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红岩》，这可是咱们中国的一部红色经典，讲的是1948到1949年那会儿，重庆地下党跟国民党反动派斗智斗勇的故事。背景是解放战争快打到尾声了，国民党节节败退，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就想着把关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革命者全给灭了。这本书1961年出版，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都是从渣滓洞活着出来的幸存者，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加上走访调查，把这段历史写得特别震撼。

甫志高是书里的一个关键人物，典型的叛徒形象。他一出场就让人牙痒痒，因为他干的事儿太损了——叛变、出卖同志，害得地下党损失惨重。不过，他的故事没那么简单，最后跟烈士们一块儿上了刑场，这里面有啥转变，咱们得慢慢挖。历史上，甫志高不是一个人，而是好几个叛徒的集合，比如任达哉、冉益智、刘国定这些人。

任达哉这人，乍一看就是个普通重庆老百姓，生在20世纪初，家里穷，具体啥时候啥地方生的，资料里没细说，但大概率是个苦出身。重庆那时候是战时陪都，乱得很，日本飞机炸过，难民挤满街头，国民党、共产党、军统、特务，各种势力搅一块儿。任达哉年轻时在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干活儿，干的是体力活儿，操作机器，印宣传单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印刷厂那活儿不轻松，每天跟油墨、纸张打交道，机器响个不停。他在那儿干着干着，多少听到点外面的风声，比如抗战的消息、国共的斗争啥的，可能心里也有些想法。后来，他丢了工作，没饭吃了，就被国民党军统拉了过去，成了个通讯员。军统这帮人专门干脏活儿，监视人、抓人、搞破坏。任达哉被派到《民主报》当了个小职员，表面上干杂活儿，实际上是盯着民盟的动静，给军统递情报。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眼看着要开打。任达哉瞅着共产党势头挺猛，就动了心思，想混进地下党。他凭着在印刷厂的经验，加上对地下工作的门道有点了解，隐瞒了自己当过军统通讯员的过去，成功混进了中共重庆地下组织，当上了联络员。他主要负责送《挺进报》，这报是地下党秘密印的，讲解放军的战况和党的政策，鼓舞大家伙儿斗志。他干这活儿挺小心，把报纸藏身上，跑街串巷交给联络人。

可好景不长，1948年4月，他露馅了。那天他在个小茶肆看《挺进报》，没留神被特务盯上了。特务冲进来，搜出报纸，直接把他抓了。到了审讯室，国民党那帮人可没客气，竹签子、电刑、鞭子一顿招呼，打得他熬不住了。两天一夜，他就扛不住了，把上级许建业和其他同志的名单全抖了出来，还带着特务去抓人。这一下，重庆地下党、川东党组织、川康特委全被捅了个大窟窿，好几十个革命者被抓，《挺进报》也停了。

任达哉这一叛变，简直是给地下党捅了一刀子。重庆地下党本来就处境艰难，靠着秘密联络点和印刷点支撑着斗争，结果他这一出卖，好多骨干全暴露了。比如许建业，这是个老革命，经验丰富，被抓后受尽折磨，最后牺牲了。还有《挺进报》的印刷点，那可是地下党的命根子之一，被特务抄了之后，消息传不出去，群众的斗志也受影响。

为啥他会叛变呢？说白了，一是严刑拷打太狠了，国民党那帮特务下手没轻重，电刑一上，竹签子一扎，一般人真扛不住。二是他自个儿信念不牢，他混进地下党本来就不是啥坚定信仰，可能就是想找条活路，碰上高压就崩了。比起江竹筠那样的烈士，他差得不是一星半点。江竹筠被抓后，国民党使尽手段，她愣是一句话没漏，硬是把秘密带进了坟墓。

任达哉叛变后，直接被扔进了渣滓洞监狱。这地方在重庆沙坪坝，原先是个小煤窑，后来被国民党改成关政治犯的监狱，三面环山，隐蔽得很。1943年以后，这儿最多时关了300多人，条件恶劣得没法说。任达哉被塞进一个挤得满满当当的牢房，周围全是铁窗和石墙，阴冷潮湿，吃的喝的都烂得没法下口。

进了渣滓洞，任达哉算是彻底掉进了深渊。不过，他在那儿也看到了革命者们的另一面。监狱里关的都是些硬骨头，比如江竹筠、许云峰这些人，他们被打得不成人样，可精神头一点没垮。江竹筠被拖回来时，手指全是血，可她头昂得高高的，眼神里全是倔强。还有些同志被毒打完，嗓子哑了，还在哼革命歌，声音不大，却特别有劲儿。

这些事儿，对任达哉触动挺大。他刚进监狱时，低着头，蔫了吧唧的，跟个活死人似的。可时间长了，他看着这些同志，心里不是滋味。自己当初一软，把大伙儿害得这么惨，现在他们还在这儿坚持，他心里那点愧疚慢慢冒了出来。他开始干点小事儿，比如帮受伤的同志擦擦伤口，或者趁看守不注意，偷偷传个信儿。有一次，一个年轻囚友伤口感染，发高烧，他撕了块破布，蘸水给人家降温。这点小举动不算啥，可对他来说，是个转变的开始。

狱里的日子一天天过去，1949年解放军打得越来越近，国民党反动派慌了神。囚犯们从外面传来的炮声里听出了希望，知道重庆解放不远了。大家伙儿互相鼓劲儿，低声聊着胜利的事儿。任达哉也开始凑过来听，甚至试着参与点小活动，比如帮着整理破衣服，或者夜里传个口信啥的。他还是那个叛徒，可在烈士们的感召下，他那颗早就麻木的心，好像又跳了跳。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一天，国民党知道大势已去，决定把渣滓洞和白公馆的囚犯全杀了。那天早上，监狱外炮声隆隆，解放军已经快打到城边了。特务们乱成一团，冲进牢房，把人往外赶。囚犯们被押到松林坡，那是个山坡，风吹得呼呼响，空气里全是火药味。

行刑前，烈士们站成一排，有人带头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声音传遍山谷。任达哉站在队伍里，脸色苍白，手攥得紧紧的。他没喊口号，也没求饶，可也没退缩。他跟那些他曾经出卖的同志站在一块儿，枪声一响，全倒下了。那一刻，他跟红岩烈士一块儿走了，算是用命还了点债。

为啥说他“先软后硬”呢？软，是他叛变的时候，扛不住严刑，出卖了同志；硬，是在狱里受了烈士们的感染，最后没再低头，跟着大伙儿一块儿面对死亡。这转变不算啥英雄事迹，可也让人看到，人性这东西，有时候挺复杂。

任达哉死了，可他的故事没完。《红岩》这本书把这段历史留了下来。罗广斌和杨益言这两位作者，1948年因为叛徒出卖被抓，熬过了渣滓洞的日子，解放后他们跑遍重庆，找幸存者聊天，收集资料，整整弄了十年，才写出这40万字的书。书里甫志高的形象，就是以任达哉这些人为基础弄出来的，既让人恨得牙痒，又有点耐人寻味。

《红岩》1961年一出，就火遍全国，重印了98次，卖了上千万册。后来还改成了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书里那些烈士的事迹，让人热血沸腾，而甫志高这样的角色，则是个警钟，提醒大家信仰不是说着玩儿的。

现在，渣滓洞和白公馆都成了纪念馆，每年都有人去那儿缅怀先烈。馆里放着烈士的遗物、照片，还有“狱中八条”，看着就让人心里沉甸甸的。任达哉这名字，可能没多少人记得，可他的故事，借着《红岩》传下来了。

任达哉这人，从叛徒到最后跟烈士一块儿上刑场，挺让人感慨的。《红岩》不光是讲英雄的事儿，也让我们看到，人性在那种极端环境下，能有多大的起伏。他的故事告诉咱们，和平来得不易，信仰这东西，得真拿命去守。

你们咋看这段历史？对《红岩》或者烈士们的精神有啥想法，欢迎留言聊聊。咱们一块儿缅怀那段岁月，也想想现在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