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持续20年，没完没了的论战|经济学家|美国|论战

自入世以来，学术界的论战一直深度影响政策决策和民众思维，千万不要小瞧这种论战，论战的胜败，深刻影响到决策和社会发展。对此小镇在《》就反思了2012年之后一度掉进两个西方陷阱，导致出现“去工业化”的危险趋势。

明面是政府与市场之争，在这个核心争论之下，还有诸多核心议题。比如“国、民”之争、投资驱动与消费驱动之争等。每当中国经济面临一定困难，这种争执就会特别热闹。

目前政府与市场之争已经基本结束了。毕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府以铁的事实证明，西方都在加强政府干预，而中国注重政府与市场平衡的做法，显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国、民”之争，也就是国资与民营之争，在某段时间特别猛烈，被指责“国进民退”“与民争利”等等，但这里的“民”小镇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指的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掌握一定资本的，起码得是世家豪族乃至掌握优势资源的资本家，回顾中国几千年历史，政府也就是国家掌握资源更多、有效压制“民”的时候，普通老百姓的日子普遍更好，所以小镇写了《》。

“国、民”之争，在经过几年的整顿、反腐以及某些二代自爆之后，在全社会普遍关注平等、阶层固化、分配问题的环境下，至少在公众舆论上已经消停了，从去年开始，很少看到网络上还有谁提什么“国进民退”。

现在特别激烈的就是投资驱动与消费驱动之间的争论，在国内已经持续20年了。两大阵营都有不少大家，消费驱动一方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滕泰，而投资驱动的一方则是林毅夫、余永定等，总的来说投资驱动一方政策影响力远高于消费驱动派。

同样的数据，双方能够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比如在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消费贡献、可支配收入等指标上，各说各话。

不过需要注意，强调消费的重要性，不代表就是消费驱动派，消费驱动和投资驱动区别在于到底谁是第一驱动力，也就是经济增长从哪一个环节开始。多数专家主张在消费和投资之间取得平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进行动态调整，而能被称为派，其观点自然是对立的。

比如2023年初又一轮隔空论战。1月林毅夫一个采访视频在网上大火，主题是《到底是投资拉动经济还是消费拉动经济？》，这个采访的核心是指出消费驱动这一思路的不足；随后滕泰接连反击，发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是误导中国？》，回应了林毅夫关于消费驱动经济的批评，强调中国经济应当由消费进行驱动。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林毅夫的这个视频，是2017年的访谈，不是2023年才出现的，之所以突然爆火，跟2023年中国经济刚刚开始恢复有关。

这里需要补充两个关键背景。

一是“消费驱动”派，也就是主张中国应该从“投资驱动”转为“消费驱动”，思想源头是美国，而且是30年前的主张，并非中国内部原创。

美西方专家学者特别关心中国的经济增长，关于中国应该转入“消费驱动”，讨论最多、最积极的也正是美国经济学家，有两个核心代表：

一是因预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鲁格曼。

他认为：中国长期依赖“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使中国经济行走在金融危机的边缘。这一观点最早公开发表于1994年的《东亚奇迹的神话》，他认为东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和密集的劳动力投入，也就是“投资驱动”，没有真正的知识进步和技术创新，也缺乏有效制度的支持，认为这种模式很像前苏联，不能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

有意思的是，自1994年克鲁格曼提出这一观点，他已经连续预测了30年中国经济的崩溃，可惜一直没能如愿。而事实证明，克鲁格曼不屑一顾的“投资驱动”模式，令中国在科技创新、新兴和未来产业取得历史性突破，美国对中国的突飞猛进高度担忧。2025年的今天，相信只要不是瞎子和傻子，都不会否认中国在过去30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另一位是萨默斯。他也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曾在1999年担任美国财长，目前任哈佛大学名誉校长。

他在2005年提出中国“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必将导致经济危机。有意思的是，在他提出这一观点之后，仅仅3年，全球金融危机从美国爆发，此后，整个西方陷入持续至今的增长停滞。他当时刚刚卸任政府公职，担任哈佛大学校长，而2008年时担任奥巴马的经济顾问。

不过，西方经济学家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翻车，这司空见惯，偏差越大反而一定程度证明学术能力强，偏差小反而说明偏离了西方经济学。比如小镇现在关于中国宏观形势判断，就找到一家特别专业的“反向指标”，这家机构非常西方化，而且研究扎实，才能保持预测的稳定错误。

正如上面总结的那样，唱空中国的“投资驱动”，认为中国应该转入“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这在美国经济学界是老观点了，至少1994年就已经出现的。

而国内主张“消费驱动”的主要代表是滕泰，他在2020年才提出这一思想，比美国经济学界落后至少20年，所以小镇说：“消费驱动”这一思路来自美国，而非国内原创。

再次强调，“消费驱动”指的是强调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最初动力，不同于强调消费的重要性。

还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经济学界一方面认为中国需要转入“消费驱动”，而另一方面认为美国需要转入“投资驱动”，代表是美国近20年，规模越来越大的政府投资，这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很多时候，小镇觉得国内的一些言必称西方的专家、学者太过落后了，美国自己都在反思过去的错误，开始注重学习中国经验，但偏偏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还在把西方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的东西当成宝。

比如最近美国流行的“丰饶议程”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美国当前的核心问题是制度僵化阻碍改革，提出应该进行供给侧结构性制度改革，重构美国的国家能力，要通过扩大投资、激励技术创新、简化审批等促进经济增长，简而言之，就是效仿中国进行制度改革，“摸着中国过河”，从而释放经济增长的活力。

这一理论的代表是2025年3月出版的新书《Abundance》，这本书举了大量例子证明美国政府和政治制度的低效，在第三章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美国之所以问题长期无法解决，中国之所以长期繁荣，关键之一在于公务员。

认为中国、新加坡之所以长期繁荣，是因为最优秀的毕业生竞相参加全国性的公务员考试来获得公务员职位。反观美国，政府被妖魔化、公务员不被尊重，导致政府部门效率低下，大量必要的社会组织管理工作不得不外包，虽然明面上美国公职人员规模并没有明显扩大，但大量外包进一步降低了美国效率。

希望这本书早日在国内出版，还是挺有意思的。基本比照中国、新加坡的经验，对美国口诛笔伐。

当然，西方有很多关于经济增长和政府作用的理论。但是拉长时间，从几十年的尺度来看，中国经验被提到的频率大增，而且越来越正面，如果在10年前，不可能出现一本照着中国经验要求美国改革的书，也不可能在美西方引起较大反响。但反观国内一些专家、学者，对这些西方新诞生的思潮，严重缺乏关注。

二是国内支持消费驱动派，历史上出现了两次理论方向转型，都是被迫发生的。

小镇在《》梳理了过去二十多年，尤其2012年，在经济发展方向上，一度出现了两个来自西方陷阱，对中国带来了负面影响，之后近10年，国家一直在纠偏，在纠偏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和道路自信。

这两个陷阱都是来自西方：

一是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都是以服务业作为主体，中国理应效仿，未来要从制造业为主转变为服务业为主。这也是世界银行在2012年给中国开的药方，众所周知世界银行是美国的马甲，当时提出这一药方的世界银行行长，此前是美国贸易代表、常务副国务卿，长期主持美国对华战略的制定和执行。

二是将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对立，认为只有消灭传统产业，才能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空间。这一观点同样来自美国。

今年万斯也反思了第二个陷阱。今年3月万斯提出“两个致命误判”：一是认为研发与制造可以割裂，这一误判是美国今天产业链断裂的根源；二是无限追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成本，结果扼杀了创新动力。

认为研发和制造也可以割裂，就是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二元对立的源头。

还是要再次感慨，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对西方的新变化、新反思，严重缺乏学习。

回到消费驱动派的两次理论方向转型，这在《》总结了第一次被迫转型，转型是被迫的，是面对中国快速崛起不得不改。

第一次转型：从经济自由主义，向“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转变。

本世纪初，倾向西方的一派，提出的主张是经济自由主义，被称为经济自由派。认为政府应该无条件退出市场、国企必须尽快私有化，典型代表是21世纪初张维迎提出的“冰棍理论”，认为国有资产如不及时私有化，会像冰棍一样逐渐融化消失。

这一理论的源头就是开头提到的克鲁格曼、萨默斯等美国专家、官员、学者，认为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模式必须改变，否则中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尤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一恐吓还是挺有影响力的。

只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展现了经济自由主义带来的严重危害，之后美国、欧洲等各国都在加强监管，约束过度市场化、过度自由化，再加上经济自由派主张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等社会问题，导致经济自由派渐渐见不得光。

于是2012年就出现了第一次转型，上半年世界银行带来了主张中国要转向消费、服务为主转型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下半年，国内就形成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源头是滕泰所著《新供给主义宣言》等一系列文章、著作。

从“经济自由主义”到“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核心区别就是政府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退出市场。这两派都主张政府要退出市场，但前者认为要无条件、立刻、全面退出，而后者则承认政府的作用，认为政府要先把此前设立的种种市场抑制性因素革除掉，然后再逐步退出市场。

具体主张上也发生了变化，不同于“经济自由主义”完全否定政府作用，“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希望政府把重心放在促进从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型，主张政府发挥主动性，重视“熊彼得增长”，也就是“创造性毁灭”，以行政力量加速毁灭传统产业、传统供给、传统动能，为新供给腾挪空间。

这一理论一度发挥了很大的决策影响力，代表就是曾经出现的以行政命令强行去产能，其影响和负面危害在《》已经谈了。

中国一度面临去工业化的危险趋势。从2008年到2018年，中国工业GDP占比从46.97%暴跌到33.9%，2024年回升到36.5%；而工业就业人口方面，从2013年到2018年仅仅五年，就业人口锐减2500万人，而从2018年到2023年，仅仅下降了一百万人。

所以后来，国家特别强调制造业、实体经济，要求金融服务实体，打击资本无序扩张，这是有教训的。

2018年是一个标志性节点，美国发动不讲道理的贸易战、关税战，令中国坚定了必须独立自主的决心，深刻认识到制造、实体才是一切的核心。顺便提一句，与中国几乎同时认识到这一点的就是俄罗斯，从2014年开始，俄罗斯就高度重视本土战略资源和制造供给能力，这才是俄罗斯2022年面对整个西方空前制裁，仍然保持超强韧性的关键。

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学界又出现了第二次转型。

第二次转型：“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方向调整，从过去强调中国向服务业为主转型，转变为强调“消费驱动”和分配改革。

主要观点可以参见滕泰2023年撰写的《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是误导中国吗？》，提出了三个主要观点：

一是经济增长不是从投资刺激开始的，而是从给老百姓直接发钱和其他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改革开始。

二是中国居民储蓄率高，不会像欧美一样陷入负债超前消费等消费主义陷阱。

三是投资驱动存在投资率高、投资效率低、产能过剩等相关问题。

这三点是回应林毅夫2017年的访谈观点，林毅夫当时提出：

一是经济增长的起点是投资刺激。劳动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依靠产业不断创新、不断升级，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则依靠投资，劳动生产力水平提升以后，家庭收入增加、消费增加，于是投资和消费共同促进经济增长。

二是欧美国家旺盛消费是通过过度负债造成的，也导致了危机爆发。

林毅夫会猛烈抨击“消费驱动”派，这并不奇怪，因为林毅夫特别反对照搬西方经济学，从上世纪一直论战至今。

先是同“经济自由主义派”的张维迎论战，争论的重点是政府应该实行宏观调控，还是完全搞西方自由经济，核心矛盾点是国企产权改革。张维迎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得益于市场化、企业家精神以及西方三百年来的技术科技积累，因此主张完全西方自由化改革，国企必须私有化，如果不改革国企产权，就没有出路。

而林毅夫认为产权不影响企业发展，企业家精神也不是企业家独有的。当时林毅夫提出“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张维迎有不同观点，认为如1西方经济危机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因为政府过度干预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