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个基本问题，带你入门西方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史|康德|本体论|柏拉图|逻辑学|马克思

18个基本问题

带你入门西方哲学

哲学史经典18书（原著）↑

01.

世界的本原问题

关于世界本原问题的探讨，在哲学中是一个本体论问题。这是哲学的永恒课题。因为，自从人有自我意识那一天开始，就有一种倾向，即希望找到一个东西一劳永逸地解释自己所面对的世界。于是，本体论就成了哲学的主要问题。

在远古时期，生产力不发达，人们往往将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某一种自然物质。比如，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将水看作是世界的本原，认为万物产生于水，复归于水。阿那克西美尼认为气是世界的本原，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世界的本原……当然，这种观点早已经被科学证明是错误的，但这种思考却一直在西方社会延续，并构成了西方哲学史的主要内容。

自从苏格拉底提出那句“认识你自己”的重要命题以后，西方对本原问题的探讨开始由外在世界转向心灵，开创了西方哲学史上长达两千多年的概念思辨传统。比如，毕达哥拉斯提出“数”是世界的本原。数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已经是心灵的抽象了。到柏拉图提出“理念”之后，西方关于本体问题的探讨达到了最高峰。正如怀特海所说：“整个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主义的注脚。”

到了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概念思辨遇到了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转而兴起了反“形而上学”、反“本质主义”的浪潮，其实质就是要取消哲学中的“本体”概念。

↑泰勒斯

02.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存在、思想和语言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上一个哲学问题的变种。在西方的哲学家看来，惟有本体才是真实的“存在”，而其他则是“幻相”和“非存在”。正因为此，西方的“本体论”也被称之为“存在论”。对人而言，惟有思维才能把握真实的“存在”，而感觉，面对的只是杂乱无章的幻相，因而是“非存在”。存在是永恒的，思维对存在的把握是真理，而感觉对非存在的把握则是意见。真理会带我们进入征途，而意见则会将我们带入歧途。

比如，一个苹果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眼睛看到的红色，鼻子闻到的香味，嘴巴尝到的甜味，都是不真实的。而惟有“苹果”的概念，才是存在，是真实的。因为“苹果”的概念是不会随时空的改变而改变的，而现实中的“这个苹果”，我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感觉。也许，我们在某一天会看到一个青色的苹果，会吃到一个酸酸的苹果……

就这样，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感性和理性之间，真理和意见之间，存在和非存在之间，就有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重精神、轻物质，重灵魂、轻肉欲的传统也正是由此肇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门尼德说：“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能被思维的与能存在的，其实是一回事情。”

↑牛顿

经验和超验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本体所牵带出来的一个问题。

所谓的经验，就是我们感官所能感觉到的东西。所谓的超验，就是我们的感官所不能感觉，而只能靠思维去把握的东西。

哲学上的本体问题，其实就是一个超验的问题。意思是说，这个问题已经超越我们的经验了，是我们的经验所不能回答的问题。比如，泰勒斯生活的环境四周都是水，他就得出了“世界的本原是水”的结论，这其实是用经验来回答超验的问题。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把整个世界都经验到，惟有靠头脑中的理性。

因此，在本体论中，经验总是被排斥的。因为经验的东西总是靠感官感觉到的，是不值得相信的。惟有人的思维，才是最值得信赖的，因为它已经摆脱了感官的束缚。比如在几何学中，惟有思维和概念中“点”、“线”、“面”才是最完美的。

相反，现实中的图形都是不完美的，或多或少都会有些缺陷和瑕疵。不相信，你就去用直尺化一条直线，或者用圆规去画一个圆。在严格意义上，它们肯定是不直、不圆的。

04.

灵魂和肉体的关系问题

通过本体问题，西方哲学最终切入了灵魂和肉体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正如我们上面所提到的，人是灵魂和肉体的矛盾结合体，正是二者无休止的冲突，正是人对这一问题的强烈意识，才产生了一切哲学问题。感官之所以会骗人，经验之所以靠不住，就是因为感官长在人的肉体之上。我们的鼻子、眼睛、耳朵、舌头，又有哪一个不是身体的一部分呢？何况肉体上会死的，根本不能带我们进入永恒的天堂。相反，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思维，都是灵魂的功能。它们之所以靠得住，是因为灵魂本身是纯洁的。认识世界，要靠思维，不能靠感觉；同样，人要进入天堂，就必须抛弃罪恶的肉体，拯救自己的灵魂。肉体只能让我们永远匍匐在地面上，永远不能超生。正如基督教义中的那句名言：“拯救灵魂，必然要抛弃肉体。”

一言以蔽之，西方人探讨本体问题，仍然在于对自身有限性的意识，对永恒的渴望。本体是这个世界的根，既然认识到了本体，觉察到了本体，自己不也就超越有限，达到无限和永恒了吗？既然本体和存在惟有通过人的思维和理性来把握，那么，理性和思维就是拯救偷食了禁果的人类的唯一抓手和平台。正因为此，西方产生了一个具有浓厚拯救情节的科学传统。古希腊人，那么热衷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那么迷恋逻辑学和几何学，也许就可以理解了。

05.

哲学和理性的关系问题

哲学依靠理性思考，靠思维把握真理。在西方哲学家看来，哲学如果不能追求自明的真理，简直就是一件耻辱的事情。感性之所以不能信任，就是因为人的感觉千变万化、稍纵即逝，不能为我们提供自明的东西。就这样，西方的哲学在源头就把哲学当成了一门科学来追求，并把数学，特别是几何学当成了典范。几何学上的推理，根本不需要我们用眼睛看，闭着眼睛思考就会认为是确定不移的。在几何学中，只要前提是自明，推理是恰当的，符合逻辑的，得出的结论就是必然正确的。

在哲学家看来，哲学寻求真理，也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在西方，和数学一起发展起来的是逻辑学。当西方历史上第一位数学家欧几里德在创建几何学体系的时候，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在着手创建他的逻辑学体系，专心致志地研究三段论式的推理。数学和逻辑学的联姻，造就了西方人的狂妄，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阿基米德有一句名言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地球”。康德比阿基米德更狂妄：“给我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宇宙！”

↑康德

06.

哲学和科学的关系问题

西方人对科学过于迷信，使得哲学一直没有走出科学的阴影。其实不仅是哲学，西方人把任何东西都“科学化”，一个东西如果不被认为是科学的，都会遭到鄙夷。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所有的一切都在理性的审判桌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这种泛科学化的倾向，归根到底都是西方人由于西方人追求确定知识和自明真理的热情有关。

确实是这样。据说著名哲学家弗洛伊德写了一本书叫做《梦的解析》，主要是研究人的潜意识和精神现象的。但因为这本书大部分内容是讨论梦魇，很多人都不愿意把这本书当作科学著作。其实，不是科学著作又能怎么样呢？但是弗洛伊德却无法忍受自己著作被打上的这种“非科学”的烙印，于是又给这本书增加了一个副标题——“精神分析科学导论”。看来，在西方，是不是“科学的”，并不是无关紧要，而是打上了强烈的价值色彩，尽管不是科学的未必是不正确的，尽管不是科学的未必是不合理的。

↑弗洛伊德

07.

理性和信仰的关系问题

理性靠严格的推理追求真理。但任何推理都需要前提。如果前提靠不住，这个推理就有问题。给一个支点，就能撬起整个宇宙！但是，支点又在哪里呢？我们去什么地方获取这个支点呢？这个支点又怎么证明是确定可靠的呢？正如我们盖房子，地基如果没有夯实，上面无论修建的多么牢固，早晚还是会坍塌的。还有，其他的结论都是从支点推论出来的，但支点本身却无法推论出来，我们只能认为支点的正确性是不言自明的，预先给定的。

这个支点，在几何学中被称之为“公理”。比如，在几何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公理，就是“平行线永远都不会相交”。这个公理就无法证明，我们只能认为它就是公理，是什么时候都不会出错的。但我们的经验不能保证这一点。因为我们只是现在看到它们没有相交，但平行线无限延伸下去是否会相交，我们的经验不能保证，也无法去验证，到最后只能相信它是绝对正确的而已。

在古希腊哲学中，这个支点则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完美的善”、“不动的推动者”。意思是说，这个“完美的善”推动着世界万物，自身却不动。它也不能动，否则必然还有别的东西再推动它，这样无止境地倒退下去，必然会陷入悖谬。就这样，把几何学奉为神明，对理性和思维顶礼膜拜的哲学，最后只能靠信仰来保证了。而信仰又是对理性的反叛，结果导致了一系列的斗争。这种斗争在中世纪时期最为剧烈。

08.

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问题

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也是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宗教靠的是信仰，科学靠的是推理。宗教一般是很迷信的。马克思不是说嘛，宗教就是人本质的异化，是人的精神鸦片。而科学恰恰要打破迷信，打破权威，用事实来说话，靠推理来证明。

但是，在西方社会，二者却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冲突。究其原因，西方人眼中的上帝，根本就不是能够奖善惩恶的神仙，也不是能为我们带来实惠的观音菩萨，它仅仅是一个符号，是宇宙和谐和永恒的保证。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之所以如此精致，如此美妙，如此和谐，怎么会没有幕后的制造者和操控者呢？所以说，西方人对上帝的存在深信不疑，其实正是对宇宙奥秘和和谐的信念。正如莱布尼茨所说：“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爱因斯坦也说：“我始终不相信上帝是靠掷骰子来决定这个世界的。”

所以说，西方人探究大自然奥秘的科学活动，是带有宗教情绪的。既然宇宙是和谐的、永恒的，人探究大自然的奥秘，就是进入宇宙的永恒，就是接近至真至善至美得上帝。正因为此，西方的很多大科学家都是宗教徒。屈指算来，爱因斯坦、牛顿、笛卡儿、罗素、莱布尼茨，哪一个不是在研究完自然的奥秘之后，又去教堂进行礼拜呢？也许，每当通晓了大自然的一个奥秘，距离上帝就近了一步。正因为此，科学运动和宗教运动在西方是并行不悖的，甚至二者在终极处还相互融会。还是爱因斯坦说的好：“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

↑伽利略

09.

人性的善恶问题

人性善恶问题，是古今中外的哲人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同样，有什么样的人性观，也许就有什么样的管理观和政治观。

在中国社会，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由来已久，可以说是此消彼长，平分秋色。可是在西方，却没有这样的争论。因为，西方社会在骨子里从来就没有相信过人性是善的。伊甸园的神话早就告诉了我们，偷食了禁果的亚当和夏娃被惩罚下了凡间，有了一个沉重的肉身。这个肮脏的肉身让人始终匍匐在地面上，变得异常的邪恶和自私。人一旦失去了外在的束缚，就会作恶。这几乎成了西方社会的一致论调。所以，西方人不像中国人那样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人的自觉和道德品质上，而是相信外在的束缚。他们不期待人做善事，而是想尽办法约束人不去作恶。正因为此，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在西方才如此地深入人心。让权力互相制衡，彼此监督，就是防止作恶。

这种时刻提防人的做法尽管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但却是一切都说在明处。而且，西方人还引以为自豪。正如美国前总统布什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10.

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

因为我们的教科书在谈及哲学的时候，首先谈及的就是这个问题。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则是唯物主义，坚持意识第一性的，则是唯心主义。

其实，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扯不清楚的问题。爱因斯坦说：承认有一个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存在，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前提，也是科学知识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看来，科学家一般都是唯物主义者。如果科学家都像贝克莱那样宣称“存在即被感知”，估计就不会有什么科学认识和所谓的客观性的东西了。但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争论的焦点并不在这里。唯心主义者认为，如果没有人的心灵，物质即使存在，也没有任何意义。正是意识，赋予了物质存在的权利。

正如海德格尔说的：“如果没有人，高山是有的，流水是有的，但它们都不存在。” 正如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前提”和“理由”之间的关系问题，物质也许是作为前提起作用的，它是载体，但无法说明自身。真正能够赋予物质意义的，是意识。意识是让这个世界鲜活起来的理由。但是，意识必须粘缠在物质上，否则就是一片虚无，空无飘渺。比如，我们说“红”这个颜色，肯定是在说“红的东西”。世界上绝对不存在单纯的“红”颜色，也不可想象。正如后来现象学的开山鼻祖胡塞尔说的：“思，总是在思某物了”。确实，我们实在无法想象没有任何思想内容的思想。

11.

人和大自然的关系问题

对于人和外在世界的关系，西方人是抱着一种外在的态度去打量的。无论是探索自然界的奥秘，还是从大自然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都是把大自然当作了外在的对象。这种主客二分的态度，直接影响了西方哲学的走向。只有到了马克思那里，人和大自然的关系才获得了内在的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要存在下去，必然首先要满足物质资料的生产。人活着，必须满足吃、穿、住、行这些基本的物质需要。每时每刻都需要和大自然进行物质能量交换。所以说，大自然是人“无机的身体”。就这样，在人类的实践过程中，大自然逐渐成为了属人的存在，也就是马克思说的“自然的人化”。更进一步说，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带着镜子，一个人要认识自身，要证明自身的价值，就必须要到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将自身投身于大自然，到外在世界中去寻找自己的影子，在马克思这里就成了人的存在方式。

另一方面，马克思还提出了“人的自然化”的观点。大自然虽然属人才有意义，但人对大自然的改造也不应该是掠夺式的，而应该按照“美的尺度”来进行。让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能领略大自然的和谐和造物主的神奇，不断丰富人的本质。否则，如果对大自然的改造仅是为了满足物欲，人只会越来越沉沦。

12.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尽管人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但是人和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的关系，不同的文化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在中国社会中，人和人的关系是在靠一种天然的血缘情感威胁着，正所谓“家·国·天下”。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单个的人是在集体中烘托而出的，一个人人生的意义就是得到这个集体的认同。让一个人感到耻辱或者荣耀的事情是自己在这个集体中的身份。

但在西方社会中，人和人之间并不存在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每个人都是一个单独而平等的个体，没有任何纽带相联系。个体不需要集体的庇护，相反，集体反而需要个体的衬托。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西方人是通过契约确立人和人的关系的。如果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需要合作，就必须订立契约，规定权利和义务。等这个目的达到以后，这个契约就会自动失效。正因为此，有的学者将这种人际模式称之为“俱乐部”。

在中国社会，父亲和儿子之间是不可能平等的，凡事也不可能丑化说在前，亲兄弟也不可能明算账。而在西方却能做到这一点。父亲和儿子、公民和总统尽管在社会中的角色不同，在人格上却是完全平等了。母亲不能左右儿女的事情，除非他还没有长大成人。父母不能私拆儿女的信件，这叫侵犯别人的隐私。父母不能干涉儿女的婚姻和恋爱，否则就有可能被儿女告上法庭。不仅如此，男人和女人结婚也是一种契约关系，契约精神造就了西方的法律传统。说到底，这种法律传统仍然和西方人的人性观相关联。既然人性是恶的，就必须订立规矩，让人就范。

13.

国家和政府存在的合法性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能实现绝对的自由。因为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和别人发生关联，自己的自由很有可能会妨碍别人的自由。于是，让每个人都实现自己的自由是不可能的。正如卢梭所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意思是说：人的自由仅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于是，为了保障所有人最大限度的自由，人们必须牺牲自己天然的自由，而追求契约的自由。

即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规定哪些权利是应该由一个人来享有的，哪些权利是因为会妨碍他人的自由而不能享有的。这种契约达成以后，又由谁来保证大家都遵守这种社会契约呢？如果有人耍赖皮如何处理？基于这种考虑，以卢梭和洛克为代表的西方近代政治家给出了一种解决方案：即，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一些权利让渡给一个叫做“国家”的机构。让这个机构来监督大家都遵守社会契约。如果有人不遵守契约，国家就有权力对违反游戏规则的人进行惩罚。

由此可见，社会成员把本来自己应该享有的“裁判权”和“执行权”让渡出去了。如果在自然状态下，一个人如果侵犯了自己，我们完全可以自己来裁决这个人到底冒犯了我们什么，然后自己来决定应该怎么去报复或者反击他。可是，当大家都把“裁判权”和“执行权”让渡出去以后，个人就没有这样的权利了，而应该让“国家”出面去进行裁判和执行。

因此，在西方社会的政治理念中，国家和政府并不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统治者。恰恰相反，它是我们每个人心甘情愿让渡权利的产物。一旦它不能为大家效力，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此，国家是契约者创造出来保障他们权利的产物。

14.

人的本质问题

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个狮身人面的怪兽，名叫斯芬克司。它有一个谜语，询问每一个路过的人。这个谜语的谜面是：“早晨用四个脚走路，中午用两条脚走路，傍晚用三条脚走路。”据说，这便是当时天下最难解的斯芬克司之谜。如果你回答不出，就会被吃掉。它吃掉了很多人，直到英雄的少年俄狄浦斯出现给出了谜底。

俄狄浦斯给出的谜底是“人”。他解释说：“在生命的早晨，人是一个娇嫩的婴儿，用四肢爬行。到了中午，也就是人的青壮年时期，他用两条腿走路。到了晚年，他是那样的老迈无力，以至于不得不借助拐杖的扶持，作为第三只脚。”据说斯芬克司听到这个答案，就大叫了一声，从悬崖上跳下去摔死了。俄狄浦斯说对了，斯芬克司之谜，其实就是人之谜，人的生命之谜。

其实，斯芬克司之谜并没有真正的解开。因为，人到底是什么，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人是生活在必然之中的吗？像拉美利特所说的那样像机器一样活着，还是能够独立承担自己的命运，像尼采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个“尚未定型”的动物？也许，在“人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根本就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它的回答只能在历史当中，只能在“人是什么”的不断追问当在中。正因为此，斯芬克司之谜才成为了哲学史中不得不正视的哲学问题。

15.

人的自由问题

“自由”是西方哲学上一个重要的概念。按照我们平常人的理解，自由就是外在束缚的消失。西方的经验论者和功利主义者也持这种观点。但是，外在束缚消失了，人并不是想当然地自由了。相反，人很可能还会陷入更大的不自由。正如黑格尔所言，如果仅仅把“自由”理解为为所欲为，那样的“自由”仅仅是“任性”，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古希腊的哲学家伊壁鸠鲁也说：“一个不能进行自我节制的人，不能称之为一个自由的人。”

由此，很多哲学家又将心灵的自由视为真正的自由。皮浪说，人活着，就应该像猪一样不动心。犬儒学派的代表第欧根尼，穿的破破烂烂，把能够躺在桶里晒太阳看作一种自由。而卢梭更愿意将意志的自由看作真正的自由。他说：“向强力的屈服，只是一种必要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意志的行为。”卢克莱修也说：“人有自由意志，成人成兽全在你自己”。

后来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更愿意把自由看作是人的一种本然状态。他说，人天生注定是自由的，人不能不自由。如果你认为自己不自由，那是你自由地选择了不自由。原因很简单，你选择不自由，那是你害怕承担自由所带来的后果。比如，有人把刀架在了你脖子上，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反抗。但是，你害怕承担这样的自由，而是乖乖地选择了不自由。由此看见，存在主义者把“自由”理解为了“自由的选择”，而“选择”本身就是一个沉重的字眼。因为选择了就要承担。

↑萨特

16.

人生的意义问题

人生的意义问题，也是发自人的“自我意识”的问题。因此，它和“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由”问题一样，困扰着西方哲学家。一个人自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人世间的烦恼就会随之而来，困扰着他。由此引发出一系列每个人都在探究，想解决却无处找到答案的形而上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活着是为了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人生的终极意义到底在哪里？

人生的意义，科学不能解决，即使我们征服了整个世界，我们也无法征服自己。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知识关乎自然，智慧关乎人生”。知识是我们用来“对付”大自然的，而对人生则没有太多的帮助。我们对大自然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科学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人生的种种困惑却没有因此而减少。“认识你自己”，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这句千年箴言就成了西方哲学历史上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的幽灵。

↑苏格拉底之死

17.

“死亡”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死亡是人生最大的一个课题。因为死亡是专属于人的。有人说其他的生命也会死亡，不仅仅是人。不错，任何自然生命都有一个衰亡的过程。但是，只要人才会意识到死亡，才会知道自己的有限。所以我说，死亡是专属于人的。

从人类有意识以来，就知道有生必有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死是人类最原始的恐惧，也是所有恐惧的终极指向。生命只有一次，故贪生怕死也成了人的本能与本性。而人生的有限和追求无限的本性所构成的人生的两极，成为了人生最大的悖论。于是乎，思考死亡、超越死亡，也就成了哲学永久的话题。哲学离不开死亡，在死亡面前，所有的意义都将消解。

海德格尔说，人们为了躲避责任，争先恐后地躲避到人群中，但无论如何逃避，也逃不过人生之大限——死亡。在死亡面前，任何人都无处可逃，因为死亡是无人能代替的，只能你自己去面对，自己去承担。也许只有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人们才会意识到：世界原来可以是这个样子。在死亡深处，这个世界的“意义”开始像泉水一样向我们涌现，所以，很多伟大的哲学家都痴迷于死亡，克尔凯郭尔甚至说：学习哲学，就是练习自杀！

18.

人和上帝的关系问题

托马斯·阿奎那说：“人生在世，不过是匆匆的过客”。这一带有浓厚悲剧性的名言并没有给西方人带来多少悲观，因为人有上帝。在西方社会，正因为有了上帝的存在，人才有了活下去的勇气。马克思说：“宗教是无奈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对中国人而言，有没有上帝也许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对西方人而言，上帝可不是可有可无的。正如伯奈特所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异乡人，身体就是灵魂的坟墓，然而我们决不可以自杀以求逃避；因为我们是上帝的所有物，上帝是我们的牧人，没有他的命令我们就没权利逃避。”

“在现世生活里有三种人，正象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来的也有三种人一样。那些来作买卖的人都属于最低的一等，比他们高一等的是那些来竞赛的人。然而，最高的一种乃是那些只是来观看的人们。因此，一切中最伟大的净化便是无所为而为的科学，唯有献身于这种事业的人，亦即真正的哲学家，才真能使自己摆脱‘生之轮回’。”

可是，西方的理性发展到极致，必然会追问上帝的存在问题。康德在认识论中把上帝驱逐了出去，无可反驳地证明了：上帝根本是不存在的，仅仅可以作为我们信仰的对象。而尼采则进一步把上帝驱赶出了信仰的地盘：“上帝死了！”上帝死了，但人还要活着。没有上帝的日子，人怎么活？就成了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最棘手问题。

缘中源｜著，文章来源：《不可不知的1000个哲学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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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谈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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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叔本华的心灵咒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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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罗素《西方哲学史》打底，进行梳理脉络；从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中审视内心与外界的关系，在反思中培养自我批判意识；在笛卡尔《谈谈方法》中，学习“普遍怀疑”的方法论；在勒庞的《乌合之众》中，警惕群体思维的陷阱，学会独立判断，不随波逐流；在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突破世俗的束缚，激发批判性思维的勇气。

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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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单

柏拉图《理想国》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霍布斯《利维坦》

卢梭《社会契约论》

休谟《人性论》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

尼采《尼采哲思录》《尼采传》

柏拉图《理想国》，通过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诘问法），深入探讨正义、知识、教育、政治的本质。展示如何通过严谨的对话和逻辑推理，层层深入问题的核心；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深入探讨人类认知边界和理性限度，内容晦涩难度极大，同时对培养批判性思维与深度思考能力帮助最大；霍布斯《利维坦》培养对政治权力的批判性认知；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批判性地思考法律的本质和作用；休谟《人性论》对经验主义、怀疑论与因果关系的批判，激发发读者的批判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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