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案人员、办案机关与辩护律师之间需要有司法信用，办案人员、司法机关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属之间，同样需要司法信用。认罪认罚就是司法信用的最直观表现。

在祁女士这个案件中，一审阶段，侦查人员告诉她，事情很小，配合调查把事情解释清楚，问题不大；于是，她积极主动配合调查，主动带领侦查人员去自己存放书籍的地方，主动提供自己向境外购买涉案书籍的记录，主动协助办案人员整理涉案的聊天记录，主动退缴赃款等。

检察官也都告诉她，认罪认罚从宽处理。于是，她认罪认罚，并且签了认罪认罚具结书，换来有期徒刑三年至四年，可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截至此时，祁女士和家属都认为，司法是有温度的，办案人员是讲信用的，配合调查是可以从宽处理的。

然而，一审判决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法院不认可祁女士的从犯地位，不认可认罪认罚具结书、不认可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直接判决祁女士有期徒刑十一年。

对于祁女士和他家属，司法信用在此刻崩塌，他们感觉自己身陷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于是，案件到了二审阶段。我们多次与二审经办人沟通、耐心解释，希望能有好的结果。二审经办人也认为一审确实量刑过重，这已经是有改判机会的迹象。

我们把消息告诉家属。家属冷冷地说“以前他们也是这么说的，但结果还是那样，没什么用，还是等判决结果吧。”

二审法院确定要开庭审理此案，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家属，二审法院觉得一审判决有较大问题，可能会改判，才会确定开庭的，这已经是利好的迹象。

然而，家属冷冷地说：“这都没有用，不一定会改判，一审也是开庭的，也还是判那么重，还是等判决结果吧。”

二审开庭前，我们多次沟通，争取与检察官当面解释我们的辩护意见和证据材料。“我们和法院进行了多次沟通、解释过，他们初步认为一审有较大问题，所以决定进行开庭审理，我们想争取您的支持。”经过当面沟通，检察官当场表态：“支持的，你们提供了客观的证据，我们没有理由不支持。”这是很好的消息，二审阶段，检察院不反对辩护律师提供的证据和发表的辩护意见，可以让法院明白，检察院也同意支持辩护律师的证据和辩护意见。最终形成检察院、律师都认为一审判决有问题的局面，让法院更可能接受辩护律师的证据和辩护意见。

当我们兴奋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家属，家属虽然表情上略感欣喜，但还是冷冷地说：“还是看判决吧，如果检察官的意见如果有用，一审就不会判11年。”

家属说的每一句都符合逻辑，看起来很有道理，但每一句都流露出他对司法的极度不信任，司法信用在他内心中，曾经存在的，但一审裁判结果，让他改观，认为不存在司法信用这东西。

二审检察员出庭意见认为，一审公诉机关根据事实、情节，认定上诉人为从犯，提出有期徒刑三年至四年，可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没有明显不当。一审法院在认定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基础上，对法律适用产生不同意见，直接判处上诉人有期徒刑十一年，量刑确实过重。二审阶段辩护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真实性没问题，也有关联性，请法院核实。法院核实后，对上诉人适用缓刑，也适当。

法庭辩论的最后，我们提出，一审判决后，上诉人及其家属对司法信用曾一度失去信心。二审决定开庭，又再一次点燃了他们对司法信用的信心。我们恳请法院充分考虑上诉人的犯罪数量、罪责大小以及其他实际情况，按照原审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作出判决。

开完庭，虽然二审结果未定，但家属看完庭审，又带来了希望，认为司法信用好像又回来了。但他们已经不抱多大希望，能改判轻一点，少个三五年，已经是他们最大的奢望了。

“刚收到判决，二审改判了。改判为有期徒刑四年。”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电话那头深感震惊。家属难以置信：“这么好的吗？”这句话，我听出了家属的心声，二审裁判结果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他们欣喜若狂。这份判决，无疑弥补了家属对司法信用的信心。

其实，二审阶段，包括辩护律师、检察官、法官，做的重要工作何尝不是在修复崩塌的司法信用。这个案件二审庭审，是我们开过“最和谐”的一次庭审，二审检察员完全同意辩护律师的意见，法官也公允审查案件事实，耐心倾听当事人的解释。控辩审都试图小心翼翼地修复坍塌的司法信用，重建上诉人和家属对司法信用的信心。

我们办的邱先生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一案，也有类似感受。邱先生写好自述材料准备自首时被抓，归案后邱先生认罪悔罪，认罪笔录稳定一致。侦查机关、监察机关在联合调查时，已经明确跟他说，你准备自首，还如实供述，可以认定自首，到时候判三四年差不多。领导都这么说了，邱先生感恩戴德。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也很诚信认定邱先生具有自首情节。

然而，后续办案机关认为，邱先生的行为不属于自首，取消了邱先生的自首情节，还提出了出乎邱先生及其家属、辩护律师预料的量刑建议——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当时刑法规定顶格量刑为有期徒刑十年）。

邱先生和家属非常失望，“怎么一点都不讲诚信？当时谈好的自首怎么没有？当时谈好的认罪认罚从宽处理怎么没有？”

我怎么解释都无法回答他们的疑问，因为确实太重，我们也第一次遇到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建议量刑这么重的，而且，该结果与我自己与经办人沟通的情况都不符，这么重的量刑建议完全超出我的预料。

在邱先生和家属心中，司法信用此刻似乎已经不复存在。

从法律人的角度看，我都可以理解，不论是自首情节还是量刑建议，每个诉讼阶段的经办人作为这个阶段的裁判者，都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不同的司法机关、不同的经办人员，对自首情节和量刑轻重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但是，邱先生和家属不会理解的，即便理解也不会接受的。在他们看来，不论是公安机关、监察机关、检察机关还是法院，都是“穿一条裤子”的司法机关。他们眼里不会去区分哪个办案机关，不论哪个办案机关的表态和决定，都代表了司法信用。

实际上，不论哪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他家属不会区分哪个办案机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他们眼中，每一个司法机关都是“政府”，都代表了“国家权威”，每一个司法机关、司法人员的言行，都代表了“司法信用”。一旦某个环节对他们失信，他们不会认为具体人员的失信，只会认为“政府”的失信，司法机关的“失信”，司法信用会遭受极大的贬损。

这与律师群体的信誉是类似的。个别律师的行为失当，委托人或者社会大众不仅仅会说“某律师如何如何”，很可能会说“你们律师如何如何”，律师群体的信誉在当事人或社会大众心中会受到一定的贬损。

所以，司法信用需要法律人小心翼翼地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