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汎森

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主要研究範圍是思想文化史、學術史、史學史，關注的時間是從明清到民國時期，主要著作有《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晚明清初思想十論》、《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等。

今天所要談的人物，是近代思想史上不太談到的一位知識分子—劉咸炘（鑒泉，1896—1932）。以前我在反覆讀他著作的時候，一開始注意到的是他對章學誠（1738—1801）的看法，但劉咸炘在這方面的思慮太細，反倒不容易談。今天要談的是劉咸炘史學著作中關於「風」的觀念，而「風」是一個在近代經新史學洗禮之後長期被忽視的史學觀念。

一、生平及思想淵源

劉咸炘是四川雙流人，他的祖父劉沅（1768—1855）是舉人，也是劉門教的創始人，他在嘉慶年間創辦的槐軒書院，與後來同治年間張之洞（1837—1909）創辦的尊經書院，一官一私，所提倡的學問也有不同。劉咸炘的《推十書》中所收的大大小小的兩百多種著作都是在他短暫的生涯中寫成的。由他的弟子所完成的著述年譜，可以看得出他每年都要完成許多種書。可惜在36歲那一年，他難得出遊，得了風寒回家後，不久便去世了。

劉咸炘的學問事實上受到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是章學誠《文史通義》的影響，我想他對章學誠《文史通義》的吸收、發揮和批判大概是近代學者中最多的。民國以來的章學誠學其實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題目，針對章學誠竟然提出那麼多不同的看法。譬如梁啟超（1873—1929）說章學誠的「六經皆史」是「六經皆史料也」（〈治國學的兩條大路〉）。另一方面，我在追溯劉咸炘的學思歷程時，發現他受龔自珍（1792—1841）的影響很大。我想這正如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裏面所講：「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新學家」如此，像劉咸炘這樣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亦不能免。龔自珍的〈釋風〉篇，一開始講「風」、「蟲」，就是說我們身體中有很多「蟲」，好像細菌一樣，「風」與之感應，形成某些疾病等等。那一大套理論我們先不說，但是其中有幾句話很值得注意。龔自珍說「風」這種東西「萬狀而無狀，萬形而無形」，我覺得這兩句話很能說明劉咸炘的史學觀念，他認為歷史發展宛如是一種「風」，而史學是一種觀察「風」的學問，足見劉咸炘深受龔自珍這篇短文的影響。龔自珍還有一篇文章提到史學是「大出入」，他說研究歷史時要能「入」，將其中的細節研究看得非常清楚；要能「出」，把整個大勢變遷看得非常清楚（〈尊史〉）。劉咸炘說：「觀事實之始末，入也；察風勢之變遷，出也。」這一點也與龔自珍的說法相彷彿。如果總是「入」，便看不到一代風勢之變化，要先「入」再「出」，先了解事實之始末再看整個風勢變化，而且看幾十年、幾百年的風勢。

我後來才慢慢注意到，事實上有一批學者在1949年以前就很推崇他，如蒙文通（1894—1968）、唐迪風（1886—1931）、陳寅恪（1890—1969）、錢穆（1895—1990）等，只是他是一個在當時主流歷史論述的邊緣的人，所以並沒有被特別注意。

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就像我在第一講曾引用了司馬賀（Herbert Simon, 1916—2001）的話，人的理性是有前提、情緒、選擇的。所以我們看到陳寅恪、錢穆等人對民國人物的品題時，也常常因我們的注意力所限而「視而不見」，直到有一天我們的注意力改換的時候，我們才會「視而有見」。我們以前看到他們提到劉咸炘這樣的人都不太注意，當然一方面是因為當事人提到時也只是隻言片語。我在讀劉咸炘的各種著作時，發現他自己最得意的書，往往辨析得太精、太深，而且關心的問題與我們有些出入。他對史體、文體的辨析，不厭其詳、不厭其深，使得我這個與他不在同一個「境界」的人，很難領略他的想法。我反倒比較喜歡他的一些雜著，無論如何，我在讀他的書的時候，注意到一個問題，就是他反覆在講「風」。我最先發現他寫的許多文章篇名都有「風」字，然後才慢慢注意到「風」是他很重要的一個史學觀點。

二、甚麼是「風」

談劉咸炘關於「風」的論述之前，我想先談談甚麼是風，以及為甚麼「風」這個議題會引起我的興趣。中國人很喜歡用「風」這個詞，譬如，《詩經》的「觀風」就是一個很大的傳統，可是「風」該如何英譯呢？譯成「wind」、「fashion」、「public opinion」，好像都不太夠，是不是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的「時代精神」？好像也不是非常精確，但是在中國文化中總是講到「風」。《易經》中說「雲從龍，風從虎」，中國人還常常講要「開風氣」、「風俗之厚薄」，好像特別喜歡用「風」字，可是「風」的確切涵義又很難定義。古人講「察勢觀風」，可是「風」在中國的傳統裏好像是一個很神秘的東西。

我們應如何比較系統地思考「風」。1849年有一位外籍傳教士斐洛（Philo）從中國寫了一篇15頁關於「風」字的探討長文（Illustrations of the Word Fung），發表在傳教士的期刊Chinese Repository（《中國叢報》）上面。作者敏感地注意到，在中國文化傳統中「風」是一個最常用、最難轉譯，而意涵又非常繁多的字眼。他用了幾十個英文字來轉譯其意。

斐洛的文章說，風是「spirit of God」，是「wind」，是「passion」，
是「excitement」，是「life-dispensing」、「quickening」（靈），是「custom」，是「moral conduct」（如「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是「illustrious fame」，或「high praises」，或「sounding name」（如「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是「fashion」（如「以風生萬物」），是「good example」（如「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是以四海承風」），是「deportment」（「扇以廉風，孚以誠德」），是「the forms of decorum」、「etiquette」（「維先至鄒魯，家世重儒風」），是「method」（「能以技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是「reformation」（「風，化也」），是「instruction」（「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是「influence」（「君子之音，乃所以為治安之風也」），是「spiritual image」（「陵有國士之風」）等。

他在文末將上述種種「風」的英文翻譯歸納為五類：

第一類：breath、spirit、passion、air、gale、wind

第二類：manners、deportment、etiquette

第三類：fame、example、fashion

第四類：instruction、institutes、influences

第五類：disposition、spirit

劉咸炘對「風」並未曾嚴格定義，大體而言，上述五類涵義的「風」，與他平常講到「風」時的涵義大致相符。「風」當然不是甚麼新的史學理念。《詩經》中有大量的風詩，古書中也總是說史學的任務之一是「察勢觀風」。但是晚清以來，在新史學洗禮之下，「察勢觀風」的觀念並不流行，「風」也成了不確定的代名詞。

然而在歷史上，人們見識過多少風潮，它們倏忽而起，倏忽而落，最初可能只是幾個好事之徒，或小書齋中的幾個讀書人所發動，可是當它如日中天之時，即使人們覺得不合理，即使許多人心中完全不認同，卻也不敢違犯它的勢力，而且不敢公開說甚麼。以學術為例，當一種學風流行之時，即使內心中對自己所做的學問感到懷疑，仍然跟着大眾拼命向前。用胡適（1891—1962）的話說：「雖有智者，亦逃不出。」

「風」之起落是一道非常艱難、複雜也非常豐盛的課題，尚待我們綜合各種學問深入探討。在一個社會中，同一時間便有無數股「風」的勢力，其中有的是颶風，有的是微風，但說不定微風有一天也會變成颶風，席捲一切。譬如許多觀察者指出三十年前，佛教在台灣社會並無積極作用，但是近一、二十年來，它形成了極大的勢力。譬如二、三十年前，台灣的文化菁英是文史學者，後來是科學家，現在是生技學者、是電子新貴。又如美國歷史學界的研究熱潮，時而思想史，時而社會經濟史，時而新文化史，現在是醫療史。當新文化史盛行時，美國許多歷史系都驕傲地宣稱說他們近年的空缺都是文化史的人才。

我們在歷史的興亡中也常常看到，最初往往是少數人，慢慢地變成強勢，而它又觸及一般人內心中潛在的想望或恐慌，於是一根火柴點燃了一個火藥庫。這中間不必然有一對一的關係，有時候偶然性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當然個人的行動、性格、形象、品質與時代的適合性等因素也都非常關鍵。而人們一旦形成內聚力強大的團體或組織，甚至是有暴力挾制性的組織，慢慢地便足以形成轉變社會的重大力量。在這個過程中，少數人與社會的關係一如水龍頭與自來水系統的關係。

能開啟一種「風」的機制還非常之多，譬如一個價格可能調動一種「風」，一種指標或排名的系統可能帶起一種「風」，一個示範意味的試點或突破、符合普遍現實利益的一種主張、強力的羣眾畏懼感，甚至模仿與競爭等也都可能形成「風」。

在現實生活世界中每天都有人在挖空心思想要捲起一陣「風」—不管這個「風」是思想的、流行的、政治的、軍事的—但都沒有成功的把握。即使讀遍了教案，也未必能保證每一次都能成功地推出一個新的「風」潮，可見它是何等艱難的課題。

「風」很難形成，而「風」的範圍也很難捉摸，它真的是「萬狀而無狀，萬形而無形」。我上次曾舉《楞嚴經》與宋代思想的例子。有人說《楞嚴經》在北宋有很大的影響，胡適說怎麼能說是一部《楞嚴經》的影響呢？應該說是整個時代禪宗的「空氣」對士人的影響。這個「空氣」或「風」很難從字裏行間一個字一個字確鑿地找出來，可是人們是受到「空氣」的影響，如果只是從一部書到一部書上面的證據去理解，看到的只是一部分，還有許多部分是看不到的。像清代的陳澧（1810—1882），他的著作反覆強調「學風」會改變「政風」，「政風」也會影響「學風」。

「風」究竟是甚麼？即使感受到了，有時候可能也難以描繪、分析。但劉咸炘認為史學最重要的任務是觀「風」，不是像梁啟超講的，是記錄事物、社會進化的軌跡，也不是「史學即是史料學」，他認為史學最重要的工作是看「風勢」，看每一個時代各種「風勢」的起伏。劉咸炘的論文標題常有「風」字，如〈流風篇〉、〈流風餘義〉、〈明末三風略考〉等，他在文章中最常提到的幾個名詞是：「風氣」、「學風」、「時風」、「通風」、「風勢」、「虛風」。

三、史體與「風」

劉咸炘有一句名言，他認為所有的東西都在「風」裏面，包括政治、人才等所有的東西，一切都在「風」中。他和近百年所流行的新史學理論有一個不同，就是近代很多史學理論是從外國引介回來的，而劉咸炘有一個特色，他基本上是想從舊史的理想中去翻新，想要在新史學的挑戰之下，吸收一部分新的東西，重新提出一個想法。所以他史學著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從史體的批判開始。

我們知道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校讎通義》，其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對史體、文體的形成變化的研究與批判。我想近代西方的史學家沒有人會對「體」進行這麼多既深且細的探討和批判，但是劉咸炘卻要用舊的資源，融合新的東西，在新的挑戰之下，創造一個新的史體。章學誠的名言「方智圓神」，將史學分為「記注」和「撰述」，「方」就是「記注」，是客觀之學，是記錄、整理、考證史料，「圓」則是撰述。在章學誠看來，清代考據之學就是「方以智」。我想劉咸炘深受這個影響，他認為如果要觀風勢，就不能像清朝學者那樣只滿足於記注、考辨史料，寫出一條又一條非常深入而有見解的劄記，而是要綜合所有的東西寫成「一家之言」。所以他想要用「圓而神」的方法來描述一代風勢的變化。收集史料、研究史料的客觀之學只是史學的一半，還有一半是主觀之學，也就是撰述，是描繪「風」的觀勢之學。

劉咸炘的著作中很重要的一個工作是在分析「史體」，他很關心能表現一代風勢的彙傳體的衰退，同時也關注史書中有關「風勢」方面的記載的衰減。他認為司馬遷（前145—前86？）在《史記》中將好幾個相近的人物歸在一個列傳中，而不是一個一個人分開寫，就是在表現「風」，這羣人代表一種「風」。而《史記》、《漢書》那種彙傳體慢慢衰退了，後來的史書總是「一人一傳」；而且傳記的寫法越來越像《碑傳集》裏面太過定型化的敍述。除了史體之變外，他認為歷史哲學、政治哲學也深刻影響到歷史察勢觀風功能的衰退。

他認為史體的衰退經過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漢書》、《後漢書》之後，注重風俗的體裁慢慢沒有了。他說在班固（32—92）的《漢書》裏面，許多列傳還能表現出在政治壓力之下知識分子變得矯激的情況，後來在《資治通鑒》中看不見這些了。他說：「唐以來私家傳記多止留意官曹儀制、賢士大夫言行，而罕及文化風俗，蓋史識之日隘也。」又說：「然整齊之風，至唐之館局而成。」也就是說唐朝以後，史學日趨嚴整，修史由專家之學變成官方之學，所有東西都整整齊齊，所以沒辦法看出「風勢」的變化。他又責備劉知幾（661—721）不明「通古別識、圓神變化之術」。劉咸炘經常批評劉知幾，因為劉知幾提倡編年史，而編年中間看不到因果的聯繫，看不出風勢的變化。他認為唐以後的史學太喜歡編年體，而不注重《史記》、《漢書》那種彙傳式的史體，也是史學變得愈來愈不能察勢觀風的重要原因。

宋朝則是另外一個轉變期。劉氏對宋代史學的批評是多方面的：他認為宋朝史學太好褒貶，而且太好一人一事之褒貶，不是對整個風勢的褒貶。宋代史家過度注重朝廷的政治，而忽視民間的風俗。又說宋朝以後的史學變成「萬人一篇」，所有人的面貌都一樣。他也提到章學誠的〈釋通〉，認為所謂「通」就是「風」，他又說：「以時風言之，今日宜修宋史，何也？史識在觀風察勢，風勢萬端，綜貫以求，由繁至簡，達於最高之原則，則見民風無過一張一弛之迭代，一切世事皆由此生。」前面這一段引文中的「一張一弛」一語是他講「民風」之變的最高原則。在〈流風〉篇中，他就主張用「最高之原則」來講每一個時代的思想，他認為每一個時代的「時風」、「政風」往往也就是幾個簡單的範疇的表現，可是我認為一代民風之變不可能只是「張」、「弛」，實情遠比這個要複雜。但是除此以外，我同意他的看法，隨着史體的日益拘仄，歷史慢慢變得沒有辦法承載「察勢觀風」的
作用。

劉咸炘認為「史」不應該有定體，應該根據所要描述的「風」而創設新的史體。他認為能捕捉「風」的史體要能兼顧「上下」和「左右」。所謂「上下」，就是要貫穿，不能以一個朝代為限，往往要看三、五百年，所以要「縱」觀，要重「時風」。但他同時也講「左右」，講「橫」觀，講「土風」，一個地域的「風」。因為重「橫風」，講「土風」，所以他的著作中特別強調方志的作用。他說：「方志自有方治之精神，與國史異也」，「蓋緣向來於方志止視為國史橫剖之一部分，以為一方不似一代，無所謂自成面目者，既無其事，作者何由強造一貫。吾今以土俗貫論」。他認為方志的作用不只是國史，乃「橫剖之史」，在方志中可見「土風」，即地域之風。

然而甚麼東西限制了我們對「縱」的了解？他說是斷代史，斷代史限制了「上下」縱觀的可能。甚麼東西限制了「橫」？劉咸炘提到的例子之一是列傳，列傳之間把所有東西隔開成一塊塊，沒辦法橫觀。

他也認為「事目」往往決定了史書的內容，他說：「觀歷代史書志、傳事目之增減，而史識之漸隘，史法之漸亡，已可見矣。」他認為中國歷史上各種史書的「史目」太過狹隘、太過道德化，而且變化太小。所以為人寫傳時，往往先看他是不是孝義、賢宦等等，是不是能塞到一個特定的史目裏去。劉氏認為這些「史目」的確定使得它們沒有辦法記載人事的紛紜萬狀。這使我想起美國思想家肯尼斯á柏克（Kenneth Burke, 1897—1993），他說我們看所有的東西都要「in terms of」，事象通常並不能自我呈現自己是甚麼，所以人們總是用一些範疇來了解它們、狀述它們。在我來看，這是一種方便—方便下筆、方便描摹，但是方便的另一面是束縛，使得史家用不變的框架去狀述紛紜萬狀的人事世界。如果我沒有誤解劉咸炘的意思，這些具有高度道德意味的「史目」使得歷史上的史官，將所有事情都先往這些已有的框架裏塞，而不是看這個時代有甚麼變化，再創造適合於它的分類，所以「史」變得不能察「風」，而這些篩選的框架，事實上也是維持古代的道德風教很重要的一個部分，人們受到它的陶冶，也很自然的在行為上督促自己去往那些理想的行為去靠。我以前常以為明清地方的鄉、鎮志可以體現地方上事情的紛紜萬狀，可是沒有想到並不是那麼一回事，因為它們的「史目」與國史、省通志，或府州縣志往往大同小異。所以歷史形成了一個無所不在的框架，一方面產生了道德教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則是不大能體現事象的風勢與變化。

在這裏我還想舉一個例子，晚明出現了大量模仿《世說新語》的書，而且模仿的最厲害的就是《世說新語》對這些文人的分類，讓人讀來會覺得好似魏晉名士又在明代出現。我認為這就是劉咸炘為甚麼花很多時間在反省「事目」和「史體」的關係。他認為「事目」一定，看事情的凹凸鏡就安放好了。章學誠在一篇文章中說，他要為人們寫傳記的時候，凡共同的部分通通省略掉，要寫出不一樣的部分，看來也是同樣的道理。進一步推演劉咸炘的思路，可以說中國歷史上因為「事目」和「史體」趨於穩定，使得人們沒有辦法看到歷史的紛紜萬狀，也沒有辦法看到前後左右通貫的事象，只能局限在一個一個格子裏面看事情，就沒有察勢觀「風」之可能了。

此外，劉咸炘認為歷史貴在能見「生民」與「風俗」，能否見生民、風俗也與「史體」之好壞有關。他說：「然班、范而後，史識漸亡，作史者重朝政而忽民俗，詳實事而略虛風。」也就是說他認為《漢書》、《後漢書》中的「土俗民風」也就看不到了。他又說：「傳記下風，志載上制，魏之崇信釋老，乃上制也。」實際上是告訴我們，有時候風是從下面而來的，有時候風是從上面而下的，有時候風是上下交而形成的，而魏之崇尚釋老，其風是由上層階級所開啟的。

為了使歷史要能見「生民風俗」，所以他同樣反對分目、格套式史學，而他認為宋代以後的史體過度受到道德義法之束縛，同時也因為宋代以後的史書「重政治」、「輕民風」，所以在這方面也表現了一個衰退的過程。他認為從宋代的《通鑒綱目》以後，評判歷史的觀點主要從道德境界出發，使得人們看不到生民風俗。他說：「自晚宋人以擊斷為史學，不惟不究文化風俗，即並制度亦希加考論，其視史也若君子小人譜而已，故著史者多止論人。」他比較兩本書，說宋濂（1310—1381）《浦陽人物記》不如徐東昭（1427—？）的《稗史集傳》，因為前者將一切史事放入道德格套中，是「以類求人」。劉咸炘又說：「是可知史家惟詳於朝廷之繁文而忽於民間之風俗，亦由志已局於案牘，傳已局於行狀、墓志，民間風俗固非案牘、狀志之所有，無綜合之識，而惟編排記注，宜其陋矣。」史書中志、傳之分，使得民風成為兩邊都遺漏的歷史材料，而分志、分傳，亦使得史家難獲「綜合
之識」。

劉咸炘強調史家要有「綜合之識」，歷史的書寫要跳脫獨立的格子，廣為綜合，才能捕捉到「風」，這一點後面還會再談到。劉氏也強調雜書對於捕捉風勢之重要，他說：「當雜考羣書之旁見側出者而綜合之。」舉個例子，他說如果想了解晚明之「風」，則《萬曆野獲編》的作用要遠遠超過《明史》，又認為在錢謙益（1582—1664）的《列朝詩集小傳》一書中「明代之風大略備矣」。用《列朝詩集小傳》來捕捉明代的遊士、山人之風，其成績要遠遠超過《明史》。

四、宇宙如「網」

劉咸炘對「風」其實從未有系統的論述，而且使用的語言相當簡略、零碎、籠統，本篇實際上是我試做的一些梳理。在前面的討論及以下的部分，我都會提到幾點：第一，「風」除了是指風俗及風俗對政治、社會、人事等無所不在的影響之外，更重要的是「無不有風」。每件事都有風，而政事、人才等無時不在「風」中。第二是「縱」、「橫」、「時風」、「土風」之間的作用。第三是破除史目之分，從前後左右進行「綜合」之工作。第四，在「事實」之外要能把握「虛風」。第五是「宇宙如網」的史學概念。

劉咸炘有一本僅24頁的小冊子《治史緒論》，在這本小冊子中，他提出史學有四個要件：「考證事實」、「論斷是非」、「明史書之義例」、「觀史跡之風勢」，前兩者為各種史學所共有，後兩者為劉咸炘所特別提倡。我們一般以為「風」就是重視歷史中的「風俗」，劉咸炘卻說「風俗」固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他更強調的是「無不有風」。這裏要先談他對「羣體民風」的討論。

劉咸炘屢屢提到風俗、小事之重要。他認為：「記事尤重能傳風俗，小事往往可見大勢。」他對趙翼（1727—1814）的《廿二史劄記》非常欣賞，《廿二史劄記》往往能把握一代正史中常常出現的事情，比如說「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等。但是劉咸炘認為《廿二史劄記》沒有做到兩點，一是太依靠正史，另一點是覺得只出現過一次的事情不重要。

前面已提到過，劉咸炘認為司馬遷、班固之後有一個重大的發展趨勢，即史學的識見日益拘狹，側重朝政，而對「羣體民風」不夠注意。譬如他認為遊俠為華夏民風之一大端，他說：「羣體民風，學者多不注意，論述遂絕而不續」，「班書以後，絕無〈遊俠〉、〈貨殖傳〉……而自司馬彪以降，所遞增者乃在輿服、朝會、儀衞，是可知史家惟詳於朝廷之繁文而忽於民間之風俗」。

他引呂祖謙（伯恭，1137—1181）之語：「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談政事」，認為呂氏能多少注意到風俗與政事之關係，是為可喜。但呂祖謙於周秦之變，不過慨惜先王之法驟廢，而對於風俗之漸變相承者未能多所發明。劉氏感歎地認為呂氏之病正是宋儒普遍之病，故說：「宋儒史識大多如是，不得謂之不正大，亦不得謂之不淺隘也。」上面這段話的意思是，了解政事必需了解風俗，了解一切皆需了解風俗。劉氏表示，呂氏雖已轉步，但卻未移身，他的歷史著作仍然反映了宋代史學態度拘狹化的變化。

劉咸炘強調說：「民間習俗，亦有重大影響及於政事者」，所以不能只看政治，還要看民俗，政治不講官制不夠，光講官制也不夠。他認為明代「英、憲以降至於萬曆，實風習最繁變之時」，所以他寫了〈明末三風略考〉，認為晚明有三個重要的因素：山人、遊俠、紳衿橫恣，「三者互為因果，而皆原於士大夫之驕侈」，形成晚明各式各樣風勢之變化，各位詳讀晚明文集可了解到。

接着我們要談劉氏的另一個重要觀念，即每一件事都有「風」，而且每一「風」並不是孤立的，可能與別的「風」之間有複雜的相互關聯。所以他的「風」包括兩個部分，一個是我們前面講的「風俗」，另外一個是「無不有風」，包括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甚至連一個時代流俗的裝飾，或交朋友的方式都有「風」，而且往往互相交纏。

他舉例說：「所貴乎史者，為明著其政事、風俗、人才之變遷升降也。政事施於上，風俗成於下，而人才為之樞，一代之中，此三者有多端，每一端為一事，即為史識之一義。」他認為一個時代最重要的就是政事、風俗、人才三要素，政事成於上，風俗成於下，而人才在中間，為其樞紐，可以想像這三者是不可間斷的相互作用着，形成一個幾乎不可分的旋風。「風」決定一切，政事、人才及其他許多的事事物物皆在「風」中。

風有時候是小事，有時候是「一大風」，不管是捕捉小風還是大風，都必須要能前後左右，打破「類」、「拘」、「分」，要能綜
貫。劉咸炘說：「風之小者止一事，如裝飾之變是也，風之大者兼眾事，如治術之緩急，士氣之剛柔是也。」風裏面有大有小，小的如裝飾，大的如一個國家之特色，這之間的互動就像「宇宙之網」（詳後）。他認為從「一人之交遊，而可以見一時之風俗，數人之行事，而可以明眾人之行誼」，「名字亦風俗之一」，甚至連一代之書也代表一代之風，《世說新語》反映的是六朝清談之習，《唐摭言》反映唐代重科舉門閥的風氣，一本書的特色即表現一個時代的「風」。宋代的「祠祿恩賞」，明代的「鄉宦」，也都是造成諸「風」的重要條件。

我已經強調過，劉咸炘對「風」並未有系統的論述，不過從他文章中可以看到有一些題目，是各種「風」的例子，如「漢晉名譽考」、「北朝末報應之說盛行，書亦多，南朝亦難」、「元魏時人多以神將為名」、「（唐）節義不重，沿自南北朝」、「（唐）門生座主之相為好立碑志，亦勢力之一端」、「唐人奢侈之事非一，勢利、奢侈相因，唐之土風所以媕婀也」、「五代人多以彥為名（……名字亦風俗之一，如東漢無二名，元末平民多以數目為名）」、「宋初嚴懲贓吏（反唐、五代之風）」、「金初父子兄弟同志（部族之風）」、「（明）鄉宦虐民之害（流寇由此起）」、「（明）中葉才士傲誕之習（末為山人、遊士，與宋同）」。他零零碎碎整理了各朝各代的風氣，這些在正史中並不容易看到，可是你如果從綜合的角度，把這一切都看成「時風」和「土俗」的交叉，就能看出來，哪怕只是在正史中出現一次，說不定也有很大的影響。

前面已經提到，劉咸炘偏好用「縱」、「橫」這一對觀念來解釋「風」之形成。「縱」的是「時風」，也就是人類在歷時性的活動中所產生的變化；「橫」的是「土風」，是地域、環境、土俗等因素。劉氏認為任何一代的「風」基本上是由「縱」、「橫」兩者所構成。

他對「時風」和「土風」的重視，與蒙文通相近，所以他們也能互相欣賞。他在《治史緒論》中篇分「史實」、「時風」、「土風」、「史旨」、「讀史」五要領，他說：「『時風』者，言宇宙無時不動，動則變化，事必歷時而後成，故古史官與天官連，時之義也。『土風』略言縱為時、橫為地，二者互為因果。史跡之不可以時風解者，又須以土風解之。」這都是反覆說明「時風」和「土風」如何相互交替而產生影響。此外僅舉一例，他的〈齊魯二風論〉，講的就是春秋時期的齊魯兩國的「風」，他認為在秦以前，「橫」非常重要，因為列國的風俗不一樣，但是在郡縣制以後，「橫」的部分就比較輕，「縱」的部分就比較重。

「史」是一個大的「綜合」，整合「縱」、「橫」兩種交互作用而形成的風勢。故他說：「史以綜合為事。橫之綜合為關係，《易》之所謂感也；縱之綜合為變遷，《易》之所謂時也；宇宙無時不動，動則變化，事必歷時而後成。」為了比較深入闡明「縱」與「橫」，劉氏所用的詞彙每每有變，如說「橫之綜合」，如《易經》中所謂的「感」，「縱之綜合」是《易經》中的「時」。又說：「縱」為史學，「橫」為社會學，他心目中理想的史學撰述是兼具「史學」與「社會學」。他顯然相當注意到晚清以來介紹到中國的社會學，所以常常將社會學和史學連在一起談。他認為史學不只是四部之學之一，或各種學問之一而已，而是人的全部學問的全體，其中包括社會科學。

我覺得最能顯示劉咸炘對歷史之把握的是他從佛經借用的「宇宙如網」一語，他用「宇宙如網」來說明事件之間無往不在、複雜無比的交互作用。他說：

史之所以無不包，以宇宙之事罔不相為關係，而不可離析，《易》之所謂感也。史固以人事為中心。然人生宇宙間，與萬物互相感應。人以心應萬物，萬物亦感其心；人與人之離合、事與事之交互，尤為顯著。佛氏說：「宇宙如網」，誠確譬也。羣書之所明者，各端也。史之所明者，各端之關係也。羣書分詳，而史則綜貫也。綜合者，史學之原理也。無分詳，不能成綜貫；而但合其分詳，不可以成綜貫。蓋綜貫者自成一渾全之體，其部分不可離立，非徒刪分詳為簡本而已也。綜合關係，即是史識。觀察風勢，由此而生。專門之書，止事實而已，不能明大風勢也。綜貫成體，是為撰述。專門之書，多止記註，而非撰述。即是撰述，亦部分而已。明此三別，則史之獨據者可見矣。

這一段引文包括幾方面：第一，史之事即宇宙之事，而宇宙之事無不互為關係，不可離析。所以現代史學那種分析的處理並不合適；而且事物之間的因果關係是「感」，是無間斷的「交互」，而不是簡單的作用方式。第二，「史」與「羣書」不同之處，是「羣書」所體現的是各個面的問題，而「史」是一個大綜合。「史」是全體事業的學問，是劉咸炘所謂的「人事學」（人類世界全部現象之學），故必須把握每一個時代的全體才能把握此「渾全之體」。第三，在此，「渾全之體」中的部分不可分立。

劉咸炘認為「綜合關係」即是史識，觀察「風勢」要由這裏「入」。如果只像清代考證之儒那樣只重建無數事實，不能出而明「虛風」是不夠的。在上段引文的最後幾句，劉氏再度回到章學誠的「記注」與「撰述」之分，強調把握無數「事實」只是「記注」，能把握「風勢」的才是「撰述」。由於他認為「必有變化交互之史」，所以不是一件件事情拆開來看，而是所有事象前後關係之綜合，所以他說「史」是一種看事情的方式，是綜合的，其目的在「綜求其事之關係」。「一風皆牽涉各端」，自成一「渾全之體」。為了要「綜合」，要把握「風勢」，很重要的是在「實」之
外，還要掌握「虛」的部分。

劉咸炘覺得後代史學過度重視史實之建立，而忽略了「虛風」之「虛」以及綜合之勢。他說：「又後史無綜合之勢，且忽虛風，必以子、集輔之。」劉氏受章學誠影響非常之大，所以很喜歡談四部之學，或是以四部的範疇講他要表示的新觀念。這裏的子、集就是主觀之學，所以這段引文中所說的「必以子集輔之」，就是說要用主觀的虛的態度來輔助客觀的實的學問，這樣才能有史識，也才能看到「流風」。

劉咸炘曾提到道家的史觀最符合他的想法。但在《道家史觀說》這本小冊子中，他並未詳敍這方面的內容。劉氏在這一篇文字中提到，史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觀變」，而道家的方法是「御變」，所以史家必用道家之術。除此之外，我認為道家有一種忽略史「跡」而講變通大勢的特質，這與劉氏所謂的「風」也有關，劉咸炘即說過這樣一段話，「能入必虛心觀其始終，此即黃老家秉要執虛以御物變之術，故曰道家者流，出於史官。」

劉咸炘又說史學不應該採「人中心主義」，而應採「事中心主義」，「史」最重要的不是在講人，而是講事情。捕捉一種「風」，必須要注意「何時兆之，何時成之，因何而有，因何而止。何人開之，何人變之。」

最後，我想特別談談「風」的史觀也影響了劉咸炘的史料觀。因為他對「風」的看法，使得他對史料的抉擇與正史中對史料的抉擇有輕重之不同。他說：「所貴乎稗史雜記者，為能記當時士習民風……故欲觀唐宋元明者，絕不可不參雜記而專憑正史。」他覺得要了解一個時代的歷史，必須注重稗史雜記，才能顯現出一個時代的士習與民風。他對新史學很重視的石刻史料說：「足觀一時風俗……於國史則無多裨益也。」他認為像《東京夢華錄》、《夢粱錄》、《都城紀勝》、《武林舊事》這些書「所載閭巷雜俗雖極猥鄙，孰非論世之資耶？患無識以觀之耳。」又說：「吾嘗言讀《明史》不如讀《野獲編》」，因此他覺得「欲貫串一代之風，勢必更旁求他書」。

五、「風」與近代新史學

我一開始已經講過，劉咸炘對西方史學是有若干了解的，而且對西洋史學並不全然排斥，比如他說：「上挈論史識之由來，下略舉風勢之端緒……朗格羅瑟諾波所撰《史學原論》亦詳密可參。」因為西方史學講事情的變化是很普遍的，所以他認為西方史觀近於中國之「觀風」，但因為西人好偏執一端（如英雄史觀），故仍然不夠理想。而且他認為歷史的長處雖然要以事為主，但若只是把事情串在一起，則只是「紀事本末」，無法看到「無不有風」，也無法看到「宇宙之網」的交互作用。劉咸炘想在舊史中，開出一條新路，而這條路不是從西方來的。

劉咸炘常說他所提倡的「史學」即是「人事學」。他說：「吾之學，其對象一言以蔽之曰史。此學以明事理為的，觀事理必於史，非但指紀傳、編年，經亦在內。子之言理，乃從史出，周秦諸子亦無非史學而已。橫說則謂之社會科學，縱說則謂之史學，質說、括說則謂之人事學。」所謂「人事學」，是把所有學問綜合在一起之學，也就是史學，用史學可以包括各種學問，這種想法與章學誠的「六經皆史」有一定的關係。

劉咸炘對當時流行的疑古派非常不滿，他認為：「及漢以後，著述皆有主名，後人習焉，推以概古書，爭辨遂紛然並起，且或以是疑真書為偽書，原其紛謬，皆由未識古人不私文辭之故」，可見他繼承了章學誠《文史通義》中「古人不私文辭」的觀點。

其實他也受到梁啟超新史學的一些影響。比如重視「民史」，重視下層百姓的史料。但他並不以此為滿足，要用舊史的「察勢觀風」的「風」來概括新史學中認為有價值的部分。他排斥史料學派、科學學派、公律學派，反對以史為客觀之學。他認為有關「人」的學問不可能成為物質之科學。他反對進化定律之史學，認為史有主觀的東西，要加上「虛」的部分才能充分掌握。

劉咸炘並不完全同於當時的保守派史家。當時的保守派史家並未像他那樣有特別突出的史學觀念。而且劉咸炘認為從宋代開始史家忽略了「風」，但蒙文通、陳寅恪卻認為宋代史學最為發達，這些地方是他與當時許多較趨文化保守主義的史家有所出入的地方。

劉咸炘只活了36歲，他的人生來不及有太多的變化，不過在民國十七年，他竟然寫了一篇〈語文平議〉討論白話文學，我認為這跟北伐有關。事實上，辛亥革命對中國近代思想影響非常大，而北伐的影響也非常大，但是一般人都忽視了北伐對新思想的影響。

整體而言，劉氏對新思潮是不滿的。他不滿胡適倡西方之學以壓中土聖哲—「來書謂：『今日與東西學者共見者，乃不在中國之精華，而在於糟粕。』」他認為近代新思想家往往為求符合近代西方，而把中國歷史中不是主體的部分拿來與之相呼應，並宣示那就是中國歷史文化的主體。

經由以上的論述，各位可以看得出來，劉咸炘重新定義「史」的任務是「觀風勢」，而不是記錄進化的軌跡。他談史的性質、任務，認為史是包含所有的人文學科，他批判舊史體，主張「無不有風」，主張「土風」與「時風」之重要，並且用〈明末三風略考〉一類的文章來具體展現，值得我們注意。

如我的記憶無誤，這些年來，我從劉氏各式各樣的文章中捕捉他對「風」的闡釋，認為這個觀念貫穿於他的各種著作之中。但是，我總覺得他講的還是不夠深入，他對每一代特有之風的捕捉甚為靈敏，但講政治時，只反覆說「剛柔緩急」幾種範疇，顯得太過簡單。他在〈流風〉篇中把趙翼的《廿二史劄記》一句一句地抄下來，下面注以自己的見解，這些注文每每比趙翼的原文還要有價值，可是當他闡述「大風」的時候，往往只說「剛柔緩急」，不太能夠再深入。

我認為「風」是一道豐盛的習題，用現代的學術觀念和語彙去深入闡述「風」的各種複雜的機轉是我們現代人的工作。到底形成一代之風的機轉是甚麼？譬如齊美爾（G. Simmel, 1858—1918）《競爭社會學》中的一篇文章曾經說過，每一年服裝出來，人們既要一樣又要不一樣。競爭使得所有的東西乍看之下不一樣，然而慢慢地就變成一樣。我想模仿和競爭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還有就是在一個時代價值框架中，哪些被區分出是好的，大家就會往那邊去跟。我想我們的史學研究中，有很多是想要了解「風」的起落，而「風」的觀念也是我們了解社會的一個方法，有了「風」的觀念，我們才不會總是將事件當成孤立的事件。

「風」當然不是我們了解歷史的唯一之道，我們決不應用它來取代其他的史學觀點，但它不應該被遺漏。在「風」的思維下，對歷史的了解可以有許多新的可能性。譬如說因為「風」的作用方式無限，所以不能以一種簡單線性的因果方式來理解歷史。因為「風」是吹拂的，所以它不一定局限在一個範圍內作用，有可能是A範圍中的某種新形式吹拂到與它沒有關聯的B、C、D領域中，而且起着改變其內部關係的作用。譬如改變一個時代價值的源頭，可能從史學研究開始，而影響到哲學思想的發展。有時「風」是各種介面之間的永不間斷的，「不能以一瞬」地交互作用（reciprocal）着。在這一類的思考下，我們常常使用的許多概念都要重新思考，譬如用「上層建築」與「下層建築」來分析社會經濟與思想的關係，實情可能是制度與思想、思想與社會經濟之間都是不間斷地交互作用的關係，像風的吹攪一般，永遠不間斷地、不能以一瞬地相互建構着。「風」的思維是啄啐同時的，也就是說既為某者所塑造，又回過頭來塑造它，而且這種運動往復無限，從不停止。用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的話說就是：「人既是歷史的劇中人，也是歷史的劇作者」（《哲學的貧困》）。又如我們一般都比較注意前驅者如何影響後來者，或前驅者為後來者訂下的法規、規範、標準等，卻忽略了後來者也可能為前驅者訂下新的標準。不過「來回往復」或漩渦式的迴轉，也只是林林總總之中的一、兩種方式而已。我只是借它來反思近代學術受線性進化的發展觀念無所不在的影響之後忽略了其他可能性的情形。

風的吹掠不一定有物質直接的接觸，也不一定是線性式的因果關係，有時是示範性的，有時是彷彿性作用，有時候是「銅山崩而洛鐘應」式的影響，有時是「化」，有時是「薰習」，有時是一種「空氣」，在此「空氣」之下，「雖有智者，亦逃不出」（胡適）。

「五四」即是這樣一個例子。「五四」之影響一如天上大風吹掠各處，深入各個孔竅。吳之椿（1894—1971）〈五四運動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意義〉一文，便以過來人的近身觀察將「五四」這一股強風吹掠而過，而相關或不相關的各種領域俱受其影響的情況做了比較直接的記錄，所以我大段地引述如下。他說：

中國之革新運動，至「五四」以後，顯然呈現一種新的趨勢，即成功的成分增多而失敗的成分減少。事業上，中國近代史上的大建設，幾乎無一不是成功於「五四」以後。此種關係，如果說是完全出於偶合，毋乃過於牽強。「五四」以後中國最顯著之成就，莫如軍閥之廓清，統一之完成，以及因此種成就而在若干方面得以貫徹之大小事業，如交通、禁煙等。其他如行政之整理、法律之改革，其間僅有一時未見普遍之實效，而影響遠大，且在中國確屬創舉，如主計制度等。又如學校之充實，研究事業之提倡，皆為此期極堪注意之措施。凡此種種，去預測之目標尚遠，而實施之效果甚微。但有可為樂觀之根據，國人對於新事業之觀念，比之於「五四」以前，有根本之不同。不但在以前歷久不能貫徹之事業，現在竟成；且凡舉辦之新事業，十分八九，類能如期觀成。向之敗北主義，幾已一掃無餘，而支配新事業之精神，乃為蓬勃向上之成功精神。國人對事業，亦漸知從基本方面着眼，與以前之專以近功近利為務，區別不啻天壤。以往踟躕於新舊之間，徘迴依違之懷疑情緒，至「五四」以後，已不復存在。

吳文中所列洋洋灑灑的各項，乍看之下與五四運動毫不相關，但卻都因五四的大風吹過而一變其面目，可見「一代之風尚」的力量大矣哉！

在我的學術經歷裏，花了不少精力研究近代的新思想家。但是在數年之前，我也曾在〈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中談到，我們對另外一面了解太少，對主流論述的邊緣地帶、對面目變得渾然失色的思想意識、對當時保守主義分子的努力了解不夠，所以我這幾講都是圍繞這方面的主題。不過他們事實上也一直在變，在跟新派的相互周旋中不斷地變換腳步。他們大多是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在闡述傳統。以我所知，像劉咸炘的以史學為風的想法，雖然有「觀風察勢」的古代淵源，但也結合了很多時代的薰習和他自己的想法，最後變化出一個很有特色的史學觀點。

包括「風」之內的四講，都是要從多種側面來說明一件事情：人文的多樣性。我對人文精神的了解是人可以有完善自我的能力，在西方十六世紀的人文主義興起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人有完善自我的能力，你可以比現在變得更好。在儒家思想中這並不是一個特別新奇的想法，可是在西方十六世紀的文化環境中，卻起着特別的作用。我想對二十世紀人文的解釋，隨着時代思潮的變化，有很多的改變。尤其是自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之後，人們認為所有都是參照性的，好像給人一種感覺沒有一個東西是從主體中衍生出來，意義都是相對的、指涉性的，而不是原來就是那樣。但是對我個人來說，人文就是人的主體和人的尊嚴，任何事情應該要符合這兩個標準，這當然是老掉牙的想法，不過人的尊嚴和主體是很重要的，要怎樣來充實人的尊嚴和主體？我認為資源是多樣的，不應該是「黃茅白葦，一望皆是」，人文的多樣性給了我們有豐富性的可能性。就像維科（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花了很長的時間，作了極大的努力，想要把握希臘時代人們的情狀，他的工作大幅地豐富了近代西方人文思想的內容。

這些問題是我這幾年來關心的問題之一，以上四講我幾乎都沒有做過公開演講，承復旦大學的好意，趁着這個機會，在這裏向各位報告，希望能夠得到各位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