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西方”，许多人脑海中或许会自动浮现出一幅清晰的历史图景。

从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回溯到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越过黑暗的中世纪，一直追溯到智慧的希腊、荣耀的罗马，似乎一脉相承、延绵不断。

关于“西方”的一些经典叙事片段

但很可惜，这条所谓清晰的脉络，很可能是一种人为构造的结果，而且揭示这个真相的，正是一位来自西方的学者，考古学家兼历史学者纳奥兹·麦克·斯威尼。

维也纳大学的古典考古学教授，打破“从柏拉图到北约”的经典叙事，展现一段不一样的“西方”史。

她回忆道，有一次在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图书馆阅览室里，偶然抬头望去，却感到一种难言的不适——头顶镀金穹顶下矗立着十六尊等比例的铜像，他们仿佛正凝视着她。

美国国会图书馆主阅览室。

这一刻，她开始怀疑：这16位历史人物，真的能够代表“西方”的真实历史吗？他们之间所构筑的历史叙述，是否真的准确地反映了过去？

这16位历史人物你认得多少

为此，麦克·斯威尼决定撰写《发明西方》一书，揭示“西方文明”实际上是一种被发明和不断重塑的历史观。她通过跨越2500年的14位鲜活人物的故事，生动地展示了“西方”这一概念如何在历史的不同时期被重新定义、塑造和传播。

譬如希罗多德，这位被后世称为“历史之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本人其实并非纯粹意义上的“西方人”，而是来自今天土耳其境内的小亚细亚地区。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希腊人并不自认为属于今日的“西方世界”。

移民希罗多德，这位“历史之父”，曾想一展宏图，却处处受人怀疑，曾想寻找机会，却只看见重重限制。

希罗多德虽然记载了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战争冲突，却也充分表达了对异邦文化的欣赏，强调希腊与东方的频繁互动与文化交流。

这种叙述动摇了后来那种将希波战争简化为“西方vs东方”文明冲突起点的神话。换言之，希罗多德的著作既提出了“希腊—波斯”对立的雏形，也同时暗示这种对立并非绝对。

有趣的是，“文明冲突”这种修辞，最早正是由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政客创造，而且是用于正当化其在希腊内部的帝国主义统治。

这本书借此揭示，“西方文明”并非自古固有的概念，而是后世强加的连续谱系，早期的对立叙事经常被现代叙事选择性引用，以服务于当代的西方认同想象。

古希腊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欧洲人，在古希腊世界中，肤色也没有那么重要。图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的希腊》，威廉·谢泼德《历史地图集》，1926。

再例如古罗马皇族利维拉，她虽然是罗马帝国权力核心的一员，却在追溯自己家族的源头时，将罗马人定义为“来自亚洲的欧洲人”，强调自己源于特洛伊的亚洲血统。

古罗马并不如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种族上是白人，地理上是欧洲，文化上是西方。古罗马也并非现代西方概念在古代的直接等同对象，尽管有人刻意如此描绘。利维拉的地缘政治视角与罗马本身一样，皆更加开阔。

罗马传说中，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从亚洲的特洛伊逃往意大利，成为罗马民族始祖。图为《埃涅阿斯逃离特洛伊》，费德里科·巴罗奇，1598。

而9世纪的阿拉伯哲学家肯迪，则展示了希腊古典智慧从未专属于欧洲。肯迪出身于巴士拉的贵族家庭，后居于巴格达，被誉为“阿拉伯哲学之父”。

在巴格达这个当时伊斯兰世界的辉煌中心，肯迪投身于把古希腊哲学和科学著作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宏业，并本人撰写了数百部著作，内容涵盖哲学、医学、数学、光学、音乐乃至炼金术。

作为一位热爱希腊思想的学者，他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的理念引入伊斯兰思想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 。这段历史常被传统“西方文明”叙事所忽视或轻描淡写。

斯威尼指出，如果说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源头，那么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就是同等重要的继承者。

9世纪的巴格达拥有全球顶尖的智慧殿堂（如“智慧之家”），古希腊罗马的知识在此地被保存、扩充，再传回欧洲。图为《智慧宫》，叶海亚·瓦西蒂，1237。

此外，非洲安哥拉的恩辛加女王与美国黑人诗人菲利斯·惠特利则更为直观地揭示了西方文明论述中的种族矛盾与虚伪性。

一个被视为野蛮部族的非洲女王竟能令欧洲殖民者倍感敬畏，一个被贩卖为奴的黑人少女竟能熟练掌握西方经典文学，令当时的白人精英震惊不已，这些故事都直接戳穿了种族主义叙述背后的荒谬。

菲利斯·惠特利身为被奴役的黑人，却通晓西方经典、驾驭西方文学形式。图为《菲利斯·惠特利诗集》扉页，菲利斯·惠特利，1773。

而萨菲耶苏丹的故事展示了历史上西方与东方之间并非永远水火不容，而是存在过被遗忘的结盟可能。萨菲耶苏丹是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皇宫后妃，她与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曾长期保持书信往来，互赠礼物、姐妹相称，这是东西方两位女性统治者罕见的交流。

斯威尼以她为例，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假设历史”场景：倘若16世纪末奥斯曼帝国与英格兰等新教国家结成联盟，共同反对天主教欧洲，那么后来世界的“文明阵营”划分可能截然不同。

萨菲耶苏丹和伊丽莎白一世

那么，人们熟知的“西方”概念是如何逐步展现在世人面前呢？斯威尼颇有洞见地提到了培根，通过培根，她揭示启蒙时期塑造“西方”概念的一个重要层面：“知识上的西方中心主义”。

培根时代的欧洲在探索新知的同时也开始以二元对立的眼光看世界：地理大发现带来全球接触，欧洲知识界一方面扩展视野，另一方面也滋生出将世界划分为文明与野蛮、科学与迷信的倾向。

许多被视为“西方独有”的知识成就其实有多元来源。例如，科学方法并非凭空出现于西欧，其萌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伊斯兰学者的实验传统，以及更早中国、印度的发明等等。即便是培根推崇的经验法，也有学者指出与阿拉伯－经院传统有渊源，但传统叙事往往从培根等人开始书写“西方科学史”。

1910年，纽芬兰发行了一枚邮票，以纪念培根在建立殖民地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史诗般的历史回顾中，这本书深刻展现了被主流历史叙事所掩盖的奇妙而丰富的多样性侧面，从而揭示了“西方”观念并非一开始就存在，而是被一步步建构出来的。

所谓一脉相承的文明谱系，很多时候不过是后人“发明”的历史。在文明对话频繁的这个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新审视“西方”这一概念，去理解“文明”与“他者” 的复杂关系。

这是一本能够深刻颠覆你固有历史观念的精彩著作，值得每一位关心历史与现实的读者认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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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来源：《发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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