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遇失败，陈昌浩与徐向前结伴而行，回延安汇报工作。

陈昌浩

二人走到半途， 在一个老乡家歇脚。第二天一早，徐向前催促陈昌浩赶路，陈昌浩以生病为由，说什么也不走了。

徐向前先一步离开，陈昌浩养好病后动身。不过他没有前往延安，而是南下回家乡湖北武汉。眼看离家乡越来越近，陈昌浩又犹豫了，准备去大别山投奔昔日部下高敬亭。陈昌浩求助高敬亭，不料遭冷眼，对方回复：庙小，容不下你这尊大佛。

那么，陈昌浩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不受高敬亭待见呢？

1931年4月，陈昌浩与张国焘结伴，一起前往鄂豫皖苏区。

陈昌浩和张国焘有一些相似之处，都曾留学苏联，都和王明关系要好。不过陈昌浩比张国焘小9岁，资历也差不少，这次到鄂豫皖，二人是奉上海中央之命，当“钦差大臣”的。

张国焘抵达鄂豫皖后，扳倒曾中生，出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成为根据地的一把手。陈昌浩虽然只有25岁，但作为“留苏派”代表也得到重用，先任红4军政委，红四方面军成立后又出任总政委。

在鄂豫皖苏区，徐向前与张国焘、陈昌浩形成“党政军的三驾马车”。当根据党指挥枪的原则，鄂豫皖成为张国焘的一言堂，陈昌浩地位也在徐向前之上。

徐向前畏惧张国焘，不过对于陈昌浩，他还是非常佩服的。红四方面军攻打黄安时，陈昌浩驾驶着缴获来的“列宁号”飞机，飞临黄安上空扔手榴弹、撒传单，一举摧毁敌人防线，配合地面部队夺下黄安。

晚年的徐向前回忆说，这大概是我军第一次陆空配合作战，对陈昌浩的英勇大为赞赏。而在接下来的商潢、苏家埠等战役中，陈昌浩与徐向前配合默契，为鄂豫皖苏区的迅速壮大立下功勋。

陈昌浩善于建军，鄂豫皖如此，在川陕根据地如此如此。鼎盛时期的红四方面军人数达10万之众，兵强马壮，在红军三大主力中实力强劲。

在徐向前元帅的评价中，陈昌浩能干、有办法，是一个好人。红四方面军的将领们也对陈昌浩尊敬有加，比如脾气火爆的许世友，无论见面还是在电话里，都听从陈昌浩的号令，对陈昌浩的顾全大局有深刻影响。

陈昌浩主持红四方面军工作，离不开张国焘对他的提携。但面对大是大非，陈昌浩也有自己的底线，不惜与张国焘决裂。

陈昌浩第一次和张国焘产生分歧，是鄂豫皖苏区肃反期间。陈昌浩原本是坚定的执行者，但亲眼目睹徐向前前妻陈训宣遇害后，他主动叫停了肃反。

陈昌浩第二次与张国焘意见相左，是在红一、四方面军在川北会师后。当时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两个军，与中央红军一起北上。行军途中，张国焘发来密电，要求陈昌浩拦截中央红军。

徐向前第一个反对，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但仍有人提议追赶中央红军，被陈昌浩制止了。试想一下，如果陈昌浩发号施令，徐向前不好反对，后果不堪设想。不久后，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与张国焘会合。

1935年10月，张国焘主持卓木碉回忆，与中央决裂，走出完全错误的一步。陈昌浩完全保持沉默，即便张国焘要求他站出来支持，他也没有响应。

开国上将、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傅钟将军回忆说：当时事发突然，晚上开会，陈昌浩同志完全不晓得要做什么。

甘孜会师后，陈昌浩与张国焘的矛盾达到顶点。张国焘担心到陕北后被问责，要求红四方面军向西前进，到新疆打开国际交通线，获得苏联的援助。

张国焘的决定遭来军中上下激烈反对，有战士说：“日本鬼子在东面和北面，我们去西面做什么？”

此时的陈昌浩早已意识到错误，强烈反对张国焘的主张。张国焘请求他的支持，甚至哭了一场，陈昌浩不为所动，说：“我们是党员，犯了错误要承认，哭有什么用。”

张国焘失去支持，只好率军继续北上，促成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可以说，在这一决定中国革命的历史性事件中，陈昌浩迷途知返，发挥了重要作用。

红军会师后不久，陈昌浩、徐向前率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然而计划刚开始，红四方面军的红9军、红30军，以及原隶属红一方面军的红5军就被阻隔在黄河西岸，与陕北大后方失去联系。

无奈之下，三个军的2.18万人马组成西路军，在上级指示下向河西走廊挺进。西路军起初打了几场胜仗，但当时正处于西安事变后国共谈判的关键时期，上级发送给西路军的指令多次发生变化，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要求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

最终西路军陷入马家军的四面合围中，连续在高台、古浪遭遇失利，几乎全军覆没。1937年3月，陈昌浩主持石窝山会议，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号施令，部队分为三个支队突围，自己和徐向前带领30多名警卫员行动，回延安汇报工作。

这支小队行走在荒凉的西北戈壁中，军心不稳，时刻要面对马家军的偷袭。陈昌浩认为不是办法，提议不带警卫队，和徐向前两个人回延安。

决定作出后，陈昌浩与徐向前乔装打扮，伪装成牧羊人，互相搀扶着向东前进。两人在戈壁滩走了几天，陈昌浩体力不支，提议说：“老徐，我实在走不动了，找个地方歇脚吧。”

说话间，一个老乡骑驴从旁边经过。陈昌浩抓住救命稻草，用浓重的湖北口音说：“老乡，你莫走，你的驴上可驮有能吃的东西？”

这个老乡也是湖北人，在甘肃安家谋生，他听到熟悉的乡音立马停下来，将陈昌浩、徐向前带回了家里。两位西路军的大首长饥肠辘辘，终于吃到一顿玉米糊配窝窝头的饭菜，这一夜安然睡去。

第二天一早，天气大好，徐向前催促陈昌浩启程。可陈昌浩摆出一副病殃殃的姿态，说：“莫急，莫急，我生病了，养几天再走。”

徐向前意识到，陈昌浩可能无颜面对上级，不愿跟他同路了。事态紧急，多留一天就多一份危险，徐向前决定独自赶路，让陈昌浩留在老乡家养病。分别时，徐向前担心二人以后不能再见，眼含热泪说：“老陈，保重！”

陈昌浩在老乡家借宿这一晚，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西路军的失败，他作为头号首长必须承担责任，可哪是他一人担当得起的。而且偶遇老乡后，让他想起湖北老家，让他产生了回家的想法。

几天后，陈昌浩的身体恢复，找了一个名叫但复三的向导，从兰州到西安。眼看离陕北越来越近，陈昌浩内心再次动摇，决定不去延安，南下回湖北。

陈昌浩一路南下，抵达鄂豫交界的武胜关。他又一次彷徨了：就这么两手空空回去，如何面对家乡父老？

陈昌浩想了想，决定发挥自己的特长，重新建起一块根据地。可他没有一兵一卒，又没有经费，怎么实现呢？

陈昌浩想到了红28军政委高敬亭。1932年红四方面军西进，高敬亭留在大别山打游击，重新拉起一支部队。陈昌浩熟悉大别山的情况，如果能得到高敬亭支持，壮大鄂豫皖苏区，也能对上级交代了。

可千不该万不该，陈昌浩还是以“红四方面军总政委”自居，写信求助高敬亭。高敬亭收到老首长来信，心里翻腾起复杂情绪，回想起陈昌浩在鄂豫皖时期的所作所为，言辞拒绝了他。高敬亭在回信里说：我这庙小，容不下你这尊大佛。

陈昌浩遭遇当头一棒，被迫回到武汉老家。他重建武装的愿望落空，后来在乡亲们的劝说下前往陕北。他和徐向前在洛川的街头重逢，两个人都非常高兴，但因为他私自离队错上加错，与徐帅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

后来陈昌浩因为胃溃疡前往苏联养病，直到1952年回国。他虽然多次为当年的行为致歉，发自内心地惭愧，但待遇不高，只当了个编译局的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