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明渊源：错位的归属与治理困境

乌蒙地区（含东川、乌蒙、镇雄三府）在元朝属云南行省，但明初因战略调整被划归四川。洪武年间，朱元璋平定四川明玉珍政权后招抚当地土司，因云南尚未收复（元梁王仍据滇），遂将乌蒙诸部暂隶四川。这一权宜之计延续至清初，形成“四川有管辖之权，无控制之力；滇黔有控制之力，无管辖之权”的治理悖论。

地理隔阂：乌蒙地处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山川阻隔。东川府距成都约1700里，距昆明仅400余里，驿递公文往返需时月余，紧急军务常延误。
土司桀骜：明代乌蒙土司屡叛，《明史》载其“观望骑墙，心怀疑二”，与四川永宁、水西土司勾结，三省边界动荡不休。
康熙三十八年（1698年），东川率先“改土归流”，但归属争议未解。云南官员以“本蜀地，无用更张”推诿，东川仍隶四川，埋下治理隐患。

二、雍正破局：鄂尔泰的三重奏议与实证博弈

雍正四年（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以“剪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赋税，以靖地方”为纲，系统提出三府归滇方案：

1. 地理效率论：
“东川距云南省城六站（约400里），距四川省城十七站（约1700里）。簿书期会，往返稽迟，盗案三日方达四川，云南已旬日擒贼。”
1726年东川叛乱中，云南兵已镇压完毕，四川令箭方至，印证“滇兵迅捷，川兵迟滞”。
2. 经济开发论：
乌蒙山区“产富田肥”，但土司阻挠垦殖，“川民不肯赴远力耕，滇民不敢就近播垦”。鄂尔泰指出，唯有划归云南，以滇省屯垦经验推动开发，方能激活资源。
3. 军事控扼论：
乌蒙土司禄万钟、镇雄陇庆侯互争袭职，战火波及云南。鄂尔泰陈兵东川，直言：“乌蒙必须征剿，断难诱擒！”

三、川滇博弈：岳钟琪的挣扎与雍正的乾纲独断

四川总督岳钟琪激烈反对划归，其核心顾虑有三：

权力消长：担心乌蒙、镇雄改流后归滇，四川丧失战略要地。
替代方案：主张“先平凉山，再定乌蒙”，认为控制凉山彝族即可制约乌蒙。
折中提议：退而求其次，请求“镇雄属川，乌蒙属滇”。
雍正帝最终力挺鄂尔泰，其决策逻辑鲜明：

“岳钟琪驻陕，鞭长莫及；鄂尔泰坐镇云南，剿抚皆宜。两土府改归云南，就近料理！”
1726年4月，东川正式划滇；1727年乌蒙、镇雄改流后亦归滇，更名“昭通府”，寓意“昭明通达”。

四、治理成效：善后举措与边疆重塑

1. 军事镇压与文化改造：
鄂尔泰以武力肃清反抗土司，禄万钟被擒送成都，陇庆侯逃至遵义就俘。随后推行“去夷俗，立汉学”，强制革除彝族蓄奴、巫祭旧俗，设义学推广儒礼。
2. 移民屯垦与经济振兴：
继任总督高其倬招徕汉民垦荒，昭通平原“岁收稻谷数十万石”，矿业亦兴，东川铜矿年产占全国铸币用铜七成，称“天南铜都”。
3. 行政区划优化：
三府归滇后，清廷将乌撒土司地划归贵州，形成云、贵、川三省“犬牙相制”格局，阻断凉山与乌蒙土司串联，实现分而治之。

五、历史纵深：区划调整的深层逻辑

1. 地理人文一致性：乌蒙山属云贵高原，与云南地理连通性远超四川盆地，且民族构成（彝族为主）与滇东北相近。
2. 遏制四川坐大：清初四川辖地过广（含康区），划出乌蒙可平衡地方势力，同期遵义划归贵州亦是此理。
3. 改土归流配套：鄂尔泰视三府为“西南改流枢纽”，东川为前进基地，乌蒙、镇雄为攻坚目标，归滇方能统筹。

档案佐证：

《清史稿·地理志》明载：“雍正四年，割四川东川府隶云南……九年改乌蒙为昭通府。”
鄂尔泰《改土归流疏》详陈三府归滇必要性，收入《雍正朱批谕旨》。
崔乃镛《东川府志》载：“东川距滇省四百余里，隶川则四千里，鞭长莫及！”

结语：疆域重构的治理辩证法

乌蒙三府归滇，绝非简单疆域切割，而是雍正王朝对“山川形便”与“犬牙相入”原则的精准运用。它解决了元明遗留的治理错位，以地理邻近性提升行政效能，以资源整合推动边疆开发，更以行政区划为杠杆，瓦解了西南土司的割据根基。这场“一石三鹰”的疆域手术，成为清代边疆治理的经典范本，至今仍见证着中国西南大地的历史智慧。

（本文史料主要源自《明史》《清史稿》、鄂尔泰奏疏及当代学者周琼、马亚辉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