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那个让梁思成哭泣的男人|吴晗|梁思成|郭沫若|钱钟书

在整个民国时代，吴晗都是明史方面的“头号专家”，这是当时人公认的。胡适作为学界领袖，就非常看重他，曾每周日都要找他聊天，认定此君在学术上前途无量。胡适门下有两大王牌弟子，都是手把手教出来的嫡传，分占明清史研究前排席次：清史是广西人罗尔纲，明史则是来自浙江义乌的吴晗，绰号“太史公”。刻薄地说，这个绰号是有预见性的。

时至今日，家中要有小朋友让我推荐明史书籍，我依然会首举吴晗。学术是不断推陈出新之业，后浪滚滚可畏，以如今的眼光看，吴晗几十年前的那些文章著作，瑕疵自然难免，但质地仍是第一流的。1948年11月，毛泽东看完他的《朱元璋传》后，专程写信致意，预测他的“成就不可限量”，也是这个意思。

湘潭本身就以史学自负，生平不轻许可，能让他如此高看的并世史家，可谓绝无仅有。

可微妙的是，这样一位左右共赏的顶尖学者，偏偏在当代中国，名声很不好，甚至可以用“极臭”二字形容。吴晗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想，归其原因，在于吴晗很不幸地同时“得罪”了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这两大群体——知识分子掌握着“笔”，老百姓支配着“嘴”，无论得罪哪一方都很容易“恶名昭著”，更何况两边都不讨好呢？反正，在知识分子那边，绝大多数同行都把他视为“曲学阿世”的反面典型，一个郭沫若一个吴晗，自诩清高的文人们一谈起来就得掩鼻表示，以为是“无耻之尤”，反正是羞与为伍的；而在大众那里，吴晗的待遇也和郭沫若差不多，普遍觉得他“很坏”什么的——令人发噱的是，吴晗一生最崇拜的群体，正是东林党人，认为他们作为读书人很有“骨气”，是他仿效的对象。

若问吴晗坏在哪里呢？稍微刷下自媒体就晓得了，郭吴二公的“罪证”似乎是值得“天天讲日日说”，然后大书特书的：郭老是有“定陵事件”的劣迹，万历皇帝的尸骨无存似乎得找他算账，所以好些国人动辄骂他“盗墓贼”，而老北京城墙的拆除消失，老百姓们是把罪状按到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头上的。而且，比起郭沫若，吴晗的口碑可能是更差的，因为郭老起码还有不少铁杆拥趸，天可崩地可裂海可枯石可烂，“我们肩并着肩，手牵着手”，可为吴晗说话的，我在网上至今没看到过。虽然但是，倘若仔细审视史料，度以彼时情境，就会明白一个事实：无论是定陵事件，还是老北京古城之貌的消失，郭沫若与吴晗都算是“背锅侠”，至少不是第一责任人。

公平客观地说，这两桩建国后的大事件，如果是无可非议有问题，那就是集体失策，是公共责任，区区郭吴一介文人都做不了这样的主——虽然，我至今都认为，在1950年代拆除北京城墙，是一种不得已的必要，是“两害相权从其轻”，总思路是对的。北京要从“古都”变而为一个现代化大都市，城建上本就不可避免来一番大改造与大整容。

这就如我所在的武汉，当年“大县城”改造一样势在必行。所以，10多年前市民几乎人人痛骂的“满城挖”，如今再谈起，大家都会感谢他。

尽管争议颇多，但吴晗作为学者，其学术水准和才情，当然是毫无问题的。他的前半生也可谓是一部底层平民的“逆袭史”。

在民国学界大佬中，吴晗的出身与家境相对很糟糕。他的家乡，在浙江义乌一个叫苦竹塘村的边远小村落，虽说地处以富庶著称的江浙，实际常遭旱涝，全村都穷。他的爷爷，是个老实佃农，种田为生。其父虽然也上过学，中过秀才，可是贫病交加，又生了15个子女，家累太重，能活下来都属万幸。吴晗能上学，全赖是家中长子，是以学业上最受重视。

但与此同时，他也是“家庭暴力”下的产物：稍有不对付，他爹就要棒打，偶有口角，也是棍棒交加。中学毕业前夕，他偷卖了铺盖，换了一本书，其父知道了，并不会夸他好学，照例是一顿痛揍。好在妹妹们都是“伏哥魔”，很支持他读书，攒下的钱都资助他。吴家父子关系一直都很僵。这样的原生家庭，势必会造就他颇为反差的性格：一方面是很刚毅执拗，世界上除了他自己没人能帮他；另一方面，精神上也是凄凄惶惶，始终渴望找到心灵之“爹”依附。六神磊磊说杨过一辈子都在找爹，现实中的吴晗又何尝不是？

吴晗的命运改变，全靠自己拿定主意，一心拼搏。中学毕业后，他回乡教小学好几年。家里给定了亲，他坚决辞掉。他有了一点积蓄之后，就想继续升学考大学，尽管他爹不出意外地出手打了他，他也掉头不顾离家出走。靠挣稿费和打工，他一路考进杭州之江大学、上海中国公学，直到顺利进入清华。所以他入读清华园时，年龄偏大，足足23岁。钱锺书小他1岁，却高他三届。当时的清华，学费和日常开销都很“贵族”，能去读的几乎都是有钱子弟，至少得殷实，是少爷。钱锺书能“横扫清华图书馆”，前提条件那也得是不用焦虑着去打工。

吴晗纯靠写文章和打工兼职才念完大学，过早受到社会毒打，烙下伤痕。后来主动跳出来做民国推墙急先锋，不是没有原因的。他那时穿戴很“土”，就一身他妈亲手做的蓝布长衫，不说“鹑衣百结”也是“囚首垢面而谈诗书”，所以周围人嘲笑他是“腐儒”——别说民国时期的清北学子就素质多高，实际也是有些势利的，尤其是富家子弟云集的“教会大学”，例子可举不少。季羡林在清华就经常不开心，比如室友会偷翻他日记，比如抱怨同学“没有人味”。

吴晗很争气，学生时代就频频发表“名文”，声名蔚起，耸动四方。他大三时，写了一篇有关《金瓶梅》的长篇论文，不过随手一写，却直发当时名教授云集的顶刊，至今还是必读文献；大四时他出版了一部《胡惟庸党案考》，一举推翻此前“冤假错案”公论，认为是朱元璋为废相所蓄意制造，是长时段的政治布局，现在此书还是大学历史系研究的“典范”。很多人说，同时期英国的燕卜荪24岁写出《含混七型》这本至今让大学教授们反复研究的作品是天才，按这个标准，吴晗其实也算。《胡惟庸党案考》面世时，吴晗恰好也是24岁。

1934年，吴晗清华历史系毕业。毕业前夕，学界三大顶流势力就在“抢购”他的去处：清华历史系主任蒋廷黻请他留校；“中研院”总干事傅斯年邀他去史语所；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则再三要求他去北大。最终，人情难却，母校为重，吴晗还是留在了清华，破格提拔，重点栽培，薪水接近普通讲师的两倍。他还是中国大学“明史课”的首创者。在他之前，民国大学从未有过专门的“明史”课。孟森开的是“清史”课，顺带上溯讲讲明史。大学时代，吴晗就开始关注极其冷门的“李朝史”，整理出了300多万字的史料，发表数篇重要文章，这眼光也是极为超前的。因为直到2000年之后，大陆明星学者葛兆光们才开启“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方向，才慢慢把视角转移到“燕行录”等上，吴晗的思路超前70多前。

当然，吴晗也不止是学术做得好，他在前半生的人格声望也是很有号召力的。从1940年代开始，他差不多也是国内知识分子的意见头领，日渐成为著名“活动家”，也深孚众望。那时闻一多外号“闻一多夫”，他绰号“吴晗诺夫”，虽是攻击，也算齐名。当闻一多、李公仆遭行刺后，他们的家属，就是吴晗安排策划去到大后方的。曾彦修在晚年回忆录说过,他1940年代在延安及解放区时,吴晗的文章一出版,大家“必定恭读,对他五体投地”，可见光芒。最明显的事实是：倘若没有此类种种声望，他区区一个大学教授，连党员都不是，似乎也未见有何特殊功勋，也不可能鼎革后直接当上北京副市长，而且还是当场票选出来的结果（市长是聂荣臻）。当时梁思成也在候选名单上，但只选到“委员”。

当然，吴晗确实难说“纯书生”。他不乏“热衷”的一面，也是很懂“做人”的。比如1948年,他作为清华大学教授，作为国内头号明史专家，就专门跑到解放区求见湘潭，理由是要“讨教李自成的问题”，可见其达权通变的另副眉眼。这一切，都为他余生遭际埋下了伏笔。

作为副市长，吴晗的主管分工，在文教卫生工作。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他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老北京时代，城市卫生状况很糟糕，可谓屎尿横流蝇奔蚋集，短短一年间搞定，让古都焕然新生，吴晗劳苦功高。劳绩种种，如今都绝少提及了，这是很不公平的。

不仅功绩没人提，但凡错误又都一股脑儿推到他身上，更是有点“悲催”的意味了。比如前述北京老城墙拆除的问题，单单看他的职务分工，本身就能清楚他不是主导，也轮不到他挂帅主持，可群众就是不问青红皂白，不依不饶骂了他几十年，至今自媒体都还铺天盖地口诛笔伐。你说冤不冤？吴晗不是完人，但多数詈辞都不到位，不知所云，不得要领。

前述北京城墙拆除问题，就是当时整个北京市委的集体决策。起因也很简单很直接：由于这些城墙都有上百年历史，坍塌、内裂的情况很严重，修复都无能为力，只能不断拆除。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城墙对于城市发展限制太大，残破颓败的景象也很影响观感，还直接影响交通运输与安全，是迫在眉睫的公共焦点。比如1952年前后，仅仅一个月时间，北京市女三中门口就发生了4起交通事故，都是因为牌楼使交通受阻导致的。当时的北京市委考虑到城市发展，以及交通、安全及群众呼声，集体商议要拆掉那些牌楼等。研究报告送上去后，上面的批复也同意了。

吴晗作为主管文教卫生的副市长，在这个事情上，既不是提议人也不是主管，更没有负责拆毁工作，而是受命“负责向专家解释”，等于知识分子中的“代言人”。所以当争议起来时，反对方的梁思成就直接和吴晗“吵了起来”。梁思成的方案，是全部保存下来，改造成为“城市花园”，而吴晗觉得这动议过于理想化，也过于天真，质问日后北京是要到处建高楼大厦的，这些老城墙老城门如何安置？争吵中还不免动了气，反驳梁思成是“老保守”，据说梁思成气得当场失声哭起来。吴晗挺尊重林徽因，但林显然夫妻同心，也不同意北京市政方面的决议。在一次聚餐中，她指着鼻子骂过吴晗。他们本来私交不错。

可是，北京市府的方案，明显是符合当时国家对于北京城市改造与扩建方针的，所以得到了大力支持。据说，梁思成眼见无法说法北京市方，直接找到了淮安周公。他们一块谈了整整两个小时，梁也无法说服周。有材料表明，当梁思成描绘种种蓝图时，周只是无奈地叹了口气，说了一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啊！”随后，毛湘潭也公开发了话，说“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还说，“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这个事由此尘埃落地。

所以说，拆除北京城墙这个事上，吴晗的“功劳”其实是很小的。他只是奉命行事，而且奉的只是“说服”工作。只是因为他负责舆宣，似乎是枪打出头鸟，日后讨伐靶子往往就对准了他，遂成众矢之的。这些年相关材料逐渐浮出水面，前因后果都已经明了，是时候有所澄清，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的。

作为官员，在重大决策问题上，吴晗真正有责任的，其实是发掘明十三陵这块。这个事，初衷很好，可到底搞砸了，他无可推卸。

吴晗是明史大家，本身又是副市长，北京天寿山的十三陵他关注数十年了。早在上大学时，有考古专业同学就问过他，“假如你来搞考古，你最想挖掘什么古迹？”吴晗不假思索回复，“挖明十三陵”。所以，1955年前后，定陵的挖掘工作从动议到实践，都是他在主导的，郭沫若作为相关主管，只是在报告书上签了名，而且排序第一，仅此而已。滑稽的是，日后的群众又把这个事责任一股脑儿推给郭，让郭莫名躺枪。

吴晗为啥要挖十三陵？除了专业研究驱动外，也有很前瞻的“文旅”考量。在报告书上，他设想前景，如果这座“规模最大，地面建筑也最为完整”的皇陵重见天日，可以开放为“地下博物馆，安装电灯，供人参考”，由此不但可以让人们丰富历史知识，还可以使之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名胜”，效应可能是泰姬陵之类的百倍千倍。

吴晗的设想，显然是低估了挖掘难度。在吴晗看来，挖掘明陵，技术已经很成熟，完全可以动手。他断定，清陵是模仿明陵建造的，而清陵的地下结构图早就研究透了，作为依据，等于轻门熟路，“估计不会有太大困难”。报告书上去，上头提示下来，“原则同意”。所以，也是客观地评述，即便是挖明陵，其实也是集体和专家团反复研究出来的结果，而不是吴晗大脑一拍就能做主。有资料显示，当时唯一拒绝签名的专家，只有郑振铎一人。他委婉表示过时机还未成熟，但也没公开反对。

挖开后，表面上也很顺利，出土文物3000多件，轰动国际，世界考古界震动。但随后也出现了重大问题，那就是丝织品的保存技术还不行，尤其是部分技术人员处理不当，导致大量字画、丝绸等珍贵文物迅速氧化。这是此前没有预料到的。甚至，现场处理也很毛糙，万历皇帝的金丝楠木棺椁，出土时木板有部分腐烂散架，工作人员居然随意丢在四周，附近农民纷纷拉回家去，当普通木料做成家具了，令人啼笑皆非。

这次挖掘，经验是惨痛的。吴晗本来计划十三陵挖个遍的，自此也知难而退，不再做声。挖掘定陵唯一的功绩，是确立了一个方针：古帝王陵墓，能不挖就不挖，“抢救第一”是宗旨，“不主动挖掘”是原则，并贯彻到了现在。

吴晗真正的转变，是在1957年前后。在此后的几年，在很多熟人眼里，他仿佛变了一个人，在各种会议上动辄上纲上线，以显示自身的正确。这个时段的吴晗，日后钱锺书就暗讽他是罪有应得。

著名作家李辉，就是前些年揭露“文怀沙造假案”引发大讨论的那位大记者，就曾披露说，有位和吴晗共事过的文人，在他面前不只一次表示对吴晗的不满，因为正是吴晗的无情和污蔑，使这位知名文人蒙冤20载，备受磨难，所以他永远无法谅解吴晗。章如烟的那本名作也提过吴晗一笔，说吴晗当年罔顾事实，对前同事“背刺”，“含有个人目的”云云。再后来，亲历者苏双碧写《吴晗传》，也明确表示，正是1957年之后，人们开始的对这位“受人尊敬的学者”有了不少非议。

这个时候的吴晗，显然是顺从的。当时社会上的一些问题，他并不是看不清楚，而是心知肚明但选择了沉默，甚至配合。艺术考古学家常任侠曾回忆过这么一件事：浮夸风时期，他曾与吴晗一起，到地方参观。当他们来到一处田地，听人介绍说一株玉米可以长十二个穗子，还有白菜一根重100斤时，常任侠感觉“智商受到了侮辱”，吴晗则是沉默以对。在回去的座谈会上，常公开表示了怀疑，吴晗听罢是变色而作，大声斥责：“你这个人可以提拔上来，也是可以打下去的”，这既是提醒也是威胁，才让常意识到言语失当。这样的事例似乎也能说明：对于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吴晗是心中有数的，但他识趣地选择了明哲保身，而非过去那样勇敢地拍案而起。

但这样的“独善其身”，也最终没能“保”住他。后面的悲剧剧本，正如他自己所写的《海瑞罢官》那出著名大戏一样，所有结局都已经写好了，只待他作为主角上演，而我们读者身为“马后炮”，也是在历史梳妆台下看的一清二楚。所以，如果真要说，吴晗与郭沫若是民国文人两大“反面典型”，敝意以为，就是“失去自我”四个字，以及由此带来的困境种种。吴晗与郭沫若的争议问题，仍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时至今日，大量的精神吴晗和山寨版郭沫若还活着；更多的所谓知识分子，只是想做吴晗郭沫若而不可得。骂的越凶的，往往是羡慕嫉妒恨情愫越深。质疑吴晗、理解吴晗、成为吴晗，这才是不可轻传的心法。

前些日，吴晗还偶然地冲上网络热搜。听北京的朋友说，当日那边狂风大作，沙砾飘扬马毛猬磔，很是吓人。大风过后，人们惊奇地发现，清华校园内吴晗纪念馆居然给吹垮了，“吴晗的花岗石雕像被砸断了两半”，从而“身首异处”，这个趣闻引发了互联网大欢乐，别有怀抱的人们互相转发，乐此不疲，而态度也无一例外是戏谑的。这样的“公意”，似乎也能说明：即便含冤屈死55年后的今天，吴晗还是得不到知识分子与普罗大众两造的谅解。这种悲剧是加倍型的。

当然，现如今的吴晗，主要是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出现的。不少人还记得这个人，只是由着他，人们可以不断思考知识分子该如何自处的老问题，以及可以再度检索曾经的那场闹剧而已。幸或不幸，这都是吴晗留下的“精神遗产”。而我自己，不贤识小，地命嗨心，每次想到吴晗，倒总会不自觉回忆起夏目漱石名作《心》里的那句拿腔捏调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