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运熙（1926—2014），上海市人。我国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博士生导师，曾兼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会长、中国李白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会长等。在长达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王运熙始终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史研究，在汉魏六朝隋唐五代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领域尤有卓越贡献，是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及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重要代表，其学术著述在海内外学术界都享有较高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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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王运熙先生 作者：吴承学

沉静的望海者 作者：杨 焄

阅读王运熙先生

按照中国传统历法，今年是王运熙先生百年诞辰。转眼间，先生离开我们十多年了。时光流逝，弟子思念老师的感情愈发浓郁。随着年岁增长，我对老师的体悟也不断加深。我总觉得，对于老师最好的纪念，就是读其书想见其为人。

在我的书柜上，五卷本《王运熙文集》摆在最醒目处，这是我的常读书。在已出版的当代学者文集中，王先生的五卷本文集数量不算多，但质量比数量更为重要，王先生《乐府诗述论》《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文心雕龙探索》《中国古代文论管窥》等，都已成为学术界公认、可以流传久远的当代学术经典。

最近重读王先生文集，我特别注意王先生自撰的“简要年谱”。这份年谱显示，先生从23岁开始，“视力明显衰弱，从此夜间不能读写，白天工作时间亦须控制”。我也亲耳听先生说过，若是阴雨天气，光线不佳，白天都无法看书。可见王先生可以用来读书、工作的时间有限，大概只有别人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王先生曾经感慨地说，如果他的眼睛正常，研究工作应该能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先生身体瘦弱，且有腰疾，不能久坐。正是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他用有限的工作时间，为中国当代学术作出了超乎常人的贡献。这何尝不是学术研究史上的佳话？

王先生学术研究的高效率从何而来？我以为这不但得益于王先生天赋之高，更得益于他独特的人生态度与治学精神。王先生在《乐府诗述论》自序中说：“人的一生很短暂，贵在有所创造，留下若干值得纪念的东西。”他以质朴简要的语言说出自己的人生追求。“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人生有一种选择和坚守，同时就意味着会有别的放弃和漠视。王先生善于做“减法”。他惜时如金，深居简出，谢绝一切社交性质的活动，对各种会议、讲学也严格控制。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集中用到学术研究中。这样看来，王先生用到学术研究上的时间并不比一般学者少。和那些热衷奔走于各种社交场合的学者比起来，王先生用于做学问的时间反而更多。

王先生是一位天赋极高、年少成名的早慧型学者，他在23岁至25岁期间所撰写的《六朝乐府与民歌》，其学术高度至今仍为国内外学人和读者所仰望。一个学者年轻时写点佳作不难，难的是一辈子持之以恒。学术界有些才华横溢、成名甚早者，像烟花，虽瞬间闪亮，不久就泯然众人。反观王先生，天赋虽高但其才华却内敛而节制，处世淡泊而清醒，故早慧而能至老不衰。2008年，我兼任《中山大学学报》主编，向王先生约稿，他当时已经83岁，却很快就发来长文《中国中古文人对俚俗文学与时俗文学的态度》。至今我仍记得读到此稿时的惊喜，更惊羡于先生在耄耋之年仍保持健旺的学术创造力和清晰的逻辑性。

王先生学术的高效率与持久性和其独特的治学规划有关。他在一段时期内集中精力研究一个领域，然后以此领域为大本营，自然而然地扩展。他最初研究六朝乐府民歌，顺势拓展至魏晋南北朝唐代文学。在这个基础上，他又从文学史研究顺势跨进批评史研究。可以看出，王先生是按照自己的学术兴趣与学科发展需求，循序渐进地拓展治学领域的。

王先生拥有独特的读书方法，其特点主要不在于“博览群书”，而是在特定领域、特定时段，精研经典，“读破”典籍。他读书有一种切己体会的悟性与“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洞察力。他把其研究领域的最基本文史典籍读透了，并且融会贯通。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文学，虽然研究对象丰富，但有不少基本文献是相通的，如前四史、《文心雕龙》与《文选》、唐名家集等。王先生对这些文献反复阅读和运用，早已烂熟于心。所以，王先生的研究领域虽然相当宽，其研究却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王先生具有一种常人无法企及的学术定力。有学术定力然后才有学术定见，这些个人的学术定见，经过时间的磨洗而得到广泛认同，就成了定论。这种“学术三定”是王先生治学的最高境界。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风气风云变幻，但王先生忠于学术，实事求是，不为名利所诱，不为环境所扰。他总是深思熟虑，轻易不出手，出手就是定见。王先生为人谦退、低调，但对于自己的学术与文章则有一种“定则定矣”的自信。《王运熙文集》所收文章，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跨度长达60余年，其间文化、思想、学术不断变迁，而王先生的学术论断如定海神针，基本不受影响。这是何等难得的学术定力！陈尚君老师曾问王先生，以前的文章后来结集、重印时有没有改过，王先生明确回答：“没有改过，我的文章发表后没改过。”我核对过王先生书籍的前后一些版本，的确如此。更令人惊叹的是，我看过王先生的手稿，用钢笔行楷所写，页面干净整洁，连修改之处都很少，不必重新抄写。我想他必定于下笔之前，已反复思考，成竹在胸，再落笔成文。下笔即定稿，定稿即定见，确实不需要再修改了。

我一直在思考，王先生的学术定见从何而来？我的感悟是：首先要有学术定力，有定力之后乃有定见。

王先生的学术定力是基于实事求是、忠诚学术的理性精神，即在研究中注重客观性与逻辑性。王先生曾说：“我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创作和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一贯的宗旨是求真，从大量文献资料出发，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地进行考订和分析，力求阐明所研究对象的真实面貌。”以我的理解，第一，其立论完全建立在可靠的材料上，根据这些材料一步步推断出结果，所以其结论可靠；第二，他的学术断语总是留有余地，从不夸张，不说过头话，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所以没有过度阐释的毛病；第三，表达平实，绝不夸饰。王先生写论文，很少用大词、用新概念、用形容词，更很少用很、极、非常等顶格的修饰性副词，似乎也不用感叹号、省略号之类包含情感的标点符号。他的学术语言平实而自然，总能以最朴实、节制的语言直抵研究对象的本质和特征，所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王先生有“定见”但不固执己见，如果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自己以前的观点不妥，王先生会明确修正自己的观点。比如，王先生以前也是把《二十四诗品》归为司空图所作，后来读了《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一文后说：“我现在也倾向于《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所作的说法。今后，如果其他同志提不出强有力的反证，我准备放弃《二十四诗品》为司空图所作的传统说法。”这段话我读了很多遍，这一学术断语在表述上有很强的分寸感，态度很明确，但又留有余地，表现了一种科学、审慎的态度。

王运熙、顾易生两位先生是复旦大学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双子星座”，能成为两位先生的弟子是很幸运的。两位先生的弟子有通家之好，他们经常在一起上课，一起讨论。仰止之余，学生私下不免品评一二，王、顾异同便是其中的话头之一。或戏评曰：“顾先生似李白，王先生似杜甫。”因为顾先生性喜老、庄，通脱旷达，心宽体胖；王先生为人严谨，瘦弱严肃，颇似蒋兆和笔下的杜甫像。但在我看来，王先生外貌似杜，但其内心深处一直有个李太白。王先生34岁时，就主编《李白诗选》《李白研究》二书。虽然这是当时分配的集体任务，但王先生一直对李白情有独钟。在王先生研究的历代诗人中，李白所占的分量大概是最多的，他还连续当过三届李白学会的领导。王先生很少写诗，1985年5月他瞻仰马鞍山李白墓后，兴来赋诗一首：“诗国多英杰，尤称李谪仙。古风饶讽兴，乐府更明鲜。寂寞逢昭代，光辉垂万年。青山遗冢在，凭吊仰前贤。”王先生又为马鞍山李白纪念馆撰写对联：“戏权倖，戏公卿，谑浪朝廷有傲骨；忧苍生，忧社稷，彷徨中夜动悲吟。”王先生到底喜欢李白的什么呢？在我看来，主要不是其气势磅礴，雄奇狂放，而是喜欢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精神气质。喜欢“天然”，这是王先生一贯的旨趣。王先生喜欢乐府民歌，曾论六朝清商曲：“吴歌西曲谱新篇，《子夜》悲歌最可怜。软语欢郎情懊恼，清音明转出天然。”“天然去雕饰”正是王先生为人与为文的境界。

1987年，我从王先生求学，他的家住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天目中路。王先生在家里给学生上课，每周有课时，我们便可见到先生。在先生的书房“望海楼”里，隐约可以听到大马路上车辆来往的声音，听先生用浓浓的沪腔普通话讲课。到后来，我完成了博士论文初稿，又到“望海楼”念给先生听，然后他口授修改意见。这一切，当时只道是平常，现在回想起来，此情此景，岂可再得乎？

我毕业后到中山大学任教，当面求教老师的机会更少了，但通过反复阅读王先生的文章，也有见书如面之益。我深以为，读王先生的书，可以解俗气而生智慧。每次读王先生的文集，总有一种“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受。老师虽然远去，但他的书在，其学术精神就活在世间，成为学生为人治学的榜样和明灯。

先生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学学术的大师，而且是纯粹干净的学者，他的学术坚守和高尚人格是当代学术界的一股清流。二十年前，王先生赐赠《文心雕龙探索》一书，他在扉页上题写治学自警语“全面观照，准确把握，正本清源，探明原貌”。如今，这十六字真言手泽如新，而王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十多年。十多年间，学术界又发生了许多变化，近年又有了人工智能的加持，未来的发展变化更充满不确定性。这时候，像王运熙先生这样的学术定力就显得愈加珍贵。

在纪念先生百年诞辰的日子重读王运熙，使我想起唐代诗人刘长卿《听弹琴》诗：“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嗟乎，令人长忆王先生！

（作者：吴承学）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沉静的望海者

王运熙出生在江南小镇，年幼时经常跟随母亲到附近沙滩上听潮拾贝，尽情嬉戏，“海”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晚年他身居闹市，再没有机会凭海远眺，便特意将书斋命名为“望海楼”，聊以寄托思乡之情。“望海”的开阔视野和高远旨趣，用来形容他的学术追求也非常贴切。自20世纪40年代起，王运熙就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汉魏六朝、隋唐五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领域造诣尤深，《王运熙文集》《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是其代表性学术成果，成就了王运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一代大家的学术地位。

01

虚心释古的态度

文史研究有信古、疑古和释古的不同取向，晚近以来疑古思潮声势浩大。王运熙不认同固守，也绝不赞成质疑一切。他努力秉持虚心释古的态度，尽可能全面蒐求史料，审慎地辨析文献，探寻确切的意义。

王运熙的学术研究起步于对乐府诗相关问题的讨论。以考辨清商三调的性质归属为例，唐宋学者都将平调曲、清调曲和瑟调曲归入相和歌中。梁启超率先提出异议，认为这三类乐歌当另属与相和歌并列的其他类别。随后又有大批学者参与讨论，却未达成共识，分歧主要在于各家对郭茂倩《乐府诗集》所引文献的理解。王运熙细致爬梳南朝至唐宋的繁杂记载，从史料来源和编纂体例着眼，指出郭茂倩征引的早期史料如实反映了魏晋南朝的普遍情况，也符合乐府创作的实际，从而为清商三调属于相和歌的传统观念提供了极为坚实的论证。

古人著书立说经常点到即止而不事繁辞，后人难以把握要旨容易误解。为此，王先生很注意揣摩古人撰著的义例，以便更准确地领会古人的用心。例如，钟嵘《诗品》认为陶渊明诗“源出于应璩”，这一结论令人困惑，王先生以虚心释古的态度，细致地辨析史料，解决了这一问题。他首先厘清了钟嵘《诗品》在评议时所遵循的基本准则，指出钟嵘梳理源流关系主要关注体制风格，辨明应、陶二人在创作风貌上的相似之处，由此消除了前人对钟嵘所述陶诗渊源的误会，加深了对《诗品》撰著体例的理解。

为了强调古为今用，文史学界不免以今揆古，出现褒贬失当的问题。而王先生主张一切必须以史实为据，应给予研究对象恰如其分的评价。今人提及《文心雕龙》，都称许其“体大思精”，并依照时下的标准将全书划分成文体论、创作论等部分。王先生并不同意这个约定俗成的论断，他强调《文心雕龙》实为“写作指导或文章作法”的书，还将文体论和创作论改称为“各体文章写作指导”和“写作方法统论”。此举看似贬低了《文心雕龙》的地位，实则紧扣刘勰在《序志》篇中“言为文之用心”的自述。将古人的创作初衷与今人的研究立场区分开来，意在敬畏古人，尊重事实，丝毫不会减损其应有的研究价值和学术地位。

02

独立思考的原则

王运熙善于借鉴前辈经验，求学时就受惠于陈寅恪、闻一多、余嘉锡、杨树达等先生的著述，工作后又得到过陈子展、郭绍虞、朱东润、蒋天枢、刘大杰等先生的指点。但是，他在研究中始终坚持独立思考，绝不接受任何未经核验的结论。

魏晋南北朝文学在现代学术界曾遭受过严厉的批判，但怎样评价这一时期的陶渊明，却令不少学者颇费踌躇。不少权威论著都将陶渊明定性为自觉对抗六朝风尚的伟大诗人，认为陶诗风格质朴，与当时崇尚骈偶、堆砌辞藻的风气形成了鲜明对比。但王先生认为如此评价并不符合史实。他提出，骈俪藻饰的诗风在陶渊明身后才形成，陶渊明怎么可能无的放矢地去反对尚未成型的时尚？时间上存在错位。他考察了陶渊明与东晋玄言诗之间的关系，认为陶渊明深受玄言的沾溉濡染，但没有主动去立异对抗。在特殊的学术环境中，王先生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思考，这需要莫大的勇气。

对权威学者的偏颇疏漏，王先生会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大胆提出商榷意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提出古文家试作小说推动了古文的繁盛，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也主张传奇小说由古文运动派生而来。这两种观点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先生对此并不苟同。他追索了两种文体各自演进的脉络，强调唐传奇直承汉魏六朝杂传而来，无需依傍古文运动的兴起，而古文的创作特质与唐传奇迥然异趋，也不可能借助试作小说而获得成果。经过严密的推论，令人信服地修正了前辈学人的错谬。

03

综合考察的方法

王先生早年借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目答问》等目录学专书，深入了解过学术源流和治学门径，并潜心精读过《汉书》《晋书》《宋书》等典籍。中年时因参与整理点校《旧唐书》，并负责审读全稿，又系统研读了大量相关史籍。其治学领域在数十年间由文学史拓展至文学批评史，重心也随之从专注史料考辨逐步转为理论阐释。

王先生主张打破学科畛域，汇通文史，统观全局。他治学具有鲜明的史学倾向，从史学视角切入文学，确实能另辟蹊径。在研究文学批评史时，王先生强调文学史研究，避免纯理论研究的偏枯。王先生敏锐地觉察到，被刘勰援引来作为最能展现“风骨”之美的那些作品，如司马相如《大人赋》、潘勖《册魏公九锡文》等，其思想内容其实并不足取，所以“风骨”并非针对文章思想内容的要求。要理解风骨，就要在表达效果和语言风格等方面去体察其意蕴。

王先生的治学方向经历过多次调整，但前后之间相互贯通，时有呼应。他晚年在《中国中古文人对俚俗文学与时俗文学的态度》中辨析过“俚俗”与“时俗”的异同及流变，就充分综合了先前在不同领域中的成果，使其立论周详细致，具有充分坚实的理据。正因为他善于会通综合，也就避免了不同领域的研究各自为政而支离琐碎。

04

中观辨析的立场

在回顾个人学术生涯时，王先生提到过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辩证关系，认为前者要以后者为背景，而后者应以前者为依据，与此同时又将自己的研究立场戏称为“中观”。他并不满足饾饤散漫的琐细考证，也不热衷大刀阔斧的浮泛论断，更希望从一些具体问题着手，以细密可靠的个案研究为基础，做适度的推阐发挥。

有些是围绕特殊现象的全面考察。如关于乐府诗的创作本事，今人陆侃如、萧涤非等都有过论述，但并未做全面考索。王先生在《吴声西曲杂考》中曾对十余种乐府歌辞的作者和本事做过一番钩沉索隐的考察，也留意到歌辞内容时有不合本事记载的现象，有些是针对关键术语的系统梳理。他对曹丕以“气”论“文”的现象已有言简意赅的说明，此后又撰《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气说》，排比孟子、曹丕、刘勰、钟嵘、韩愈、刘大櫆、姚鼐等人的相关议论，展现了“文气”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

有些是聚焦重要作品的持续探讨。早在20世纪60年代，王先生就反对将萧统贬抑为“形式主义”的代表。自80年代后，他又一鼓作气撰写了多篇论文，不仅围绕采摭范围、选录标准等历来多有争议的问题展开讨论，还择取研究者不甚关注的部分文体，探讨其艺术特色，以便更深入地体会萧统的编选旨趣。另如，对盛唐诗学观念的承传递嬗加以考察，补充了旧作未及细究的内容。这又促使他对唐人选唐诗产生浓厚兴趣，与杨明先生合作撰写《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期间，在自己执笔的部分对芮挺章《国秀集》、元结《箧中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韦庄《又玄集》、韦縠《才调集》等都有细致研讨。从总集编纂的角度来考察文学观念的递嬗，为文学批评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王运熙先生甫逾而立就已凭借乐府诗研究奠定其学术地位，此后数十年间相继辗转于多个不同领域，也都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但他始终保持恬淡自守、不慕浮华的学人本色。即便蜗居在狭小简陋的“望海楼”中，他也随遇而安，处之泰然，宛若一位沉静的望海者，而恰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所说的那样，“观海则意溢于海”，从辽阔无垠的碧空和奔腾不息的巨浪中感受到了真正的欣悦和满足。

（作者：杨焄 ）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