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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最近几年，关于西方伪史论的争论甚是激烈。
客观评价，就跟夏商周断代工程一样，对于西方历史中缺乏确凿史料支撑的部分，提出质疑很正常。
这种学术界的争论，校尉原本不敢置喙。毕竟，咱们也不是专业的考古人员。
但抛开专业的考古，从民族性格的角度、文化的角度，我们依然可以窥得一线天机。
作为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希腊文化中，有一个狼来了的寓言故事。
这个故事，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知道，无非就是一个放羊的孩子撒谎成性，老用狼来了欺骗大人，结果真到狼来了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过来帮忙。
同样的故事，东方也有，那就是周幽王的烽火戏诸侯。
虽然文化背景不同，故事场景也有极大的差异，但内在逻辑是一样的，撒谎成性的人，他的话不值得信任。
同理，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即便在信息高度发达、透明的今天，依然习惯于编造历史、篡改历史、否认历史，甚至公然篡改、否认刚刚过去八十年的二战历史，我们又怎么能够相信，他们嘴里的古代历史，就一定会是真的呢？
壹：
2025年3月29日，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在硫磺岛出席“美日战死者悼念仪式”时，用“Warrior Ethos（武德，战斗精神）”一词盛赞当年守岛的日军，并称自己“敬佩他们的勇气和牺牲”。
新闻刚出来时，很多人都在嘲笑赫格塞思的无知，以为他是因为无知而产生的口误。
但是很快，美国国防部就在社交媒体账号上专门贴出演讲要点，并配上了现场视频截图：“我们没有忘记在硫磺岛作战的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勇敢精神，这种精神将在历史上、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以及在美日两国的盟友关系中永垂不朽。他们的英勇永不褪色。”
口误可以理解，文字版的东西，就只能是处心积虑的结果。
只能说，我们从自己的道德标准出发，习惯性地高估了美国人的道德标准。就如当年在安克雷奇，杨洁篪对美国人说，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
如果不知道二战历史，单看美军的宣传稿、单看赫格塞斯的演讲，还以为在八十年前，美军和日军并非敌人，而是在联手与敌人战斗。
昔日美军将国旗插到硫磺岛，成为二战期间美军士兵英勇战斗的标志，鼓舞了几代美国人。今天赫格塞斯跑到硫磺岛向日军士兵默哀，并将英勇二字送给了日军，却不知又羞辱了谁。
至少，对于当年在硫磺岛乃至整个二战战场与日军、与德军英勇战斗的美军士兵来说，他们已经变成了一个笑话。
这种来自历史的反讽，不仅可笑，而且可悲。
八十年过去，二战最凶残的敌人，变成了美国政客嘴里武德高尚、永垂不朽的战士，变成了美日同盟关系的代表；而真正与美国并肩战斗的中国、苏联，却变成了美国人嘴里的国际秩序破坏者，变成了美国的敌人。
对二战历史的颠覆，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整个西方国家的潮流。
尤其是在克里米亚事件和俄乌冲突爆发后，为了配合针对俄罗斯的舆论战，整个西方集团，掀起了一场有组织、系统性的二战历史篡改大戏。
乌克兰将二战中积极配合纳粹占领军的班杰拉奉为民族英雄，并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组建了亚速营等现代纳粹组织。
2020年1月，美国驻丹麦大使馆和德国《明镜》周刊分别发文，宣称是美军“解放”了奥斯维辛，“拯救”了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
2025年1月，波兰举行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80周年纪念，与英、法、德、加等国首脑一同获邀出席的，不是继承苏联政治遗产的俄罗斯领导人，而是曾经带着纳粹德国党卫军士兵雅罗斯拉夫·洪卡到加拿大议会演讲的泽连斯基。
出现在加拿大议会的雅罗斯拉夫·洪卡
加入纳粹军队的雅罗斯拉夫·洪卡
2025年4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相当于欧盟外长——卡拉斯，公开呼吁欧洲领导人抵制俄罗斯5月9日的卫国战争胜利日暨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也就是说，卡拉斯代表欧盟官方，开始正式否认苏联在二战中的作用。
2025年5月，乌克兰原总统新闻秘书尤利娅在批评俄罗斯二战胜利阅兵时，声称中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无关。
虽然尤利娅的胡说八道，更多是因为无知。但无视中国在二战期间付出的巨大牺牲，本身就是对二战历史的篡改，本身就意味着欧洲政客对二战历史的极度不尊重。
归纳一下，西方国家对二战历史的抹黑，主要三个源头。
一是日本。
篡改二战历史，日本乃是始作俑者与惯犯。从二战结束那天起，日本就开始有预谋地篡改历史。
不过日本的重点是否认侵华史，尤其是否认七三一、南京大屠杀等罪大恶极的反人类罪行，很少涉及欧洲。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一直在故意忽视、纵容日本的小动作。
二是两前国家，也即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前华约国家。
早在苏联解体之前，因为对苏联不满，两前国家内部就有通过否认二战历史来否认苏联的舆论倾向，苏联解体之后，这种舆论开始大规模扩散。
日本篡改历史的目的，是为了美化自己，两前国家篡改历史的目的，则是为了彻底搞臭苏联、俄罗斯。
因此，后者的重点，始终是否认苏联在二战中的作用，甚至将苏联与纳粹德国并列，认为苏联也是二战的发起方。
三是美国与西欧国家，下面简称美欧。
美欧对二战历史的否认与涂抹，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冷战时期，美欧开始有意识地淡化苏联在二战中的作用；克里米亚事件和俄乌冲突发生后，美欧与两前国家合流，对二战历史的篡改越来越嚣张，开始直接抹杀苏联在二战中的贡献。
而赫格塞斯在硫磺岛的最新表演，充分说明，在篡改二战历史、否定苏联与中国的历史贡献上，美欧、两前国家、日本这三股势力已经勾结到了一起。
作为中国人，我们通常很难理解，为什么对于近在咫尺、证据确凿的二战历史，美欧等西方国家，包括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日本，就敢于当面撒谎，并且表现得如此理直气壮、如此理所当然。
道理很简单，文化背景不同。
校尉一直说，文化塑造民族、民族强化文化。
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
西方政客敢于公开撒谎，是因为他们背后的选民群体、他们背后的民族文化，只在乎利益、不在乎道德，只要有利可图，民众愿意接受谎言；是因为在他们的历史上，通过撒谎，已经获得了无数利益。
中国人认为历史是宝贵的经验教训、绝对不容篡改，为了汲取历史教训，我们把最屈辱的历史写得最多，最光荣的历史反而一笔带过。那些通过修改历史文过饰非的人，不管他的地位多崇高，也总是会被中国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西方人认为历史只是道具，为了支撑他们的文明人形象、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他们什么历史都敢编、什么历史都敢改。
在拿《圣经》当权威史书的文化土壤中，怎么可能诞生真实客观的历史？
贰：
中国古代的史官，最初本是国家祭祀、占卜等仪式的主持人和记录者，同时还负责观测天象，也即所谓的祝史。
因此，中国最初的史官，其实可以视为神权的代表，因为他们拥有对占卜和天象的解释权，社会地位崇高。
比如司马迁家族，祖上就是周朝的太史，中间丢掉了太史职务，变成掌管军队的司马，因此以司马为姓。
按照后人的看法，军权才是核心权力，司马的职务要比太史高得多。可在司马迁家族心目中，太史才是最大的荣耀。
因为在周朝早期，太史是神权代言人，口含天宪、职权独立、地位超然、身份尊崇，甚至可以辖制君权。司马的权力再大，却只是国君的下属。
关于这点，看看印度的种姓制度、伊朗的神权政体就知道了，代表神权的婆罗门、最高宗教领袖，社会地位要高于代表行政权的刹帝利、总统。
不过随着中华文明的进化，迷信程度逐步下降，尤其是实现彻底的宗教世俗化之后，祭祀、占卜的实际作用几乎消失，占卜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祭祀则演变为纯粹的仪式，不再具有指导实际政务、军事活动的功能。
祝史的职责，也就重点转移到了对国家重大事件的记载上，因而也就变成了太史。但史官尊崇的社会地位，却依然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礼记》记载：（君王）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记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什么意思？
就是古代君王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史官记载到史书之中，因此，君王的言行举止必须高度谨慎，这样才能为天下人起到遵守道德、法度的带头示范作用。
也就是说，史官虽然失去了神权代言人的职责，但依然可以通过对历史的记录来监督君主。与此同时，史官依然保持了观测天象的职责，通过对天象的解释，史官依然可以影响君主的行为。
啰嗦一句，史官观测天象与记录历史的双重职能，从曹魏时期才开始逐步分离，宋朝才分别设立对应的机构。
司马迁就具有很高的天文历法造诣，曾经倡导并参与修订《太初历》。因为当时的史官，必须掌握天文知识。
因为上述原因，对于如实纪录历史的职责，中国历代史官，都有着非常崇高的荣誉感与使命感，甚至不惜用生命来维护。
关于史官的气节，春秋时期有个著名的事例。
齐国权臣崔杼弑君之后，威胁齐太史伯遮掩事实，将齐庄公的死写成病故，但太史伯不为所动。
崔杼杀了太史伯，他的弟弟太史仲、太史叔同样不肯屈服，相继被崔杼所杀，直到老四太史季，依然坚持秉笔直书，崔杼无奈只好放弃，因而留下了“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的官方历史纪录。
虽然在后来的历史中，由于皇权的侵夺，史官逐渐沦为皇权的附庸，但这种千年传承下来的史家气节，却始终在发挥作用，使得中国的官方史书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置信度。
除了史家特有的气节，中国能够留下真实可信的官方史书，还有三大原因。
一是中国文化很早就摆脱了宗教的束缚。
校尉说过，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乃至世界上绝大多数文明最大的不同，就是早在信史时代之前，我们就完成了对宗教的世俗化改造，摆脱了宗教的控制。
正因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原本兼具祭司、史官职责的祝史，也就变成了只负责记录历史的太史。
这种职责转变，对于保持历史的真实性，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如果史官还兼职祭司，那么，在记载历史的时候，就难免加入一些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东西——也即人为篡改、编造历史以维持宗教的权威性，某些野心家，就会借用宗教的力量，逐步侵夺世俗政权，甚至将中国变成神权国度。
而一旦演变为神权国度，就只有《圣经》《古兰经》这样的宗教典籍能够流传下来，却绝对不会诞生正规的史书，更不会形成经史子集这种基于历史的学术经典。即便有，也会被神权统治者彻底销毁。
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只有中国成功摈除了宗教的影响。
而在中国以外的世界，不管是欧洲的白人，还是非洲的黑人，亦或是东南亚、美洲的土著民族，都没有及时摆脱宗教的影响。
宗教的文化土壤中，只会孕育神话故事、极端宗教思想，却不可能诞生客观的历史。
二是很早就形成了史官制度。
在中华文化已经摆脱宗教束缚的大环境中，失去宗教加持的史官，一方面不再对君权构成大的威胁，另一方面，又能维持贵族与君主之间的平衡。
正是这种权力的平衡性，确保了史官制度的形成与延续。
比如前面提到的例子，不管是齐国史官对崔杼弑君的记载，还是《礼记》《汉书》对史官职责的描述，都发生在君权相对受限的春秋战国时期。
咱们常说的诸侯封建，其实就是贵族共和，君主的地位是要比诸侯高，但也高得有限。
箭射王肩、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燕哙让国、债台高筑这样的故事频繁发生，后人感叹春秋弑君如割鸡，本身就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君与贵族之间，并无泾渭分明的界限——相比贵族，君主的权威并非绝对、君主的地位也并不稳固。
而史官的独立性，其实就是代表贵族阶层对君主实行监督，客观记录历史，就是对君主最有效的监督方式，因而也是史官的安身立命之本。
这种监督职责，完美融合了贵族的阶层利益、史官的家族利益与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独立精神、牺牲精神，最后升华为史家独有的气节。
导人向善，首先必须基于利益进行引导，后面才会逐渐升华为道德，这也是人类建立道德体系的基本规律。
子贡救人并拒绝领取报酬，却被夫子责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子贡的行为违反了上面的规律。
三是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
客观评价，中国的统一，尤其是权力高度集中的皇权体制下的统一，对于记载历史来说，也是有利有弊，不过总的说来，依然是利大于弊。
有利的一面，是从中央层面设立了官方修史机构，能够动用国家的力量收集史料、招揽人才，保证中国官方史书能够一以贯之地延续下来。
不利的一面，是皇权开始侵夺史官的权力，导致官方史书存在不客观、不真实的部分。
不过这种不客观、不真实，主要集中在皇帝的负面问题上，其余部分的历史，还是真实可信的。
况且，中国史官都擅长春秋笔法，虽然为尊者讳，但却依然能够利用文字，巧妙地向后人呈现历史的真相。
叁：
相比中国，西方的历史纪录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模式。
中国有官方认定的二十四史，西方却根本没有权威的官方史书。
其中的原因，无非这么几个。
一是欧洲长期分裂，并未形成大一统的国家，因而也就不会形成系统的历史记录。
二是长期处于教廷的神权统治之下，不仅压制了民间的文化传承，也压制了民间的历史研究。
因为客观的历史，必然与圣经之中各种神神道道的神话故事相冲突。
三是没有史官的传承。
前面说了，中国古代的史官，其实就是特殊的贵族，这既是一种文化传承，也是一种家族传承。司马迁能够写成《史记》，正是得益于家族无数代的积累。
但在西方，知识长期被教廷与贵族垄断。教廷虽然有历史记录，正如前面提到的，受宗教的影响，他们的记录既不全面也不真实。至于贵族，由于战乱的影响，欧洲国家变动频繁，也不可能形成系统性的历史记录。
正因如此，目前欧洲比较正规的官方史书，最早的是公元9世纪开始编撰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但也只坚持到12世纪。
直到近现代，欧洲才开始大规模编撰史书，但由于史料匮乏，能够找到的史料，也缺乏足够的权威性，因此，所谓的欧洲历史，尤其是关于希腊、罗马等早期欧洲文明的历史，都是后人根据零散史料和历史遗迹进行的发挥，到底有多大的权威性，本身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更重要的是，欧洲修史，正好与欧洲文明的强盛期重叠——正因通过大航海、全球殖民启动了工业化进程，推动了文明发展，欧洲才有修史的能力与动机。
可以想象，当欧洲人带着文化优越感、人种优越感编撰欧洲历史的时候，必然会进行美化与粉饰。
相反，在中国，即便有人想美化历史，也无法与正史对抗——历代官方史书就是一座座威严的文化大山，你看得惯也罢、看不惯也罢，它都矗立在那，谁也无法撼动！
在中国，推翻王朝容易，篡改历史却很难、很难！
结语：
最后再归纳一下西方历史容易引发质疑、甚至形成西方伪史论的几个主要原因。
一是西方缺乏信史记录。
中国的历史，是一代一代的先人、一代一代的史官写就的，既经过了当代无数亲历者的验证，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考验。
西方的历史，是后人根据零散的史料与考古遗迹编纂的，本身就缺乏足够的权威。
二是西方文化深受宗教影响。
我们知道，西方文化深受基督教影响，而基督教最根本的教义，就是世间只有上帝一个真神，信奉基督教的上帝子民，天生要比异教徒高贵无数倍。
我们也知道，宗教与科学、宗教与客观、宗教与唯物、宗教与理性、宗教与逻辑，从来都是天然的矛盾。
信奉宗教，就不可能保持客观、理性的逻辑思维，就不可能坚持唯物史观。
相反，为了维护宗教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他们必然会篡改历史。
尊重历史，才能回归科学。
布鲁诺为什么会被烧死？就是因为他接受了科学理念，对上帝的存在、基督的神性提出了质疑。
三是特殊的历史背景。
前面说了，西方大规模修史，是在欧洲列强通过全球殖民兴旺发达起来以后。
强盗富了，都必然会洗白自己的黑历史，深受宗教影响、自诩上帝子民的西方列强，不管是为了更好地征服殖民地，还是维护自己的优越感，当然也会美化自己的历史。
四是西方文化有撒谎的劣根性。
在德州农工大学演讲时，蓬佩奥公开宣称，我曾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我们还有一门课程专门来教这些，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
当美国记者玛丽亚·巴蒂罗莫污蔑中国对美国进行“网络攻击”和“知识产权偷窃”时，特朗普理直气壮地反问：“你觉得我们没对中国做这些事吗？世道就是这样，这是个肮脏的世界。”
对不想在历史上遗臭万年的中国人来说，撒谎是一种道德负担，伪造历史更是罪大恶极。
对信奉丛林法则的西方人来说，撒谎是理所当然的谋生手段，伪造历史同样如此。
作为非专业人士，校尉不知道，西方编纂的历史中，到底有多少是假的。
但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从西方人的本性分析，校尉相信，假货肯定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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