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蕃将家族对唐朝的向心力是在向唐朝靠拢时产生的，是唐朝民族关系的真实写照，也是唐朝时期各民族在政治吸引力、经济互补性和文化感召力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碰撞底定的最终结果。

那么，契丹蕃将家族在唐朝统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今天，不妨就让我们一块来掰扯掰扯他们之间的神秘故事吧！

政治吸引力是契丹蕃将家族向心于唐朝的关键因素。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唐朝统治者对民族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发展，“华夷一家”与“爱之如一”的理念逐渐成为唐朝民族政策的重要指导思想。

唐高祖李渊时就出现了“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的景象，为唐代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唐太宗进一步提出了“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和“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的观点。

由是北方游牧民族主动上尊号称唐太宗为“天可汗”，承认唐朝皇帝天下共主的身份，彰显了唐朝“指麾八荒定，怀柔万国夷”的恢宏气量。

唐玄宗认为“中外无隔，夷夏混齐”是民族关系的融洽状态，诸族蕃将内附后大多得到唐朝礼遇，“所在军州牧将等倍加存恤，申其怨，尽其理，问疾苦，知饥寒，公私不得有侵，巨细必令无扰”。

唐朝统治者的民族观念在促进各民族友好交流与和谐共处关系构建过程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也是唐朝对北方游牧民族具有较强政治吸引力，出现民族大交融、大汇聚局面的重要推动因素。

经济互补性是契丹蕃将家族对唐产生向心力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即经济生产方式和往来互动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族关系的发展走向。

唐代，契丹大体活动于今内蒙古东部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经济模式以游牧经济为主，过着“逐猎往来，居无常处”的生活，生产方式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抵御干旱、霜冻等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

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契丹脱离突厥羁属后与唐朝在经济领域往来渐趋密切，史载安禄山与史思明因“解六蕃语，为互市牙郎”，在营、幽之地组织与契丹之间的互市活动。

应该注意的是，不仅具有单一性和脆弱性的游牧生产方式需要农耕经济的补充，传统农耕经济亦对游牧经济的马匹、乳制品等有一定的需求，由此形成了深度互嵌的经济交往模式。

正如亦邻真精炼地总结道：

“北方各族先后兴起之后不断南迁、南进，内蒙古高原同内地结成了密不可分的历史联系，其根本的、高层次的原因是北方单一游牧经济与内地农业手工业综合经济的分工交换关系。”

从根源上讲，各区域、各民族间经济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补充，尤其是游牧生产方式的单一性和不稳定性，造就了农牧经济的共生互补状态，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不可分割的根本动力之一。

文化感召力是契丹蕃将家族向心于唐朝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

唐朝统治者能够摒弃“华夷”偏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推动多民族交往交流，使各民族在互惠互利、相互了解的过程中打破民族交融的壁垒，以“入质”、和亲等方式突破民族交融的隔膜。

尤其是文化领域的交往互动，对于周边各族对唐朝产生强大的向心力具有重要意义。

如李靖与唐太宗讨论时曾提道：“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而生，由此常习战斗。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

他认为只要施恩宠信，便可淡化由自然环境所造成的民族差异性，形成“皆汉人矣”的认同、交融局面。

唐朝这种淡化所谓“华夷观念”的统治政策，给类似于契丹蕃将家族的诸北方游牧民族群体学习、融入唐朝的中原文化提供了合理契机与路径。

契丹与唐朝往来较多的松漠都督、宿卫“质子”以及唐朝和亲契丹的公主都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

据考证，唐代松漠都督共有12位，依次为窟哥、阿卜固、李尽忠、李失活、娑固、郁于、吐于、邵固、李过折、泥礼、李怀秀和李楷洛。

见载于史的契丹入唐“质子”共有7位，即孙骨讷、孙万荣、吐于、李邵固之子、李阔池、渴胡和契丹首领诺括派遣的“质子”。

松漠都督与契丹“质子”来唐留居，是契丹熟悉和了解唐朝思想文化的直接途径。

受到潜移默化影响的契丹上层人物也会将唐朝文化带回本民族，在部众中逐渐传播，最终促进文化认同的形成。

唐朝出嫁契丹的公主有4位，分别为永乐公主、燕郡公主、东华公主和静乐公主。

和亲公主对于文化感召力的提升作用更是不可忽视，正如唐代诗人陈陶所言，“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同时，诸契丹蕃将家族对唐朝的向心力是建立在与中原文化具有较多共性基础上的，“家国一体”和“以家构国”理念是文化认同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保障。

有学者总结历史上“家国一体”的三个特征：一是家与国在结构上的共性；二是家长与君主在权威上的共性；三是齐家与治国在伦理上的共性。

诸契丹蕃将家族在家族结构、承袭方式、伦理观念等方面表现出与唐朝有较多共性，由此衍生出的对唐向心力已经由一种民族向往变成一种文化自觉，成为家族文化发展的方向而非权宜之计。

其族属追溯、家族成员名讳选取、嫡长子继承制度的实行和墓志行文内容所体现出的中原化特征，正是在唐朝一脉相传的统治政策下，在契丹等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传统农耕民族不断交往交流的大背景下凝聚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