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动荡的年代，曾国藩和王闿运这对师徒兼好友的故事特别有意思，他们之间的交往和思想碰撞，就像是那个时代文化转型的一个缩影。
曾国藩很欣赏王闿运的才华，他给朋友写信时夸赞王闿运"年少而志大，才思横溢，异日或成大器"。根据《曾国藩日记》的记录，1849年的时候，王闿运曾经在曾国藩家住过一晚，那天晚上两个人聊到深夜，讨论了很多话题，比如汉学和宋学的区别、古代和现代的礼仪制度变化，甚至还聊到了"天下事势之变"这样的大问题。后来王闿运在晚年写的《湘绮楼自传》里提到这件事，说"初谒曾公，如拨云雾见青天，虽学术路径不同，然其劝学之诚，至今感佩"，意思是第一次见到曾国藩就像拨开云雾见到晴天一样，虽然两人做学问的方法不一样，但曾国藩劝人认真学习的真诚态度，让他一辈子都感激。
王闿运中举后进入曾国藩的幕府工作，虽然主要负责文书工作，但曾国藩更看重培养他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1864年湘军攻下南京后，曾国藩特意让王闿运编写《湘军志》，希望他能如实记录这段历史，没想到这本书成了两人关系的转折点，王闿运在书里如实记载了湘军抢劫百姓的事，还委婉批评了曾国藩的指挥问题，引起曾国藩门生的不满，最后导致《湘军志》被销毁重刻。这件事既展现了王闿运"史笔不阿"的治学态度，也反映出当时读书人在"事功"与"学术"之间的两难处境。
1868年，曾国藩当直隶总督时，专门写信跟王闿运讨论"礼学经世"的问题。在《致王壬秋书》里，曾国藩认为"礼者，行政之纲纪"，意思是礼制是管理政务的根本，想通过完善礼制来整顿官场风气。王闿运回信却说"礼非仪文之末，乃通天人之理"，强调礼制不是表面功夫，而是连接天理人伦的关键，主张重建礼制必须从经典研究入手。两人你来我往通了三次信，虽然谁也没说服谁，却实实在在地展现了"实干派"和"学问派"对"以礼治国"的不同见解。
曾国藩的学问以程朱理学为基础，但他不拘泥于门户之见，主张把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个方面结合起来，他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中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这种兼收并蓄、注重实用的治学方法，也体现在他的人才政策和洋务运动中。
王闿运则走了一条更纯粹的学术道路。他以今文经学为基础，研究诸子百家，特别注重重新解读《春秋》《周礼》。在《论语训》中，他提出"礼者，治世之纲纪"的观点，想通过恢复古礼来重建社会秩序。1878年，王闿运在长沙开馆讲学，学生中有后来参与维新变法的杨锐、杨度等人，他的学术思想逐渐从书斋走向现实，与曾国藩"中体西用"的洋务主张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时，曾国藩的处理方式引起争议。王闿运在《致曾相书》中直言："中堂之患，在于畏洋人太深，而驭华人太宽。"这封信集中体现了两人的思想差异：曾国藩考虑现实政治需要，主张"委曲求全以保和局"；王闿运则从传统观念出发，强调"以礼立国"的原则。这种的分歧反映了当时读书人在"现实妥协"和"坚守原则"之间的艰难选择。
两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也很不一样。曾国藩主持翻译西方书籍，派遣留学生，表现出开放的态度；王闿运却在《湘绮楼诗集》中写下"西人虽巧，中国自有礼法"的诗句，坚持中国文化本位。但有意思的是，王闿运晚年主持船山书院时，也增设了数学、物理等新课程，这可以看作是对曾国藩洋务思想的一种回应。
1879年，王闿运去保定莲池书院讲学，路过天津时特意去曾国藩祠堂看了看。他写了一首《过曾文正公祠》的诗，其中有两句："中兴功业冠寰区，未竟书生志略殊。"意思是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的功劳天下第一，可惜没能实现读书人真正的理想。王闿运还在诗下面自己加了个注释："公尝谓余书生不知世务，今观祠中奏稿，竟无一言及礼治根本，惜哉！"说的是当年曾国藩总说他不懂世务，可现在看祠堂里陈列的奏折，居然没有一篇讲到礼制这个治国根本，实在可惜！这首诗既佩服曾国藩的丰功伟绩，又对他忽视学术根本感到遗憾，正好反映了他们俩"虽然理念不同却互相欣赏"的特殊关系。
1892年，王闿运为重新刊印的《曾文正公全集》写序，既称赞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的成就，也委婉指出"其于学术未能尽粹"。这段跨越二十年的评价，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两人的关系。在晚清那个动荡的年代，一个以事功闻名，一个以学术见长，虽然道路不同，但都体现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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