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轻的女人类学家,在堪察加的火山上与一头熊狭路相逢。她被咬去半边颌骨,奇迹般幸存了下来,而噩梦却刚刚开始:她在俄法两国的医院里经历反复地手术、感染、插管,遭到猎奇者围观,被情报部门当成间谍拷问……这一切的一切让她无法承受,更无法理解这一事件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自己究竟是谁?于是,遍体鳞伤的她踏上了重返堪察加之路……
夏:
准备领受一个意想不
到的奇迹
2022年的一个夏夜,谢晶老师向我安利这本书时,我正在黄浦江边“散班味”。潮来潮往的江水与对岸璀璨的灯火常常令我恍惚——在如此这般的世界里,要如何找到一个自己的位置?一个常年只能做“腰部”书的编辑,是否还有坚持的必要?究竟什么才是有意义的?
谢老师从一开始就提醒我,如果是怀着猎奇心想在这本书里看一场惊心动魄的遭遇,恐怕会大失所望。她分享了许多自己对这本书的理解与阐释,关于现代文明里日常生活的暴力,关于人类学家身份的反思,关于作者如何将自己的文字处于一种无法定义的“不舒适地带”……但所有这些,都要等到我读完并反复阅读全书,才能逐渐领会。当时吸引我、令我为之振奋的,就是想看看这个世界的其他可能性。
确认版权后,我迫不及待地开始了阅读。记得那个傍晚坐在某家咖啡馆里,一口气读到天黑,在降临的暮色中起了一身身的鸡皮疙瘩,仿佛还置身堪察加的漫天大雪里,久久都没有从书中的世界里走出来。我从未见过像娜斯塔西娅这样独特的灵魂,可以这么勇敢、坚韧,同时又如此细腻、柔软;在讲述自己的创痛酷烈时让我们身临其境,而她自己却还能有余裕幽默打趣,并从未丢失对周遭世界的好奇心。她的勇敢绝不仅仅是克服了伤痛,而是始终接受自己与周遭世界的“格格不入”;是拒绝所有现成的设定,诚实地遵循内心——正如她对小女孩瓦西里娜说的:“我们不应该回避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尚未完成的东西,应该直面它……当成年人试图让我们相信,格子已经在那儿了,就等着去填满它们即可,最好不要去搭理它们”——更是真正意义上破除自我中心,重建了自己,将自己的身心变成一个开放的场域。
但我的内心很快又升起了作为编辑的担忧:如今的我们整日在现实生活中缠斗,疲惫不堪、日益丧气,一身“班味”的我们是否还有被另一种世界打动的能力?读者会不会觉得这样的经历离自己过于遥远?是否会觉得埃文人万物有灵论的观念太不可思议?
更实际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语言要怎么翻译才能让读者更容易带入?像这样抒情性与内向探索意识很强的表达,同时经历又和我们有一定距离的,如果不能让读者感同身受,很容易就会给人矫情或者无“病”呻吟(即便她的疼痛已超十级)感。因此,如何才能既体现马丁有趣的灵魂,又能让读者也感同身受,这将是对译者一个很大的考验。
什么样的译者才能胜任呢?我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早年读过的《流浪的星星》与《温柔之歌》。虽然时间久远,许多情节已然淡忘,但书中抒情的氛围与女性视角的心理刻画,仍让我记忆犹新。于是,我立刻确定了心目中的理想人选——袁筱一老师。
这几乎是一个直觉式的联想与预判。和刚入行时总是思前想后、顾虑颇多不同,这几年我越来越让“直感”先行——先有对书最理想的构想,再去想可行性。这样,往往因为有了对理想形态的“执念”,倒逼自己去想解决办法,哪怕希望渺茫。
冬:故事开始了
说得轻松,执行起来总是没那么容易。袁老师十分繁忙,除了翻译,还承担大量科研学术与行政工作。我先将书的简介发给她,并与她通了个电话。只记得那个夜晚自己既兴奋又紧张,在电话这头疯狂输出,从丛书构想到娜斯塔西娅的经历,到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巴不得一股脑儿都说给她听。而袁老师耐心听完后,还是拒绝了我,她说自己主持的一个体量很大的重要项目需要结项,这两年实在没有时间再接翻译工作,不过可以向我推荐别的优秀译者。
遭到拒绝是编辑经常经历的事,但这次我并没有马上着手确认新的译者,大约是还抱着一线希望。没过几天,恰好袁老师来出版园和几家出版社沟通工作,获得这一“情报”后,我立刻跟和她接洽的友社编辑老师打招呼,希望能在他们聊完后留几分钟时间给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译文社陪同的张老师与人民社的赵老师。那天下午我守在微信窗口前,等着张老师不断发消息告诉我袁老师的“行踪”,最后终于在集团的公共空间“世纪会客厅”见到了她。
面对面交流就有了更多从容,我向袁老师简单介绍了光启书局这个年轻品牌的概况,又解释说这本书其实篇幅很短,袁老师可以先读一读文本以后再决定,读完觉得不合适也没关系。在我的“强塞”下,她答应了。
喜出望外的是,仅仅过了两天,就收到了袁老师的消息,说读了书以后觉得作者的语言很好,她有兴趣翻译(袁老师是不是也是“一口气”读完?)。又过了几天,她正式确定接下了这份邀约,并约定次年8月交稿。
到了8月,袁老师准时交稿,还倾情写了一篇译后记,梳理了书中的时间线,让原本因被作者刻意插叙、倒叙而打乱破碎的历程明晰起来,不仅是其外部世界的经历,也包括内部世界的跋涉。读到译稿的那一刻,我悬着的心终于稳稳落下了。简洁而生动有力,抒情而不煽情,语言毫无人工雕琢地随着叙事者的思想与感受自然流淌——袁老师果然将作者的风格与节奏准确地呈现了出来。
当然,再好的译稿也不可能完美。我特别邀请了华东师大出版社一位资深的法语编辑老师担任专业外审,并将初审中一些还吃不太准的句子标注出来向她请教。外审老师仔细核查原文后给了我更好的修改建议。排版完成后,谢晶老师又以哲学研究者的严谨,对校样进行了几乎是逐字逐句的审读,她对有疑之处的原文做了分析,给出了修改建议,整理成一个长达13页的文档。我将诸位老师的专业意见汇总处理,把其中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罗列出来向袁老师请教。袁老师也很快逐条回复,并给出了她这样处理的解释。
有些修订是基于准确性的考虑,例如,一名阿拉斯加的原住民哥威迅人曾告诉作者,我们所做所思所说的一切都会被世界记录下来,组成世界的每一个元素都能看到、听到和知晓,“Il existe un qui-vive des êtres extérieurs aux hommes, toujours prêts à déborder leurs attentes”。原译为:“外在于人类的生灵会提出警报, 因为人类总是试图超出它们的预期。”乍一看并没有什么不通,但仔细一想又觉得这样理解未免有“人类中心主义”之嫌,仿佛其他生灵的举动都是人的行为所致,不符合哥威讯人万物有灵的世界观(正如作者在书中所写的:“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至于别的存在都只缩减为我们自己灵魂的状态?……为什么我们非得要把一切都归于自己,归于我的行动,我的欲望,我的死亡冲动?”)。经讨论,toujours prêts的主语应是des êtres extérieurs,而leurs指的是人类,这句话遂改为:“外在于人类的生灵有种警惕,它们总是准备好要超出人类的预期。”万物的生息并不都按我们人类的预期行事。
而有些修订则是从让阅读更通畅易懂的角度出发。例如,娜斯塔西娅独自苦苦思索着这一事件的意义时,伊万来到她身旁,问她在想什么。千头万绪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两人在漫天大雪中一起静静地抽烟。原文为:“……je n’arrive pas à aligner deux mots.”袁老师最初的翻译非常贴合原文的修辞:“[刚才内心翻腾了这么久,]我却没有办法将这些词一个个地排列出来。”这似是一种文学化的表达,但在汉语中读上去还是陌生感较强,修改建议是意译为“可是我无法连贯地表达出来”,而袁老师则将之改得更地道自然:“[刚才内心翻腾了这么久,]我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在春季孕育
文稿处理只是第一个环节。“差异与共生”一直由设计师晓晋操刀,从多年前我们第一回合作开始,每一次她都会认真读完书稿,并和我讨论她对书的想法,共同确认设计的方向。
《从熊口归来》的封面同样令人惊喜。第一版设计中,熊剪影的身上是森林,代表自然的力量,前景的碎片既是颌骨碎片,也暗含自然力量击碎了人类社会结构的意象。我很喜欢用意象化的方式来表达,同时又营造了一定的情境感。不过整体色调比较暗沉,加上森林的元素,给人一种仿佛身临闷滞的热带雨林的感觉,倒不太像是在冰天雪地的北极。
第一版封面方案
第二版的方案中,晓晋寻找了冰川岛屿的色调,画面中的尖角是雪山,也可看作尖牙,让人如临熊口。不过大家讨论后还是有几个担心,一是画面整体较为抽象,对不了解书内容的读者来说可能有距离感;二是整体色调虽然稍微明亮了一些,但尖牙加上画面中心的颌骨,容易有骇人的感觉。虽然书中作者经历了恐怖的体验,也曾饱受痛苦,但整个故事依然不乏温暖,并且主人公最终走出了黑暗,总体基调上还是一段带给人光明与力量的旅程。
第二版封面方案
因此辛苦设计师又做了一轮调整,就有了现在的封面。熊的剪影避免了血盆大口的冲击,熊身上是雪山地貌。碎片由黑色变成了白色,也更柔和一些,碎片也可看作是俯瞰的岛屿与点点白雪。色调也更明亮清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完美,或者设计师心中的最佳方案,但我想这是对读者来说最具亲和力的一版。它在即将到来的炎炎夏日里,给我们带来了一股仿佛薄荷味清风,让人透了口气。更重要的是,和前面的所有版本相比,它有一种轻盈与良善,是走出纠结、冲突、痛苦后的举重若轻,是对自然万物深情脉脉的良善。
最终版封面
另外值的一提的是这套丛书的护封选纸。我们特别选择了一款珊瑚纸,拿到手大家就会发现,它并不像市面上常见的书封一样光滑,而是略有一些磨砂质感。如今,我们的世界因为越来越缺乏异质性的东西而过于顺滑了,因此,我们想用粗粝来打破这种顺滑,让大家停下来想一想,这个世界是否还有别的运行方式?同时,这种珊瑚的手感又并不硌手,反而有种毛茸茸的温暖感,这也与丛书想要寻找一种友善共存、而非对立的观念契合。
书的呈现除了视觉设计外,文字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本书从书名到文案都经历许多轮修改,也在同事间产生过诸多分歧,这恰恰说明它具有很大的阐释空间,让每个人都产生了自己对于它的理解与想象。常常觉得,对一本书的包装没有标准答案,甚至有些选择也无所谓好坏,是权衡后的取舍,也可能是偶然的灵光乍现。
以书名为例,我初拟了不下十个版本,同事们则分成含“熊”与不含“熊”两派。支持前者的认为书名含“熊”更有故事感、更具体,备选方案包括:
1、《被熊烙印的人》/《米耶德卡:被熊烙印的人》(考虑到“米耶德卡”这个词过于陌生,不利于传播而否决);
2、《在世界尽头与熊相视》;
3、《被熊看见的人》(2、3都是突出和熊看见彼此、灵魂交汇的场景,在作者的经历中出现过两次,也与埃文人传统呼应。但2过于文艺,3则和1一样不贴合书第一人称自述的视角);
4、《熊留下的吻》(书中不下五次提到“熊吻”,作者拒绝将这一事件视为熊的“袭击”,而是采用“吻”这种更温柔的表述,也称为是一场与熊的“相互启蒙”。但在不知道情节的情况下,“熊之吻”容易让人误以为是有童话色彩的故事……);
5、《从熊口归来》(源自书中那句“而我,从熊嘴里归来”,也是译者老师的建议。)。
支持不含“熊”的一派则认为,书名带有一个具体的动物可能会窄化这本书,并筛选掉一些读者,其实书中也了其他各种野兽,与万物共生,熊只是诸多生灵之一。备选的方案包括:
1、《我们共同的故事》(来自书的结尾:“只有一个故事,是同一个故事,复调的故事,是我们一起编织的故事,他们和我,说的是穿过我们的身体,构成我们的一切。”);
2、《野兽启示录》《聆听野兽》;
3、《在野兽的眼中》《野性之眼》(参考自英文版书名);
4、《重返堪察加》(仅为作者外部经历的一部分,以偏概全容易误导重点);
5、《在人与世界之间》(作者探索自己所处的位置,也是“半人半熊”所具有的象征意味)。
总体上,不含“熊”的书名都容易让不了解背景的读者感到莫名,不如前者有情境感。但本质上说,这两种选择各有利弊,需在具体与抽象之间平衡。最后我们选择了《从熊口归来》,它既点出了作者熊口脱险生还的背景,又带来更多留白的悬念:“归来”指向哪里?归来的“我”是否还是过去的“我”?它是一个未完成的行动,不是结果,毋宁说更像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
由于编辑已经熟悉了书的内容,在撰写文案时很容易带有先入为主的认知,这就需要来自不同视角的建议。同事们提醒我要多加铺垫,对于还不了解书的读者来说,不如就先在封面介绍事件的背景,引发好奇,封底文案也不要先上价值,而是讲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与其用冷静分析性的语言突出作者对现代文明做了怎样的批判,不如以情动人,唤起普通人的共鸣……这些宝贵的建议让我意识到,几年来为社科学术书写文案的语言方式在这本书上并不适用。于是我推翻了第一版的方案,又重新写了两三版,试图找回曾经做文学书时候的语感。
知易行难,笨拙如我,对文案的修改不是以小时计算,而是需要日复一日,甚至周复一周的抓耳挠腮。例如,出于删繁就简、环保以及翻阅便利感等考量,丛书都没有腰封,而是直接在封面上印一句介绍,而这看似平平无奇的一句话,却往往需要费最多的精力打磨,既要吸引眼球,又不能剧透太多;既要语感上朗朗上口,又不能过于夸张。真可谓字字如金,得精雕细琢。这一句话早期的版本包括:“一场人与熊的离奇相遇,一段艰苦卓绝的重生之旅。”(重在悬念,但缺乏铺垫);“一位人类学家在堪察加火山上与熊干了一架,她的世界从此崩塌……”(“干了一架”胜在生动,且押韵,深得营销同事支持;但过于放飞轻率,且有猎奇之嫌);“一位人类学家在堪察加火山上与熊生死邂逅,她的世界从此被颠覆……”(中规中矩,“邂逅”过于抽象,缺少画面感、情境感)。为此我还询问了其他同行好友的阅读感受。而为了找到准确合适的动词,我和同事们又讨论过“交手”“交锋”“惊心对决”“遭遇”等多个选项,或者不够形象,或者带有不太准确的情感色彩,都被一一否决。直到某一刻,娜斯塔西娅奋力将冰镐刺入熊体的画面又在我脑海中上演时,“击退”这个词冒了出来。这不是一场有预谋的“对决”,而是面对意外时出于求生的反击;而“击退”明明意味着她的“胜利”,为什么她的世界却被颠覆了呢?其中暗含的张力就可以引发好奇。
这一切也是这套丛书带给我们的考验,因为它跨越传统的文类,拒绝被简单地贴上概念标签(这往往是最利于营销与传播的方式),也就让任何既有的经验失效。我们需要像作者一样身体力行,不断进行新的尝试与探索。
同样是基于其跨文类的特性,我们特别邀请了三位在不同领域深耕的老师为本书拟写推荐语,在此特别感谢他们的支持。本科时上过张新颖老师的两门课程,让我笃信他对天地不仁,以及人如何面对降临到自己身上的事件有很深的体悟。杨潇老师当时自己的新书刚上市,在宣发的百忙之中还是读完了书并和我分享他的阅读感受,告诉我他觉得哪里特别精彩,哪里则不那么好读。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袁长庚老师则早就关注了这本书,很高兴我们可以引进。他给我写了长长的推荐语,远胜我们撰写的任何文案,可惜篇幅所限只能在封面上进行精简,完整版则放到了网页宣传页面上。特别喜欢他说的:“相信野兽,不是拟人化地把野兽纳入人类社会的伦理系统,而是以身体和生命的脆弱性为代价,对世界的开放性保持存在论意义上的忠诚。”
无法忘记的是,当时我向前辈同事苏本询问袁长庚老师的联系方式,才得知她刚动完一个小手术,我忙说抱歉打扰到她休息,她却毫不介意,还欣然推了我联系方式。虽然相隔两地,但她总是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实质或精神上的支持,在我快要放弃时鼓励我坚持。她像娜斯塔西娅一样勇敢坚定又柔软善良。那时我以为很快又能在会议连线的那头听到她的声音,却没想到那成了我们最后关于工作的交流。
如果说,娜斯塔西娅的身体成为一个开放的世界,“各种存在在这个世界里相遇”,那么,做一本书的过程也是敞开一个空间,各种想法与声音在这里穿梭、对话,不同人在这里相逢、聚合。
在秋季相聚
秋天,我们收到法国领事馆文化处的邀请,他们想要为10月环境月举办一场文化活动,希望能围绕《从熊口归来》展开。丛书主编谢老师、译者袁老师,以及策展人、文化学者祝羽捷也应邀参加了这场题为“与万物共生”的圆桌对谈。除了分享编、译、阅读过程中的体验与想法外,对谈还衍生探讨了万物有灵论、生态女性主义、新的人类学写作方式等更深入有趣的议题,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观看节目的回放或者文字稿(“让身体成为一个开放的领域,与万物交融,与世界共生”),这里就不再赘述。
由于三位嘉宾老师都是第一次见面,我们提前安排了一次线上的筹备沟通会议,确定好了对谈的大纲与主要问题。活动当天,三位老师也早早地来到后台暖身。虽然从入行的第一年就开始主持这类线下活动,但作为一名“深I”与“深J”,其实每一次活动无论事先准备多么充分,我依然或多或少都会紧张。毕竟嘉宾老师们未必都会按照事先拟定的大纲来谈,现场也总是会有各种计划外的事情发生。主持时我总是处于高度警觉的状态,一边听记老师们的发言,及时归纳并自然过渡到下一个问题,一边得随时在心中准备新的问题以应对新的话题走向。
然而这一次,当我和三位可爱的老师一起坐下来时,内心的恐慌突然消散了。我们之间的界限——年龄、身份……都仿佛渐渐消失,大家像朋友闲聊一样愉快地分享着各自的想法,我也不再只是一个战战兢兢Cue流程的人,而是真正融入了这场谈话,享受着话题的自然流动。一切都是不稳定的,随时会有旁逸斜出,有“计划外”发生,但好像也并没有什么关系。
随后不久,《从熊口归来》入围傅雷翻译出版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办,我因而有机会前往北京参加活动,认识了许多优秀的译者与编辑同行,许多生动的脸庞。也许对译者而言,这一入围并无多少意外,但于我而言,入围就已是惊喜——不只是因为这是我做的第一本法语书,更因为每一场相遇都是灵魂的相遇,每一种相逢都是生命的惊喜,无论多么短暂。那一晚,斛觥交错间,同行们一起吐槽寒冬里前行不易,译者们分享翻译的苦与乐,大家一起听余中先老师讲《追忆似水年华》不同语种书名的翻译,也有前辈译者提醒我书中还有可以改进的译法,让我意识到精益求精之路永无止境,受益匪浅……
宴席散去后已是深夜,我凝望着夜雾中北京的阑珊灯火,又想起那晚黄浦江畔的时刻。三年过去,发觉我也在不知不觉间跟随娜斯塔西娅完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蜕变。或许抵抗消沉的方式是勇于思想的“探险”,是重思与外部世界关系。这本书带我走出了某种困顿,我开始学会敞开来拥抱世界,以更安然松弛的方式迎接那些不确定性,那些“计划外”;开始和别人(别的存在)“一起活着,和他们一起摇摆”;开始在寻找自己位置的同时拒绝被任何标签、形式所限制。而如果正如娜斯塔西娅所说,有什么不可见的东西将我们的生命“推向未可逆料的地方”,我想我也会以更快乐勇敢的姿态准备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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