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张国焘完成著作《我的回忆》，说了很多人的坏话，独独对两人大为称赞，他们是谁？

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与淮海战役中，赢得决定性的重大胜利。张国焘被迫随国民党残余势力退守台湾，那里的境遇更为凄清，他被边缘化。

绝望之下，1949年冬日，张国焘携家人逃离台北，投奔香港，期望在这片土地上寻得一丝安宁。

香港的生活亦非坦途，张国焘曾尝试与人合作创办《中国之声》杂志，因理念不合，迅速与合伙人分道扬镳，甚至被逐出项目。

为生计所迫，张国焘转而投身黄金交易，期望以此缓解经济压力，不料遭遇重大亏损，生活雪上加霜。更为不幸的是，妻子杨子烈不慎摔伤，高昂的医疗费用如同巨石般压在他的心头。

在困境中，张国焘心中燃起对共产党的期盼，1956年中共八大的召开，让他看到回归的希望，认为凭借自己的资历，或许能得到中共的接纳与照顾。

于是，张国焘开始在香港积极寻找与中共的联系渠道，表达自己渴望回归大陆、贡献余力的愿望。

与此同时，张国焘未放弃其他可能，通过某些途径与美国方面建立联系，获得一定的生活资助。

1958年，张国焘终于与我党取得联系，面临一个选择：我党方面，特别是毛主席，已了解他与美国的联系，在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提出一个条件——断绝与美国的联系，方可获得生活补助，张国焘却选择拒绝这一条件。

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向张国焘伸出援手，邀请他撰写个人回忆录，承诺每月提供2000港元作为酬劳。这对于经济拮据的张国焘而言，无疑是久旱逢甘霖，他欣然接受，历经4年艰辛，终于完成《我的回忆》这部著作。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虽多有批评，但对两位将领却满怀敬意。第一个就是徐向前，在红四方面军的日子里，他与张国焘的关系颇为微妙，可以说缺乏深度的互信与合作。

张国焘对徐向前既用之又疑之，甚至通过手段削弱其地位和威望，这使得徐向前内心产生去中央寻找新机遇的念头。

当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面对张国焘、陈昌浩对权力的强烈诉求，徐向前放下个人恩怨，积极调和双方矛盾。尽管他表面上赞同红四方面军南下的决定，这曾让毛泽东感到失望，但实际上这一决策为日后张国焘的转变埋下伏笔。

在某种程度上，徐向前的这一行为可以说是为张国焘“保驾护航”，若他当初选择与张国焘分道扬镳，直接追随红一方面军北上，张国焘可能很快就会陷入自我毁灭的境地。

尽管私人交往不深，但在多次交谈中，张国焘被徐向前的务实作风、丰富经验、独到军事见解以及在实战中的责任感深深打动，称赞徐向前对下属谦和，且品行端正，毫无恶习。

另一位令张国焘钦佩不已的是蔡申熙，同样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重要领导人，蔡申熙的战略眼光和坚韧精神让张国焘印象深刻。

张国焘与蔡申熙早有渊源，共事于黄埔之前，即便蔡申熙在红四方面军时身负残疾，仍坚持担任军事学校校长，积极工作，未显丝毫气馁。

蔡申熙虽在军事指挥上稍逊徐向前，但在军事理论上的见解却同样独到，徐向前也曾高度评价蔡申熙，称其兼具战略家的胆识与气度，在战斗中机智勇敢，享有极高威望。

蔡申熙在张国焘推行“左”倾错误路线时，积极维护领导干部，与张国焘产生分歧。在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的关键时刻，张国焘采纳蔡申熙的“向西转移”建议，在蔡申熙的全力掩护下，成功保留红四方面军的主力。

可以说，蔡申熙当年的决策对于保全张国焘的革命蓝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蔡申熙英年早逝的悲剧，让张国焘深感自责，也让他对蔡申熙的敬意更加深厚。

1968年末，张国焘携家眷远赴加拿大多伦多，投奔在当地执教的长子张海威，张海威经济拮据，仅能勉强支撑全家温饱。

为缓解儿子压力，张国焘夫妇选择入住无需费用的养老院，1976年，张国焘遭遇中风，右侧身体瘫痪，生活完全无法自理，妻子杨子烈亦因腿部残疾，无法给予妥善照料。无奈之下，张国焘申请转至多伦多郊外一家由政府资助、条件简陋的老人病院。

随着时间推移，张国焘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最终在1979年12月3日的一个寒冷冬夜，因翻身时不慎将被子踢落引发肺炎，病重后医治无效逝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