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的古圣先贤，从未放弃对“心学”的探索著述，以求对心能（心灵能量）的认知与善驭。王阳明提出“心即理”，认为心是宇宙万物本体，良知即天理。这种心能并非名相层面的心脏，而是先天本俱的德道本体（天赋自性），具有与“道”合一携行的力量。
心能如道（如仁爱、智慧）可“德行天下”，心能偏道（如纵欲、偏执）则“失道寡助”。孟子言“求其放心”，强调通过修养回归本心，激发心能的善性，实际是在求得心能如道。阳明心学提出“心即理”，认为宇宙法则内在于人心，良知即天理。王阳明龙场悟道时发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强调心能通过“致良知”实现与天理的合一。这一思想与佛教“万法唯心造”的般若智慧高度契合，禅宗六祖慧能言“菩提本无树”，直指心性本净，而阳明则进一步将净心转化为“为善去恶”的外显实践。
阳明主张“知行合一”，事上练心能，犹如大众心能修行之法。凡有所历、渐有所思；久历久思，渐有所长。如其在龙场悟道后，以良知平定匪患、造福百姓，印证心能事上练之实践。“得民心者得天下”是心能外化的最高体现。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老子强调“我无为而民自化”，皆指向以正心心能凝聚民心心能之力。人民的“心学”，是最俱强大生命力的心能之源。
孟子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揭示了心能的共振效应。“道”和万频心能，既有生（如正义、利他）吸引“多助”，亦有灭（如暴戾、自私）引发“寡助”，此时“生即是灭、灭即是生”。如周武王以“吊民伐罪”之德，汇聚天下民心之力。一个人、一件事，万物的周期性，皆源于其心能共振万物的周期性。这就延伸到参悟“心”、见其能，化其相、解其名。唯有此境，方可得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现代量子物理学也印证“意识能量决定物质状态”，如普朗克。这与我们古圣先贤心学“心外无物”不谋而合。茫茫宇宙、浩渺时空，万维万数，之所以可观高能与低能之变，可预未来“多助”与“寡助”之别，凡人称其命也、术人叫其运也、高人言有数也……，用心学可见乃心能与时空能量和合度也，阴阳和合生克转化也，如阳明以良知可化人类社会矛盾鉴。
禅宗以“明心见性”破心能之“人心道灭”，坚守“人心道和”追求“人心道生”；王阳明以致良知，知行合一验证心能之力；稻盛和夫以“六项精进”在企业中践行利他心能；名相管仲“政之所兴在顺民心”，将个体心能升华为“天下归仁”的集体能量，最终实现“和天下”。从孔孟的仁政到阳明的良知，从“得道多助”的共振到“民心即天下”的心法，古圣先贤向我们揭示了宇宙无穷的智慧，心能是改变个体命运与天下大势的核心力量。唯有以道心激活生命外显，方能实现“人心和而天下行道”的理想状态。
“道”之守恒，决定了宇宙心能之守恒。心能的力量终将反作用于自身。现代心理学亦证实，正向心能（如感恩、冥想）可提升心理健康，而负面情绪会引发“精神熵”。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霍金斯能量层级理论神形暗合；悉达多的“善护念”与伟人的“心之力”“天人合一”；悉达多以“心生万法”揭示心念的创造力，表现为慈悲、智慧、坚韧等“心生道生”品质。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物”，强调正心诚意可格物致知。老子主张“无为”以消解执念，孔子强调“修心”以达中庸之道。历史上，项羽因刚愎自用和情绪失控，最终兵败乌江；唐太宗以“存百姓”之心开创贞观之治，体现仁政的心能转化；特蕾莎修女以博爱之心服务贫苦，彰显宗教心能的救赎力量。宗教则以“业力”诠释心能的反作用力。善念积累福德，恶念招致苦果，《佛说骂意经》称“心为万力之本”。耶稣倡导“爱人如己”，以宽恕转化负面心能，旧约中暴虐的上帝形象则体现心能的威慑力。
道教“抱神守一”与阳明“心外无物”相通，均指向心能专注时与宇宙（环境）能量的万和共振，进而万生。稻盛和夫晚年皈依佛门，提出“宇宙意志”概念，心能若顺应宇宙向善法则，必得助缘。这与阳明“心物一元”思想遥相呼应，如“岩中花树”公案所示，心能赋予世界意义，实则缘于心与道的链接，实现道的显化与代替，万物皆缘道显。如禅宗“破执念”打破思维一频枷锁，如阳明“格物”破除私欲固执遮蔽，有形无形皆源于道显之力，唯心能可链接。从王阳明的“致良知”到稻盛和夫的“敬天爱人”，心能转化的本质皆是“由寡频到万频，由有限到无限”的链接跃升，从“心与道灭”、进“心与道和”，升“心与道生”。现实中，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皆俱得提供超越维度的心能链接跃升，心学赋予实践路径知行合一的心能显现，借此在纷扰世界中照见光明心道，共赴星河。（弓义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