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进化》，[英]西蒙·温切斯特 著，孙亚南 译，湛庐文化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4年12月版。
尽管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曾指出，未知的事物将永远超过知识的总量，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知识被创造出来并得到应用，如今我们有无数种方式将知识传递给那些愿意且能够接收知识的人。印刷术开启了现代历程，首先是中国于公元9世纪发明了雕版印刷；600年后，德国发明家古登堡和英国印刷商威廉·卡克斯顿分别在德国美因茨和英国伦敦创造了金属活字印刷。
如今，电子文档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其规模和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理解。它们定义了此刻，定义了今天。我们对知识传播的新途径和新手段的无限可能性始终感到敬畏，但也开始怀疑：这一切是否发展得太快了？
知识传播规模的变化令人瞠目结舌。像公元9世纪的中国人那样，印制100本佛经，然后装在布袋里，由骡子驮着或是由身穿破旧僧袍的僧侣背着穿越西部沙漠，这是一回事。用蒸汽驱动的凸版印刷机印制10万册《圣经》，然后装箱运往非洲的传教站，或者送到英国约克郡和美国俄亥俄州的教堂，这是另一回事，但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将印制的报纸叠好，然后装上火车和卡车，运送到千里之外的千家万户，或者每天以各种方式销售100万份乃至300万份报纸，这似乎又是另一回事，但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与中国人在多年前所做的事情相比，只是规模变大了而已。
如今，在几秒钟内，任一国家图书馆的全部信息就可以传递给地球另一端渴望知识的人们，这是一种全新的传播方式，只需在一个小小的手持设备的屏幕上轻轻点击一下就完成了操作。这个小小的手持设备如今仍被称为手机，尽管它已经具备了更多的功能。如果这种点击可以下达命令，让该手持设备内的数十亿个晶体管与隐藏在不为人知的保险库里的设备建立连接，并立即调出过去和现在关于任何一个主题的所有信息，这样的发展会对人类产生什么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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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深刻，也越来越紧迫。如果所有的知识、所有的思想都可以通过点击手机屏幕来获得，那么这预示着什么呢？如果电子计算机变得远比最聪明的人还要强大和能干，那么，在人类居住的地球上，一直是人类智慧主要受益者的人类社会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呢？大脑是人类至关重要的核心部位。如果我们的大脑不再需要知识，也就是我们不再需要知识，因为计算机可以替我们获取所有知识，那么人类的智慧还有什么用呢？一场智慧存在危机迫在眉睫：如果机器可以替我们获取所有知识，替我们进行思考，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什么是知识？
这个问题可能令人生畏，解释起来也绝非易事。即使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即英语单词knowledge的含义，也很容易陷入语义的困境。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knowledge是一个名词。现在确实是这样，但过去并非如此。直到18世纪，它还可以作为动词使用，与acknowledge（承认）在今天的用法基本相同。knowledge在过去主要用作及物动词，例如“he knowledged a superiority too mortifying to her”（他承认自己的优越感令她难堪），但偶尔也用作不及物动词，例如“their answer was that they knowledge,confess and believe…”（他们的回答是：他们知道、承认并相信……）。
如今，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个词由及物动词词组“to know”派生而来，这并不奇怪。“to know”有多种意义和含义，与它所派生的名词相关度极高的义项包括：
熟悉某物、某地或某人；因经验而熟悉；通过报告或获取信息而了解；也指具有或获得对某物的熟悉度，从而理解或洞察它。
今天，大多数词典编纂者都认为，know一词可能源自不列颠群岛以东地区一些发音相近的单词，或者与那些单词同源或同根，如古高地德语单词knean、拉丁语单词gnoscere、斯拉夫语单词znati、梵语单词jna、古希腊语单词γνω。
knowledge显然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单词，最初被认定为古英语词汇。古英语大约有5万个单词，其中许多单词源自日耳曼语和维京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又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语”。现在的学者更倾向于认为这种语言是现代英语的真正前身，而不是像一些人过去认为的那样两者是分离开来的。古英语，顾名思义是中古英语的前身，现在也是现代英语的前身，三者都是不断演变的庞大语言体系的一部分。《贝奥武甫》就是用古英语写就的，并通过一份约11世纪初的手稿留存下来。3个世纪后，古英语词汇被其他外来词汇取代，这可以从目前公认的乔叟等作家的中古英语作品中看出来。knowledge是这种转变中幸存下来的单词之一，不过其拼写方式在此过程中发生了许多变化。
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公元963年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拼写为cnawlece。然而，从相关的说明性引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词的含义是“承认”或“认可”，也就是说，并不是本书所探讨的义项。
4个世纪后，本书所关注的knowledge的义项或含义突然出现在大量著作中，当时所使用的语言已不再是古英语，而是中古英语。《牛津英语词典》对该词的定义来源于1350—1450年出版的作品，其中存在细微差异。例如，1425年，一篇关于人体和伟大的希腊医生帕加马的盖伦的论文出版，论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我对除目标词之外的内容进行了粗略翻译：“通过这种方式，盖伦在人类、猿猴、猪和其他许多动物的尸体上获得了解剖学的knewelych。”《牛津英语词典》列出了这条引语及其他17条引语，它们展示了“knowledge”的这一义项从几个世纪前到现代的发展过程，最新的引语来自2002年2月的《纽约书评》。就这样，词典编辑们根据这18条引语给knowledge下了一个准确而有力的定义，内容如下：
尤指通过教学、学习或实践在某一特定学科、语言等方面获得实际理解、掌握、能力或技能的事实或情况；通过学习在某一特定学科等方面获得的技能或专门知识。
现存于伦敦大英图书馆，由英国作家和翻译家约翰·特里维萨翻译的一部拉丁语作品，其中提到了knowlech和konnynge的用法。《牛津英语词典》的编纂者据此进行了总结，得到的定义经典而又简练，并将其归类为knowledge的义项之一：
大脑对事实或真相的理解；对事实或真相有明确的认识；了解事实或真相的状态或情况。
该义项剔除了像解剖学那样通过实践性理解获得知识的具体意义。于是，“了解事实或真相的状态或情况”成了knowledge最基本的定义。
在《牛津英语词典》中，knowledge最基本的定义下方有一条红色小字注释，体现了人们对这个词的思考的简短历程，即从词汇的含义延伸到更深层次的人生基本真理。该注释内容如下：
知识是认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将知识定性为“确证的真信念”的观点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然而，有人对该观点提出了质疑，如E.盖梯尔。
至此，我们离完整地回答上文提出的知识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更近了一步。大约2400年前，年轻的希腊贵族柏拉图给出了最著名的解释，当然也是最经久不衰的解释。在那时，他已经开始探究这个问题了。柏拉图兴趣广泛、多才多艺，这只是他所研究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当时，他已在雅典城外约1000米开外处安顿下来，在阿卡德谟圣殿附近芬芳宁静的园林中建立了享有盛名的柏拉图学园。柏拉图学园现在是世界上最高尚的思想的象征。在这里，柏拉图开始了看似无休止的创作历程，他也因此受到世人的尊崇。那些关于知识的著作是他在自己的文学生涯中期写成的。
柏拉图坐在苏格拉底的墓前。《知识的进化》插图。
柏拉图是第一个定义了“知识”这个概念的人，在这幅19世纪的版画中，柏拉图坐在他的导师苏格拉底的墓前，在头骨和蝴蝶的陪伴下思考不朽这一问题。
“知识是确证的真信念”
令人困惑的是，柏拉图很少以自己的口吻写作，而是借用他伟大的导师苏格拉底的口吻。当柏拉图撰写这部关于知识的开创性著作时，苏格拉底已经去世30年了。他被雅典法庭判处服毒芹汁自尽，罪名是腐蚀希腊青年的思想、崇拜假神而非信奉当时的国教。
苏格拉底于公元前399年去世。公元前369年，也就是30年后，柏拉图撰写了对话录，以苏格拉底的口吻论证了定义和获得知识的各种方式。更加令人困惑的是，该对话录是以一位著名的希腊数学家的名字命名的。这位数学家是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共同的朋友，名叫泰阿泰德。在柏拉图命名为《泰阿泰德篇》的对话录中，苏格拉底和他的数学家朋友在一所摔跤学校里争论知识到底是什么。泰阿泰德提出了三个命题。
对于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口吻在这场对话中所说的话，古希腊文献的译者已经将其精华提炼出来，并称为“确证的真信念”。其中，“确证”代表在第三个命题中加入的“理性”。这个短语被不经意地插入《牛津英语词典》里相关正式定义下方的红字注释中。该短语的英文首字母缩写“JTB”在哲学界广为人知，就像BBC（英国广播公司）之于英国广播迷，以及FDR（罗斯福）和JFK（肯尼迪）之于研究美国总统的历史学家一样。虽然这个短语很古老，但当今文献中仍在使用。与“非同质化代币”和“波粒二象性”等众多外行人不太熟悉的专业术语一样，“确证的真信念”在外行人看来也属于晦涩难懂的词汇。
“知识是确证的真信念”，这个早在很久以前就得到验证的概念从此成了认识论的基石。认识论是一门以知识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英文为epistemology，源于希腊语单词epistēmē。柏拉图对知识的定义如今被称为标准分析，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圣经”，更准确地说是被视为三位一体般无懈可击的论断。“确证的真信念”已经成为一个永恒的概念。如果某个命题P是真的，人们也相信P是真的，而且相信P为真的人有理由相信它是真的，我们就可以非常简单地断言P是已知的，已经成为知识。或许这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并不简单。
《我生活的两个世界》（2024）剧照。
如果你认为“确证的真信念”这一古老原则没有进一步分析和改进的余地，那就太轻率了。从德国哲学家康德到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从英国哲学家罗素到法国哲学家笛卡儿，从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到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到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一大批令人敬畏的思想家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不断改进和完善对“确证”、“真”、“信念”以及“确证的真信念”的理解。他们就“信念条件”“真值条件”“确证条件”中的每一个主题撰写了多篇论文，出版了多期期刊，召开了多场持续数日的会议。
此外，自18世纪的康德以来，人们对先验描述性知识和后验描述性知识做了明显的区分。描述性知识又被称为命题性知识、陈述性知识、恒常性知识等。一方面，先验描述性知识源自演绎、推理和理论，例如数学运算和推导出的知识，类似于泰阿泰德的凸多面体，这种知识不是来自实际经验，而是通过对这些物体的推断得出的，尽管有可能是想象出来的。另一方面，后验描述性知识是基于观察和经验。然而，由于哲学的本质，对“一根针尖上能站多少跳舞的天使”这种问题的思考在哲学实践中至关重要。因此，尽管柏拉图的观点可能只在这个时候显得轻率，但它已经多次受到质疑。
土著知识在当今时代所发挥的作用
在有了大量数据以及从数据中推断出的信息之后，知识便应运而生。那些奉行某种思维经济的人认为，知识是经过处理和加工并置于某种背景中的信息，是得到充分理解的信息。知识完全是主观的，一个人可能会声称对某件事有所了解，拥有相关知识，另一个人则可能对完全不同的事物有所了解，对前者所知道的事情一无所知。那么，第一个人所知道的事情是否会因第二个人不知道而变得不是知识呢？不为他人所知的知识是否会像无人踏足的森林中倒下的树一样遭到忽视呢？有些研究者毕生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在信息科学领域，有些人认为知识是一种难以捉摸的东西，被过度定义、过度思考、过度分析。知识显然与数据和信息有所不同，更易于辨识而非描述，更容易用范例来解释。或许知识只是一种假设、幻想和理论，但又似乎为真。
于有情众生而言，生命无疑是最宝贵的东西，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保护。我们必须避开威胁生命的所有事物，包括危险、威胁和潜在的攻击。在我们对经验知识的认识中，即将到来的危险是最可怕的。我们通常从经验中获得知识，比如火是危险的，冰会冻结生命，水会淹死人，黄蜂会蜇人并造成极大的痛苦，所有这些都是动物和人类在幼时就需要了解的，有助于保护自己。在许多古老的土著文化中，这种近乎本能的基本知识是部落生存下来的关键，有时会导致一种共同的反应，让那些所谓更文明、更见多识广的旁观者心生敬畏和羡慕。
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典型的例子，生动地展示了土著知识在当今时代所发挥的作用。安达曼群岛位于孟加拉湾与缅甸海之间，由一系列被石灰岩覆盖的小岛组成。这些岛屿地处热带，直到最近仍然很少有外人光顾。这里是印度的领土，居民主要是来自印度大陆的孟加拉人和泰米尔人，总人口约为35万，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和林业工人。这片群岛上还有几百名土著居民，分别属于昂格部落、贾拉瓦部落和森特尼尔部落。他们所掌握的自然环境方面的独特传统知识挽救了部落里所有人的生命。
2004年12月26日星期日，印度洋海域发生了强烈的海底地震并引发了难以想象的致命海啸。巨大的海浪以极快的速度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端的震中蔓延开来，势不可当地穿过孟加拉湾，摧毁了泰国、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的沿海城镇和旅游景点。这场21世纪迄今为止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夺去了大约23万人的生命。
那天上午10点左右，海浪袭击了安达曼群岛，以每小时约800千米的速度横扫岛链，无情地拍打着海滩，导致多达7000人死亡。几乎所有遇难者都是印度教教徒，他们是数年前来到安达曼群岛的印度大陆人的后代。昂格族、贾拉瓦族和森特尼尔族的500名土著居民对新来者抱有极大的敌意，早已明确表示不希望被打扰。在这场悲剧中，土著居民没有一人丧生。他们知道如何自救，因而躲过了汹涌而来的巨浪。
至于他们是如何知道自救方法的，目前仍不太确定。有些研究相关部落的学者称他们是通过歌谣得知的，有些人则认为他们是通过记忆中的诗歌得知的，还有人说是部落长老传授给年轻人的。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当时发生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似乎是常识。那些在海滩上捉鱼或补网的人突然注意到周围发生了一连串不寻常的变化：潮水快速退去，沙滩突然变干，海水变色，海平线上出现一排泡沫和浪花。他们一时间还不清楚这一切预示着什么。对他们来说，这些只出现在一段遥远的记忆、几段诗词或歌谣，以及村里巫师或长者的话语中。这些记忆依稀告诉他们这样一个指令：“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你需要立刻逃跑，逃到内陆，逃到山上，逃到森林深处。往山上跑！快跑！快跑！快跑！”
印度洋大海啸摧毁了安达曼群岛上的房屋。这场海啸导致约23万人丧生。安达曼群岛上的土著居民伤亡较少，这是因为保留在其歌谣中的知识驱使他们逃到山上。《知识的进化》插图。
他们听从记忆的指示，将所有行动缓慢或者正忙着其他事情的人召集起来。几百人一起爬上了幽暗的山坡，惊恐地看着山下发生的事情。巨浪开始吞噬他们几分钟前所在的海滩，摧毁房屋，掀翻船只并将其卷入海底。海浪还卷走并淹死许多村民，包括印度教教徒、印度大陆人、外来者、移民，这些人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海啸。
土著居民惊恐地看着这一切，他们可能被吓坏了，但他们都活了下来。他们之所以逃过此劫，是因为他们拥有相关知识，这些知识代代相传。毫无疑问，他们在无意中掌握了某些人喜欢新奇地称之为“原始指令”的知识。
世界各地的土著居民都拥有类似的古老知识，其中大部分应用于日常生活，而不是紧急情况中。这些传统认知领域是如此丰富多彩，因而在英语中，人类学家更愿意使用复数形式来指代这种知识，即knowledges。不过，关于这一点，今天仍有很多争论。有人认为，将传统知识与后来取代土著居民的定居者所掌握的大量知识区分开来，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优越感，是对曾经将土著居民视为未开化者、蒙昧者、野蛮者的恶习的延续。
一旦复数的概念变得司空见惯，人们就不可避免地开始讨论这些知识的相对质量，即一种知识与另一种知识相比的相对价值。相比于加拿大因纽特人关于不同种类的雪的知识，德国科学家所掌握的粒子物理学知识是否更有价值？相比于西伯利亚森林中的居民区分大型猫科动物的方法，用拉丁语为不同种类的老虎起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字能否使它们更广为人知？这些问题迫使我们小心谨慎，并将所有知识看作神圣的，其价值与人们自身认知的一样重要。
作为人类如何真正开始传播知识的一个实例。我们已经知道，最早的知识很可能是由最早的人类获得的。它是由经验产生的，就像儿童会从被黄蜂蜇伤的经历中获得知识一样。蜇伤虽然很痛，却可以让那个被蜇孩子受到教育。同样，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会促使狩猎采集者寻找遮蔽物。如果暴风雪持续不停，他可能会建造更坚固的栖身之所。这样的经历也会让人受到教育，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逐步积累新的知识。
知识的获取只是我们讨论的主题之一。在下文中，我们将探究这些知识是如何在社会中传承、传递、传播、传授和扩散的。被黄蜂蜇过的孩子会对自己的朋友说：“快赶走那些黄蜂！”被大雪困住过的猎人会以某种方式传播自己从这段经历中获得的知识，他的意图可能比弗兰克·罗瑟于1944年创作歌曲《宝贝，外面很冷》的意图要单纯。人们会告诉他人一些事情，向他人传授知识，也会通过写作向他人传达信息。
儿童教育才是知识传播的真正起点
最古老的知识传播方式无疑是经久不衰的，现在仍有土著居民在使用。这些方式本质上是通过口头或图画来传递知识，往往涉及故事、诗歌、表演、石刻、洞穴壁画、歌曲、舞蹈、游戏、设计、仪式、典礼、建筑实践，以及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语言中的“歌之径”，全部由指定的长老或了解各种文化表现形式的保管人世代相传。尽管殖民者认为这些表达方式只是有趣而迷人的原始形式，仅仅对探寻民俗表演的旅行者具有吸引力，但它们比许多新的、不断发展的传播方式更加持久。当然，互联网的出现颠覆了一切，就像广播和电视以及基于相关技术的电子网络的诞生一样。然而，许多传播方式持续的时间都比较短。例如，莫尔斯电码的使用时间还不到一个世纪；电传的使用时间只有几十年；烦人的传真机嗡嗡作响，使用时间短得可笑，大概只有20年。现在，谁还记得传输方式各异的电报呢？它们已经不重要了。相反，祈雨舞、史前环状巨石阵、炉边聚会、诗歌以及宣礼员的呼唤等数千年来一直传递着信息，人们平静而高效地告诉他人一些事情，很少大惊小怪。
此外，在学界看来，他们是怀着对知识本身的敬畏之情在做这些事情。通过出土文物和新发现的习俗来推断古代习俗的意义和目的，这是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主要工作。他们似乎普遍认为，无论土著居民以何种方式传递知识，其作用都有两个。其一，它有助于时刻确保土著社群的健康和生存。用人类学家的话来说，土著社群的生存不仅仅意味着生存本身，还要通过与部落祖先的灵魂保持联系来延续传统，这种联系有助于保持“存在感而非缺失感”。其二，知识的传承有助于保持土著社群的凝聚力，就像以犹太教传统仪式为代表的现代宗教仪式一样，有助于保持一个脆弱社群的完整性、自我意识和自信。
因此，无论是北极因纽特人、美洲土著、加拿大第一民族、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亚马孙雨林居民、新西兰毛利人、波利尼西亚岛民还是西伯利亚土著居民，大多数土著社群所掌握的知识的价值突出表现在他们对这些知识的大力保护和传承上，主要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口头传授方式。
传授这些知识的人是由部落长老精心挑选的，被那些研究古代人类的丰富知识的学术界外人士称为“知识守护者”。例如，在大多数美洲土著部落中，有前途的孩子往往会被早早选中，成为保存部落知识的候选人，在未来的岁月里简明而忠实地传递这些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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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西方人出现了一种沉迷于自我折磨的倾向，认为古人的智慧比较朴素，诸如此类的陈词滥调层出不穷。他们将古人的智慧与现代社会的所谓庸俗、贪婪、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进行对比。例如，现在一直有人提醒我们，气候变化并不是因纽特人、切罗基人或萨摩亚人等土著民族造成的，我们应该相信这些民族长期以来对所处环境的深切尊重，相信他们不遗余力地确保他们保护环境的方式得以传承。诸如《寂静的春天》《失衡生活》《德尔苏·乌扎拉》乃至《世界残酷奇谭》等久负盛名的经典著作和电影都在引导我们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在我们出现之前，那些比我们更有见识却不像我们这么贪婪的人就已经开始保护地球。这些作品提出了一些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做呢？为什么我们没有追随他们的脚步？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为什么看起来对所有人都有益的知识传播会受到商业、民族主义和战争的影响？除了纯粹的间接证据外，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解答这个谜题。这表明了一个奇怪的事实：将知识写下来明显效率更高，这似乎赋予了知识一种价值，而靠口头传播知识的人很快就不再享有这种价值。一旦传播方式从口头转变为书面，一旦思想、传统和文化的传承以语言为媒介，一旦知识可以被适当地记录和充分地发现，那么它原本相当明显的价值似乎就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就会烟消云散。在土著居民社会中，媒介确实成了信息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像在更现代、更先进的社会中一样。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种变化和基调转变是由写作这种新的对话形式引起的。他们也许会说，即使不是出于对社会不利的目的，作者们在作品中表达的观点也远不如口头传达的温和而富有建设性。在最早的著作中，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似乎很快就从公共话语中消失了。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清楚明确地表达自己的高尚情怀，反而用今天人们所熟悉的口吻书写社会中庸俗的一面。
迄今为止，人们发现的最早的书面知识传播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那是最近在伊拉克发现的一小块晒干的红土泥版。泥版上的楔形文字中没有对传统的赞美之词，也没有关于环境或高雅文化的高尚宣言，而是记录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一间仓库收到大量大麦的事实。该记录由一个名叫库辛的人撰写并签名，他似乎是一名会计。鉴于金融和经济在现代世界的建设中占据主导地位，知识传播以此为起点似乎再合适不过。
最早的文字范例。《知识的进化》插图。
这块泥版来自公元前3100年左右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面刻有代表啤酒和大麦配给量的楔形文字。
该文件是一份非常普通的商品所有权声明。它被书写下来，刻在泥版上，作为供后来者了解相关商品所有权的记录。这是一件平淡无奇、司空见惯的事情，以书面形式呈现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原作者日后可以将其传达给其他人。它可以得到传递、传播、传扬。这样一来，在未来的几个月、几年、几十年乃至几千年里，其他人也能了解到这个十分无聊的事实，进而从大麦储藏和销售等小事中学到一些知识。
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时刻面临着无穷无尽的混乱知识。一些知识会被我们铭记在心，另一些知识会被我们储存起来，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一直在接受教育，而教育的本质就是一方将知识传递给另一方。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对知识传播方式做出重要的区分。对人类社会的未来而言，在多种多样的知识传播方式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长辈向晚辈单向的代代相传。换句话说，儿童教育才是知识传播的真正起点。
本文选自《知识的进化》，为该书的引言部分，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英]西蒙·温切斯特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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