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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腿绑在树上，另一条绑在马腿上，马鞭一甩，人被活生生撕开。

不是古装戏，也不是刑侦小说，这真的是发生过的事。

不是清朝，不是明朝，是抗战的时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

那是日军向枣阳推进的时候，正值初夏。

前线急着攻城，后方部队跟得紧，官兵一身汗，枪炮背在肩上，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

久保田哲二，一个普通的日本步兵，跟着部队到了枣阳外一个小村子，二十里地，地名已经模糊。

他后来在军属管理所，把这天的事写得一清二楚。

那村子，一到就被接应部队控制了。

草地上围着一圈人，中间蹲着一个五十来岁的农民，灰布衣裳，头顶全是血。

人群里有人喊“这个人该死”，有人叫好。

久保田硬是挤进去看了眼，发现出手的是江木军曹，手里拿着一根削尖的竹竿，正一下一下戳那农民的头，戳得他抱着脑袋直哀嚎。

原因就一个：这农民在他们抓村里一个小姑娘的时候，挡了一下。

姑娘跑了，军曹发疯了，说他坏了大事。

情绪上来，军曹开始借题发挥，说什么“几天前中队差点全军覆没，就是这些土老百姓在后方搞鬼”。

后面有个叫高桥的伍长，也跟着喊，说“这种人留着就是祸根”。

那农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只是一个劲求饶，说自己是种地的，有五个娃，老婆死得早，每天就靠他刨食儿活命。

他哭得像个孩子，地上全是泥和血。

他说得话没人听得懂，可那种眼神，谁都看得懂。

今田伍长指了指远处的桑树林，说“拉到那边处理”，意思很明显，是要杀一儆百。

那边蹲着五六十个壮丁，都是从别的镇子抓来的，背了一路的军用物资，死的死，跑的跑，到这儿只剩这么点了。

他们看到押人过来，都起了骚动。

有人喊，有人哭，有人不敢看。

江木一边走，一边吼：“谁敢挡皇军的路，就这个下场！”接着他亲自动手，把那农民一条腿绑到桑树下，一条腿绑到旁边那匹马的腿上。

久保田写得很清楚，他说当时旁边的士兵都在看，有的笑，有的不敢看，有的新兵脸都白了。

那马是军马，神经紧，一鞭子抽下去就炸了。

马一跑，人整条腿被拽了出去，血哗哗地喷。

农民的惨叫把天都撕开了。

周围的壮丁有人要冲过去救，被哨兵开枪逼退，刺刀顶着脖子，一个个被按着坐回地上。

那天风不大，草地安静得吓人。

马挣开绳子跑了，地上只剩下那农民一堆血和撕裂的肉。

久保田说，那不是杀敌，也不是战争，那就是狗咬人。

有人想冲上去收尸，被刺刀拦住。

尸体那天就烂在草地上，没人敢碰。

这事，久保田过了几十年也没忘。

他在战犯营里说：“那是我见过最残忍的事。”可没人听他说这些，大家都只关心他当年杀了多少人，干了多少事。

他说，那个中午，他站在草地边，脚底发凉，枪握得发抖，那不是因为敌人近了，而是因为身边人疯了。

后面几天，中国军队在枣阳郊外设了埋伏，专打这些后勤部队。

那帮押壮丁的辎重兵，走到半路就被包了饺子。

江木军曹和高桥伍长也没再回来，尸体扔在田里，连个牌位都没落下。

久保田说，那地方他再也不想去，哪怕是梦里。

那批壮丁最后也没剩下几个，后来有人说，有几个跑回了家，但也疯疯癫癫的。

那片桑树林现在也没了，后来修公路平了地，什么都看不出来了。

可地底下有没有埋着什么，谁也说不清。

久保田的回忆后来被人整理出来，翻译成中文，一段段看下来，不像军事记录，更像噩梦。

他不是忏悔，也不是炫耀，他只是说了他看到的，记住的。

那天中午，阳光很大，风吹着树叶，草地上一个五十岁的农民死得不明不白，没有敌人，没有枪战，只是一场活人对活人的撕扯。

《日军战犯供述汇编》，中央档案馆编，国家档案出版社

《侵华日军暴行实录（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抗战时期日军暴行调查报告》，中华全国总工会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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