以及虽被罢免却仍在广州的林则徐商量后，决定答应英国人的条件，广州暂时开港恢复贸易，换取停战，并利用这段时间“制大炮，铸军械……招壮丁，练水勇”，加强广州的防御，提高清军战斗力。
杨芳的这些举措都是瞒着道光帝进行的，当“日夜引领东南，企盼捷音之至”的道光闻讯后勃然大怒，下旨将杨芳和怡良“交部严加议处，革职留用”，让奕山接替指挥。然而奕山并不知兵，军事上仍然仰仗杨芳，杨芳认为实力悬殊只能坚守，出战则必败，建议奕山不要盲目出战。然而在道光帝的严旨催必逼下，奕山不得不出战，结果大败后投降，被迫赔偿600万两军费求和，签下了《广州条约》。虽然投降的耻辱落到了奕山头上，但杨芳虚报战果，欺骗皇帝的行为，既误导了道光对前线形势的把握，也使自己蒙羞。
尽管抗英不利，但道光念及杨芳的旧功，并没有真正严惩他。英军退兵后，杨芳于7月被允许回去养病，道光还在圣旨中对他好言安慰：“务当仰体朕心，加意调摄，报国宣猷，日正长也。”他让杨芳好生调养，表示来日方长，以后还要重用他。五年后，杨芳在家乡病故，道光给了他许多哀荣，并赐谥号“勤勇”，还让他的孙子世袭了爵位。
杨芳是幸运的，在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中，许多朝廷大员不是兵败身死就是夺职罢官，甚至因战败之责被斩首。关天培、陈连升英勇战死，奕山被革职，林则徐被流放，与杨芳同样绘像紫光阁的余步云则被论罪处斩。杨芳能全身而退，又得善终，完全仰赖道光的眷顾。
杨芳在鸦片战争的表现以及晚年和身后的际遇，史料是这样记载的：
“二十年，海疆事起，定海既陷，琦善赴广东议抚，英吉利要挟，攻夺炮台。二十一年春，命奕山为靖逆将军，芳及隆文为参赞，率师防剿。奕山等不知兵，惟倚芳。先至广州，英兵入犯虎门、乌涌，提督关天培战死。敌兵逼省城，严备守御。芳见兵不可恃，而洋商久停贸易，亦原休战，美利坚商人居间，请通商，诏不许；又偕巡抚怡良疏请准港脚商船贸易，诏斥有意阻挠，怠慢军心，严议夺职，改留任。奕山至，战亦不利。四月，英舰退，收复炮台，奕山等遂请班师。芳以老病乞解职，温谕慰之，命回湖南本任。二十三年，许致仕，在籍食全俸。二十六年，卒于家，诏念前劳，赐金治丧，依例赐恤，予其诸孙官有差，谥勤勇。子承注先卒，孙恩科袭侯爵。”
广州军民本来与道光帝一样，对杨芳抱有极大的希望，认为他将力挽狂澜，像剿灭张格尔一样，痛击英军，“务使该夷片帆不返”。然而杨芳却一战未胜，还以“暂作羁糜，以便从容布置”为借口避战。广州人对杨芳由希望到失望，而他私自与洋人停战开港贸易，更是让人觉得他怯懦无耻，妄有百战名将的威名，与关天培等为国牺牲的英雄相比就是个龌鹾的小人，于是市井间开始了对他的各种编排丑化，说他以“阴门阵”和“粪桶阵”来对付英军，企图以女人的秽物和粪便来击沉英舰。当时还流传着一首叫《广东感时诗》的诗来讥讽此事：
杨枝无力爱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功。
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
芳名果勇愧封侯，捏奏欺君竟不羞。
试看凤凰岗上战，一声炮响走回头。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知道杨芳名字的人不多，但他粪桶战英军的笑话仍广为流传。
杨芳自幼读书，书法诗画具精，他致仕后，又重操笔墨，与龚自珍、魏源等文人名士往来，写下了《平平录》、《杨果勇侯自编年谱》等书籍，他还写下一副对联来总结自己一生的功过得失：
文章重价值，数载琢磨，一朝投笔酬吾愿；
功过未分明，几回挫折，万里归来慰梓情。
在中国传统军事环境下，杨芳无疑是一员能战的将领。他到广州后，凭丰富的战场经验，马上就发现英军是一个以往从未见过的对手，其装备和训练水平以及兵员素质完全不是清军可比的，与这样的对手作战，根本没有获胜的可能，所以他才冒着欺君的风险，瞒着皇帝私下与英军停战，重开贸易。如今看来这种做法也是无奈之举，他那种一边备战，一边与英国人虚与委蛇的做法，使广州城免遭战火荼毒，也在一定程度上保住了一些清朝的脸面，而不至于像奕山那样遭受投降赔款的耻辱。如果当时与英军硬碰硬，清军很可能全军覆灭，广州城也会化为灰烬。道光帝后来能放过犯了欺君之罪的杨芳，应该是通过杨芳被革职后的几次作战，了解到了中英实力悬殊的真相，知道他原来想一战就把英军赶下大海的愿望不切实际，因而体会到了杨芳的难处和苦心。
杨芳在广州也并未完全消极避战，只是他主张在装备和战术远不如英军的情况下，不要贸然出击，应该以守为主，以攻为辅，扬长避短，以陆制水，在坚守中寻找反击的机会，强调“待时而动，不可浪战取败。”英军攻占广州城外阵地时，杨芳认为应该趁其立足未稳，迅速派两千人马分路反击，但未被奕山采纳。杨芳在这场战争中被指责“战意始终不浓”，但他并没有畏惧退缩。英军进攻时，哪里炮火最猛烈，他就赶到哪里指挥，“以身当之”，并以自己的镇定来稳定军心，“火箭、巨弹过耳畔，芳谈笑自若。”
其实，在杨芳之前两百多年的明朝，就已经有一些有识之士知道了中国与西洋之间的巨大差距。当时与荷兰人打过仗的福建巡抚南居益在《谨陈闽事始末疏》中说：“见大海澎湃中，万难接济战。夷舟坚铳大，能毒人于十里外，我舟当之无不糜碎。即有水犀十万，技无所施。”他认为荷兰人的坚船利炮根本无法战胜。
万历年间的巡按御史方元彦则说：“我之舟与器皆不及夷,杀之是往遗之禽也”，他认为与洋人作战等于送死。
遗憾的是前朝的这些警告未能引起满清朝廷的重视，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时，道光还认识不到这种差距，认为只要杨芳这样的名将出马，就能一战剿灭洋夷。可是清朝与英国在制度、科技等方面的全方位代差，又怎是一个杨芳可以挽回的？
虽然杨芳晚年因鸦片战争中被杜撰出来“粪桶破敌”故事而“臭名远扬”一百多年，但是他在西北平定叛乱，收复国土的功绩，与后来再次平定新疆的左宗棠一样，也是应该被铭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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