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1953年12月－），著名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曾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本文根据 秦晖在 2018年上海友朋会的讲座整理而成，原标题：《美国崛起百年中的制度与贸易》。

美国早期的贸易逆差

从历史上看，美国在建国前的殖民时代一直到建国后的几十年，可以说直到1840年，其贸易基本上都是逆差的。

这是因为美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坦白说，比拉丁美洲差得多。

众所周知，拉丁美洲被称为“金银大陆”，贵金属资源极为丰富。

西班牙人来到拉美主要是为了掠夺黄金和白银，直到现在，墨西哥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银生产国。

当然，拉美的黄金如今已几近枯竭，但白银产量依然可观，而当年拉美的黄金储量非常之多。

但是，北美几乎没有这些资源。

后来到了19世纪末，美国才兴起所谓的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但那已是相当晚的事情了。

在美国建国早期，加利福尼亚甚至还不是美国领土，当时也没有发现黄金。

此外，拉丁美洲因地处热带地区，与欧洲较冷的地区相比，能够生产许多特色农产品和高附加值作物，如可可、咖啡等。这些作物通过大规模种植园生产，利润丰厚。

然而，美国却没有这些优势。美国建国初期的13个州都位于东北部较寒冷的北大西洋地区，气候与欧洲相似，农业生产与欧洲并无太大互补性。

当时的美国国民大多是农民，他们的生产方式与欧洲农民差别不大，基本以自给自足为主。

作为新移民，他们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自由，但在对外贸易中，几乎没有可以出口的商品。

然而，由于他们是自由人，消费能力较强，这导致从殖民时代到1840年，美国的外贸长期处于逆差状态。

逆差经济下的货币短缺

既然是贸易逆差，就需要用货币支付，而当时美元并不是硬通货，硬通货主要是贵金属。

由于美国本身不产贵金属，贸易逆差导致货币短缺的问题尤为严重。

尽管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人民享有高度的交易自由，但货币短缺成为一大难题。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的交易以实物为主，食物交易的比重非常大。

例如，纳税可以用食物，贷款也可以用食物支付，甚至哈佛大学的工资也曾以木板、猪肉等实物支付。

这是因为人们手中几乎没有现金，黄金储备稀少，还要用于支付贸易逆差。因此，外贸逆差问题一直非常严重。

贸易转变与南方奴隶制经济

到了1840年代，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从1840年起，美国南方兴起了一种出口导向型的创汇经济，即奴隶制经济。

南方利用其气候优势，依靠奴隶劳动，在全球市场上大量出口棉花。

当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出口国，南方的经济因此转变为出口导向型。这使得整个美国的贸易从1840年到1870年代出现了顺差与逆差交替、大体平衡的现象。

然而，南北方经济的差异非常显著。在外贸方面，北方的经济远比南方发达。

当时美国的工商业、创新和高技术都集中在北方，但北方的贸易仍然以逆差为主。

这是因为北方居民的消费能力强，而美国的制造业在当时尚未强大，出口量有限。

相比之下，南方由于大量出口棉花，贸易呈现顺差。由于南方的大多数人口是黑奴，总体消费水平较低，这进一步加剧了南方的贸易顺差。

南北经济差异与关税争论

这种经济差异不仅体现在对外贸易上，也影响了南北方之间的贸易。

南方对北方的出口多而进口少，因为当时的纺织业不仅在英国兴起，美国北方的纺织工业也在发展，成为第一波工业化的主流。

南方的棉花除了大量出口到英国，也供应北方。因此，南方对北方的贸易也呈现顺差。

这种经济差异导致了南北方在关税问题上的激烈争论。

南方的顺差经济使其主张自由贸易，而北方的逆差经济则倾向于保护主义，主张提高关税以保护本地产业。

这一争论在南北方政治关系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国经济史学家艾尔文在一本书中指出，南北战争前的几十年，南北方关系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关税和平”与“关税战争”。

简单来说，当关税问题恶化时，双方关系趋向冲突；当双方在关税问题上达成妥协时，关系则趋于缓和。

如果在关税问题上无法达成妥协，关系就会恶化。

表面上看，南北方在关税问题上的争论是外贸政策的冲突，但其内在根源与双方经济的制度背景密切相关，即自由制度与奴隶制之间的矛盾。

消费劣势与经济制度冲突

在低消费地区，机制布始终难以推广。

我们常提到，英国人在鸦片战争前想向中国出售机制布，但似乎卖不动。

许多经济史学家认为，这说明当时中国经济相当不错，中国的织布业虽然不是工业化、机械化的，但仍具有很强的效率。

然而，实际上，当时英国在全世界推销棉布都面临困难，不仅在中国，包括在俄国和美国南方也是如此。

如果认为棉布卖不动就说明其没有竞争力，那么英国的棉布就是全世界最没有竞争力的，而所有比它落后的国家都比它有竞争力，这显然不合理。

因此，我曾提出一个词——“消费劣势”，这与消费水平有关。

不管怎样，当时的情况是，南方是出口导向型的顺差经济，主张自由贸易；而北方是逆差型经济，主张保护贸易。

这两者在关税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冲突。这种冲突表面上是外贸政策的冲突，但实际上与双方经济制度的背景有关，简单来说，是自由制度与奴隶制之间的冲突。

奴隶制效率真的低下吗？

关于这个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奴隶制是低效的。如果奴隶制有效率，历史上就不会崩溃。

众所周知，历史上存在过奴隶制和农奴制，但到了中世纪晚期，这两种制度都过时了。在欧洲，农奴制被淘汰，奴隶制消失得更早。

按照一些人的说法，奴隶劳动效率低下，因为奴隶为他人劳动，缺乏积极性，难以与自由劳动竞争。

甚至有人认为，南北战争中南方急于脱离北方，是因为在自由竞争中无法胜过北方，只能选择离开。

然而，从现在的情况看，南北方的制度差异在一个统一的经济体内产生了显著影响。

当时没有“全球化”这一概念，但全美经济是一体化的。可以说，北方的自由经济与南方的奴隶制经济共同存在于一个全美化的统一市场中。

这种统一市场对双方的经济制度产生了明显的相互影响，简单来说，任何一方都会影响另一方，要么你改变我，要么我改变你。

北方的影响与南方的竞争力

北方经济对南方无疑有影响，北方的自由经济通过废奴主义传播到南方。

我们熟知《汤姆叔叔的小屋》、黑奴逃亡故事，以及战前几十年发展的“地下铁路”——这不是地铁，而是偷运黑奴的网络。

南方的黑奴在北方人的帮助下大量逃往北方，据说多达几十万人，这显然反映了北方自由经济对南方的感召力。

但反过来呢？人们较少提及这一点。

因为在美国，奴隶制曾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话题，承认奴隶制有效率被视为严重错误，长期以来无人提及。

然而，从战后60年代开始，一些人注意到，在全球化市场上，如果与一个更发达、购买力更强的市场进行一体化，奴隶制或农奴制有时比自由劳动更具竞争力、更有效率。

Domar的奴隶制假说

这一经济史研究由俄国经济学家Domashevitsky开创。

他后来改用英文名Domar，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1969年，他发表了《奴隶制与奴役制的原因假说》。

由于Domar是俄国人，他特别关注俄国情况。他注意到，传统观点认为俄国的农奴制效率低下、一无是处。

然而，俄国原本没有农奴制，16世纪前，俄国农民多为自由农民。但到17世纪，农奴制逐渐强化，逐渐排挤了自由农民。

这一时期，俄国经济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国际经济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俄国越来越成为向富裕的西方大量出口农产品的出口导向型经济。

为了出口农产品，俄国需要建立以出口为目的的大型种植园或庄园。如果用自由小农经营，效率不高，而农奴制庄园在这一模式下特别有利。

因此，农奴制逐渐排挤了自由劳动。

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俄国，后来人们发现，整个东欧和中欧的部分地区，这些出口型农业地区都发生了农奴制排挤自由劳动的现象，传统上称为“二度农奴化”或“再版农奴化”。

中世纪的农奴化显然效率低下，近代已消除，但在这些出口导向型经济国家中，农奴制显得比自由经济更有效率。

因此，Domar提出了“奴役制假说”，涵盖农奴制和奴隶制，探讨这两种经济在何种条件下有效率。他认为，在出口型经济对廉价劳动力需求旺盛的情况下，奴隶制非常有效率。

1982年，他还出版了一本书《论俄国农奴制的盈利能力》，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

俄国农奴制的延续与影响

事实上，我太太研究苏联东欧经济史，这些现象直到20世纪仍然存在，甚至影响了布尔什维克的政策。

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农业中的奴隶制庄园转变为公社制庄园，即保留原农奴进行大规模商品化生产。一部分农奴则成为自由小农。

然而，在后来的俄国土地改革中，许多人认为，出租的土地应分配给原农奴，但公社制庄园不应分割，因为公社制庄园是俄国农业中最有效率的部分，直到十月革命时仍是如此。

因此，布尔什维克上台后，这些公社制庄园直接转为国营农场，未被分配。

不过，坦白说，国营农场效率低下，原因在于俄国出口市场已不复存在。这并非国营与私营的问题，而是俄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战后，俄国的出口结构基本消失。但在一战前，农奴制及其衍生的公社制仍具效率。

解放农奴后，农奴有两条出路：一是成为自由小农，二是以非农奴身份留在庄园。俄国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后一种模式更有效率。

这导致俄国在农奴制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长期以来，俄国是欧洲著名的外贸顺差国。

直到1909年，俄国的贸易顺差仍是欧洲最大，而比俄国更发达的英国、法国、德国等国贸易均为逆差。

Domar因此提出，需充分评估俄国农奴制庄园的盈利能力。他未明确使用“效率”一词，但强调农奴制经济在某种意义上的竞争力。

弗格尔的奴隶制效率理论

Domar培养了一些学生，其中最著名的是罗伯特·弗格尔（Robert Fogel），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993年，弗格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中国也有较大影响。

基于Domar的研究，弗格尔明确提出，美国南方奴隶制比自由经济更有效率，但前提是在南北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南方奴隶制吸收先进技术并大量出口。他这一结论基于计量经济学分析。

弗格尔有两项研究极具争议，但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奖。

一项是他认为铁路在美国经济增长中起到副作用，若不修铁路，美国经济发展可能更好。这一结论引发激烈争论，可能与美国铁路至今不发达有关。

他通过数学手段得出结论，但更惊人的是他在70年代发表的《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

他提出，当时美国南方的奴隶制比北方更有效率，若是和平竞争，奴隶制不会垮台，甚至自由经济可能崩溃。

这一说法引发强烈反响，许多人指责他为奴隶制辩护。

弗格尔澄清，他比任何人都反对奴隶制，提出这一理论是为了证明奴隶制必须被废除，即使有效率，也不能以剥夺自由为代价。

他认为，这一研究证明了南北战争的必要性：若奴隶制无效率，和平竞争即可淘汰它，但事实并非如此，因此南北战争值得一战，因为自由无价。

他还提到，他比任何人都同情黑人，证据是他娶了一位黑人妻子，这也使他敢于提出这一观点。

尽管如此，他的理论自7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评价南方奴隶制经济的主流理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一说法。

但接受并不意味着认为奴隶制是好的。

首先，不能仅从经济效率判断制度优劣，即使有效但不人道，也不可接受。

其次，奴隶制的效率是有前提的。中世纪农奴制和非洲奴隶制均无效率。非洲一直存在奴隶制，美国的黑奴实际上由非洲人捕获后卖给白人，之前还卖给阿拉伯人、印度人甚至中国人（中国唐诗中提到的“昆仑奴”即黑奴）。但非洲的奴隶制从未体现出效率。

南北一体化与奴隶制效率

如果南方和北方不在共同市场中，各自独立，南方奴隶制不可能有效率。

但在南北一体化的市场中，奴隶制可能有效率。为什么？

自由经济的好处不在于让人拼命干活，而在于其无与伦比的创新能力，能够发明新技术。而南方奴隶制经济缺乏这种条件，其所有技术均来自北方。

然而，在奴隶制在特定条件下能让人拼命干活，干得多、挣得少，经济效率更高，这一点自由经济未必能做到。

北方的创新，南方可以学习；南方的制度，北方无法复制。

在南北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南方奴隶制吸收先进技术，又有强大的外部市场。

如果没有外部市场，奴隶制生产大量棉花无处销售，效率无从谈起。

但当时全球急需棉花，南方棉花销路极佳，因此效率很高。

如果闭关锁国，奴隶制立刻失去效率，如北朝鲜或中国改革前的经济。

这一点在南方棉花经济中体现明显。关键技术如蒸汽轮船（1809年北方发明，1811年南方应用，1819年南方首开跨大西洋航线）、铁路（1825年北方运营，1828年南方建网）迅速从北方传到南方。南方的铁路人均拥有量与北方持平。

这些技术为出口导向型经济提供了便利。没有新技术、外部市场和一体化，奴隶制不可能有效率。

南北相互影响与潜在威胁

在南北一体化中，北方通过废奴主义、《汤姆叔叔的小屋》、地下铁路等影响南方，促使黑奴逃亡。

南方对北方有无影响？弗格尔的研究显示，奴隶制在制造业中也有效率，这在逻辑上虽易接受，但在价值观上难以接受。

因为农业生产监督和考核困难，大规模农场未必比家庭农场高效，全球农业多以家庭农场为主。

若奴隶制在农业中能解决监督问题，制造业更易实现。

因此，弗格尔在其第二本书中强调，南方奴隶制在制造业中也有效率。

这带来一个问题：人人都爱自由，南方的黑奴逃往北方，但北方白人不会去南方做奴隶。

然而，北方资本家为何不去南方做奴隶主？若奴隶制在制造业也有效率，北方资本可能南下，导致北方制造业转移，自由经济面临危机，甚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奴隶逃亡困难，但资本南下无障碍，这对北方构成威胁。

弗格尔未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但他指出，南北战争中断了这一趋势。

战争摧毁了南方的顺差经济，导致美国连续11年大规模逆差。

但1874年战争结束后，美国迎来百年顺差时代。

战争消除了奴隶制，南北经济转为自由经济，实现双赢。

此后，美国地位不断上升，外贸从1874年起进入百年顺差，美国逐渐崛起，成为世界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