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我提出新四书、新儒学，就是希望通过对传统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融入现代社会，继续发挥其对国人价值引领的作用。对于儒学，其实还有更广阔的空间，那就是儒学对世界的意义。彰显儒学对世界的意义，我们需要做的是将儒学推向世界，然而，要做到这一点，仅靠中国本土学者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国际学界对儒学的接纳、推广和传播。就此而言，海外汉学家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自有其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西北大学出版社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的几位老师合作推出的“海外中国哲学研究译丛”，就是自觉认识到海外汉学家对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价值，而在这方面所做的值得关注的工作。
儒学的内容丰富而多元，传统的四书不足以反映先秦儒学完整的思想谱系，但建构新儒学不只是经典的转换，更重要的是赋予其新的思想内涵，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自由。何为自由？人们或许会有不同的理解，但自由无疑又具有人所共认的基本含义，或许可以称之为自由的本原意义，比如自我意识以及由这种自我意识所引起的责任感，对一种合理合法秩序的期望与尊重，由道德原则或礼法所规定的人与人之间的界限，用雅斯贝尔斯的话说：“礼的各种形式使每一个体的人从中获得确定、安全以及自由。”当然最核心的是个体权利意识。众所周知，在儒学思想中，个体的权利意识有所缺失，但上述自我意识及责任感、秩序期待、礼法界限等却是儒学思想的内在义蕴。儒学的这些追求在孔子身上有十分明确的体现，例如他所说的“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尤其是孔子欲恢复周礼，为此而周游列国，寻求诸侯重用以实现恢复周礼的理想，然而却一再碰壁，最终不得不返回鲁国，开门授徒，终老一生，但他却知其不可而为之。无疑，想要恢复周礼这是一种保守的生活方式，但正如雅斯贝尔斯所指出的，孔子这种保守的生活方式，却是以开放的自由思想所推动的。
雅斯贝尔斯对孔子的这个评价很独特，一般中国学者从孔子身上看到的大多是其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但却鲜有意识到其中蕴含开放的自由思想。此外，雅斯贝尔斯还将“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翻译为作为形式实践的礼最主要的目的是“自由与轻松”，这充分显示中西方学者由于理论背景和视角的不同，对中国传统古典人物的评价和文献的解读自然也会存在差异。海外汉学家同样拥有西方哲学的理论背景，同时他们又面临着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问题，在考虑如何解决时代社会问题时，他们转向了中国传统哲学。由于西方现代或后现代社会表现出的核心问题是价值的虚无主义和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不少海外汉学家惊奇而又兴奋地发现，中国传统哲学蕴藏着对治价值虚无主义和原子化个人主义的良方，比如罗思文的《反对个人主义》一书就明确指出中国传统儒家对宗族或家庭的重视，而且罗思文和安乐哲两位汉学家都重视儒家传统中的角色伦理，他们无疑看到了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理论特点，但其视角显然又与雅斯贝尔斯不同。
而在上述两种视角之间采取一种更为温和的立场的，应该是美国汉学家万百安，他在《早期中国哲学中的美德伦理与后果主义》一书中，对比了儒家和墨家的伦理思想，认为儒家是美德伦理学，而墨家是后果主义伦理学，并自觉为儒家美德伦理站队，同时也呼应了罗思文的看法，认为儒家美德伦理可以为西方现代性之病疾提供一些对治的资源。但万百安既看到了儒家思想之长，也看到了其短，即在制度建设方面的缺陷，所以他不仅着力阐释了孔子和孟子的道德哲学思想，也以很大的篇幅考察了荀子的伦理观念，因此他对儒学的理解相对就更为全面一些。这几年我一直提倡“统合孟荀，创新儒学”，认为仅仅从孟子的角度理解儒家，是比较片面的，而且用偏于心学的孟子思想来概括儒家，也会走向空谈心性而轻视礼法制度的偏颇之路。很显然，海外汉学家们没有我们的历史包袱，更容易将孟子和荀子的思想综合起来看，对孟荀没有特别的偏好，不会有哪一个是儒家之正统哪一个是别子为宗之类的念头。这为汉学家以中正平和的心态看待儒家人物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罗思文《反对个人主义》是以问题为先导对中国传统思想所做的概览性研究，而万百安则是聚焦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个案，在学派之间的鉴别与比较中，揭橥其中的深层义理及其现代意义。此外，海外汉学家也有将中国传统哲学通史的梳理作为自己的志业的，比如刘纪璐的两部著作，《中国哲学导论：从古代哲学至中国佛教》和《宋明理学：形而上学、心灵与道德》就是这样的思想史作品，两本书合在一起就是一部中国古代哲学史。刘纪璐的中国哲学研究以分析哲学的方法自觉见长，这就使得她的哲学史撰述清晰可读，在概念辨析、逻辑脉络和思想之间的承继关系等各个方面，上述两本书都能处理得井井有条，毫无滞碍之感。刘纪璐这两本书的另外一个特点是，由于她并没有将自己作为儒家或墨家或道家或佛教的代言人，这与不少海外汉学家以儒家自居，如上面提到的罗思文、安乐哲和万百安，以及波士顿儒学的代表人物南乐山等，或以道家自居，如何乏笔，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在阐述各家各派的思想观念时，往往会以客观中立的理论态度对其中的义理进行深入剖析，这样就更容易凸显每家每派的思想特点，也能在客观呈现各家各派思想观念的同时，予以更为广泛的比较研究。
中国传统哲学内容宏富，儒释道各擅胜场，而海外汉学在儒释道各个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的“海外中国哲学研究译丛”也选择了一些汉学家在道家和佛教领域的研究著作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新加坡汉学家陈金樑的《道之二解：王弼与河上公 <老子> 注研究》是一部关于道家哲学的专业性很强的著作，其研究方法与国内学者在很多方面都是相似的，不同之处在于陈金樑更多地运用了西方解释学的方法。而安托万·帕纳约蒂的《尼采与佛教哲学》所运用的方法更偏向于西方学者的路数，在将尼采思想与佛教哲学进行深入比较的过程中，作者指出形而上学尤其是“存在”“自我”之类的概念是哲学家的一种虚构，此种虚构恰恰是现代虚无主义的理论基础，尼采和佛陀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对此提出了批评，两者都从关注“存在”和“自我”这些形而上学虚构转向关注生命本身，只不过尼采对生命取肯定的态度，而佛陀则对生命取否定的态度，但两者都主张以“伟大健康”的生活理念来对抗虚无主义。自由儒家的奠基，有必要兼容并蓄地吸收其他学派尤其是中国传统道家和佛教哲学的合理成果，海外汉学在这方面的努力，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西北大学出版社“海外中国哲学研究译丛”还将继续推出一系列汉学家的中国哲学研究著作，其中包括由美国汉学家何艾柯（Eric L. Hutton）主编的《荀子哲学导论》一书，集中了对荀子有精深研究的海外汉学家所写的十五篇文章，从荀子的礼、乐、人性论、伦理学和政治学等各个角度，全方位地考察荀子的思想。我很乐见这样的作品中译本问世，为我的主张“统合孟荀，创新儒学”提供更大的助力。同时，我也希望通过海外汉学家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持续深入研究，自由儒学能够走向世界，为中西文明互鉴提供更多的对话和交流机会。
作者：梁涛，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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