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历史基本上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基辅罗斯， 882年以基辅为中心建国， 11世纪末开始瓦解， 各个公国独立， 相互攻伐， 长时间陷入割据混乱状态。在第二个时期， 由于外族的入侵， 基辅罗斯三分：西南部分被纳入波兰——立陶宛王国的版图， 后来形成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而在蒙古统治下的东北部分， 以莫斯科为中心形成大俄罗斯， 即俄罗斯。至今俄罗斯历史上下一千多年。

成吉思汗长孙拔都第二次西征， 横扫罗斯， 攻陷基辅， 1243年以萨莱为都城， 建立金帐汗国。统治除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以外的东北罗斯， 时达近两个半世纪之久。

关于蒙古统治时期给予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在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在苏联时期， 受官方意识形态的左右， 对这一影响基本持否定态度。苏联解体后， 其国内外学者们开始重新研究， 努力做出比较合乎实际的评价， 但观点各异， 争论仍在继续。应该说， 蒙古统治给俄罗斯文化的影响是深刻的、历史性的。

一、蒙古统治改变了俄罗斯历史的文化走向

基辅罗斯原是一个落后的农耕国家， 人们信奉原始多神教。受南部发达的拜占庭文化的影响， 罗斯人于988年皈依东正教。自此， 基辅罗斯不仅所处的地理位置在欧洲， 而且在文化上已经是欧洲的一部分。拜占庭有幸继承了欧洲的文明， 其先进的文化成果， 诸如宗教思想、各方面的科学知识、教堂建筑、绘画艺术等等， 渐渐地传入到罗斯。罗斯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明显。尽管晚期的基辅罗斯长期处于分裂状态， 但是在这个时期城堡迅速崛起。城堡是一个地区的行政和经济的中心， 贸易交通的枢纽， 手工业的集聚地。出现了原始积累的重要形式高利贷， 到12世纪开始出现土地买卖现象。所有这些表明， 基辅罗斯的阶级在分化， 封闭的自然经济在萎缩。基辅罗斯为未来的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在准备政治、经济、文化前提， 这时的基辅罗斯是沿着欧洲文化的方向前进的。

然而， 蒙古入侵使东北罗斯经济和文化遭到严重的破坏， 居民几乎处于蒙昧状态。书籍只剩少有的手抄本， 连通常认为知识阶层的东正教神父也少有读书者。而蒙古的统治使其与西方隔绝， 被牢牢地纳入东方文化圈。

金帐汗国在东北罗斯开始实行“八思哈”制度。所谓“八思哈”是蒙古语称谓， 即金帐汗国派到东北罗斯的代表， 其重要任务是控制和监督各大公的活动， 经济上向罗斯居民征收赋税。后来由于罗斯人民的反抗， 到了14世纪， “八思哈”制度废除， 转而实行间接统治。其方法是金帐汗在东北罗斯的各大公中间挑选出一位绝对效忠自己的大公， 册封其为“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 作为自己的总代表向罗斯人缴税。赢得“全罗斯”的封诰， 不仅可以假借大汗的支持大大抬高在诸大公中的威信， 而且还可以扣留一部分代缴的赋税， 中饱私囊， 壮大自己。所以， 东北罗斯的大公们对此趋之若鹜， 对金帐汗卑躬屈膝， 百般献媚。金帐汗正是以此为诱饵， 挑拨大公之间的关系， 让他们相互诽谤， 彼此攻伐， 以达到削弱各个大公的目的。

另外， 这时期西方的天主教向罗斯的东正教发起攻势。教皇英诺森四世正式将“蒙古—鞑靼人”和“东正教”宣布为西方的灾难。这样一来， 面对共同的强敌， 贫弱的东北罗斯更需要紧紧偎依蒙古帝国这座靠山。

相比之下， 蒙古在东北罗斯的近两个半世纪里 （1243—1480年） ， 正是西方文艺复兴开始时期。13世纪末文艺复兴在意大利的城市悄然兴起， 之后扩延到整个西欧， 形成人类文明史上著名的思想文化运动， 并将西欧的历史推向了近代， 欧洲一举走在世界的前列。然而东北罗斯被牢牢地“桎梏” （俄称蒙古统治时期称为“蒙古—鞑靼桎梏”） 在蒙古的马车上驶向了东方。尽管有后来彼得大帝掀起的西化潮流， 并且给俄罗斯注入了西方的因素， 但是俄罗斯无论如何无法回归西方。

二、蒙古的专制制度成为俄国文化的基因

不可否认， 东正教本身的教义和随之而来的拜占庭的中央集权的政治观念对俄罗斯专制制度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这还是停留在观念的层面上。而最现实、最实际、长达两个半世纪的蒙古统治， 是俄罗斯形成的母胎， 蒙古的专制制度自然成为其文化的基因。

蒙古入侵前的基辅罗斯， 有一种“民管思想” （идеал народоправства） ， 由集体来管理村社， 其管理机构称作“韦切” （вече） ， 即“民众大会”。这时的大公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君主”， 他要管理某一个领地， 必须与当地的“民众会议”签订诸多条约， 其职权是维护社会和集体的利益。而诸如战争媾和、财政收支、土地分配等重大问题必须由民众大会决定。民众大会的成员由民主产生。

在蒙古统治下， 东北罗斯的民众大会“韦切”被取消。在蒙古人的眼里“韦切”就是“聚众暴乱”的代名词。各地区的权力通过各个大公， 再集中于“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 最终归金帐汗所有。蒙古原是中亚高原的游牧民族， 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作为蒙古大帝国的一部分的金帐汗国把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带到东北罗斯。金帐汗国的大帐里供职的有许多汉人、契丹人和谙熟汉文化的蒙古人。金帐汗是国家最高首领， 拥有无限的权力， 集政治、经济、军事等权力于一身。汗国下分几个大的行政区， 首领为“埃米尔”， 以下的官阶按所辖的居民多寡并以十进位递进， 如十户、百户、千户、万户， 官职世袭， 等级森严。大权不得旁落， 一定由成吉思汗的后裔充任。

莫斯科公国是东北罗斯后来兴起的小公国， 凭借地理位置的优势， 迅速成为遐迩闻名的商贸中心。它的几代大公精明强干， 运筹有术， 自伊万·卡利达大公 （1325—1341年） 以后， 就把“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的封诰长期握在手里， 俨然成为东北罗斯的领导者。长期的接触下， 蒙古的一切制度， 尤其是专制体制， 深深地印在大公的脑海里， 成为效仿的榜样。

从另一方面， 东北罗斯在蒙古统治一百多年以后， 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 民族意识在不断提高， 推翻蒙古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提到日程。德米特里 （1359—1389年） 为莫斯科公国大公， 1380年， 带领东北罗斯的部队在库里科沃战役中， 破天荒地战败蒙古军队。虽然1382年蒙军又卷土重来， 东北罗斯再次沦为仆从， 但是蒙古统治已是强弩之末， 日薄西山。已见民族解放胜利曙光的东北罗斯， 更加承认莫斯科的中心领导地位。莫斯科也正是利用这个机会不断兼并其他公国， 领地囊括东北罗斯绝大部分地区。

1477年， 伊凡三世 （1462—1505年） 出兵围困当时北部连蒙古都不曾到过的自由城市诺夫哥罗德， 实行多年的“韦切”制度被取消， 在莫斯科公国所辖之内实行专制制度。1480年， 东北罗斯彻底摆脱蒙古统治之后， 伊凡三世更是加快专制的步伐。1453年， 古老的拜占庭帝国——东正教的大本营灭亡于奥斯曼帝国的炮火之中。1472年伊凡三世娶了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亚为妻， 他借此宣布自己为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 是全世界东正教兄弟的保护者。1485年， 他自称是“全罗斯君主和大公”。他还在某些外交文件中直称自己为“沙皇” （罗马帝国皇帝“恺撒”的音译） 。其实， 东北罗斯早在蒙古统治时期就把金帐汗称为沙皇。这样， 1497年颁布了伊凡三世律书， 标志着俄罗斯正式确立了专制制度。

三、蒙古对俄国其他社会制度文化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 “鞑靼—蒙古对俄罗斯来说， 是一所大学校”。史实确实如此。以莫斯科为中心形成的俄罗斯除了在政治制度上继承蒙古的衣钵外， 在社会的其他方面无不留下蒙古的痕迹。

在军事方面， 东北罗斯学到先进的战术和军事知识。蒙古不仅拥有骑兵优势， 而且还有先进的阵法：以中军为中心， 便于指挥， 前面为先锋军， 后面是殿军， 两边是左翼军和右翼军。其中尤其发挥两翼军团的作用， 因为骑兵可以迅速迂回， 并进行包抄。此阵法蒙古军队屡用不爽， 频频获胜。东北罗斯逐渐学会了这种阵法。1380年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就是运用蒙古的阵法与蒙古军决战的。双方阵法相同， 但是德米特里大公却高出一筹。一是他选择的战场是顿河上游的库利科沃沼泽地， 那里河流从横， 行走困难， 蒙古骑兵失去作战优势；二是， 他在正式的军阵之外， 又设一支伏兵。仗打起来之后， 双方处于胶着状态， 难分胜负的情况下， 伏兵突然出动， 蒙军措手不及， 俄军获得胜利。这一仗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另外， 东北罗斯在军队的装备诸如甲胄和兵器等方面也不同程度上学到有用的知识。

在司法方面， 惩处更加残酷。在基辅罗斯时期社会比较民主， 有自己的法律、司法机构， 但刑罚措施比较轻微。以1072年的《雅罗斯拉夫法典》为例， 偷盗者处以少额罚款， 纵火焚烧庄园的没收全部财产并全家流放， 杀人者， 按被杀者的社会地位处以不等的罚金， 罚金最多的是杀死大公的管理人员的人， 罚款80格里夫纳。法典中不见有死刑的规定。蒙古是野蛮的游牧民族， 好勇斗狠， 习惯施暴， 他们实行的是残酷的草原法。走向集权专制的莫斯科大公， 很快发现蒙古人的刑罚措施对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十分有利。于是大公对下属和政敌不惜采用体罚、刑讯、鞭挞、死刑等措施。1397年， 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一世颁布的法典中规定， 凡是偷盗者必予以黥记， 累计三次者杀之。在伊凡三世的法典中进一步规定， 从事暴乱者、栽赃陷害者、偷盗抢劫者、杀人放火者， 均处以死刑。

在财政方面， 东北罗斯从蒙古方面学会了财政管理方法。蒙古统治东北罗斯伊始， 便进行人口普查， 推行按人头征税的制度。俄罗斯沙皇伊凡三世继承这一制度， 并在整个俄罗斯推行人头税。在俄语中， 保留下来许多蒙古词汇， 例如， деньга （钱） 、казна （金库） 、казначей （金库管理员） 、таможня （关衙） 、тамгу （商业税） 、ариф （税率） 、магазин （商铺） 、базар （集市） 、сундук （箱子） 等等， 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罗斯继承了蒙古时期的财政管理体系。

在交通邮递方面， 继承了蒙古的驿站制度。金帐汗国地域广袤， 要有效地实施统治， 都城必须与地方建立发达的交通网络系统， 为此建立了驿站制。金帐汗国的道路四通八达， 驿站星罗棋布。据当时目击者的记载， 每一俄里 （约7.5公里） 设一驿站 （蒙语称“亚姆”） ， 各驿站用于送信的马匹多少不等， 重要的驿站配备多达400匹马。全国约有40万匹马在驿站服役。线路又有快慢之分， 慢线的要走10天， 而快线的只用2天。快线的马匹脖戴响铃， 当接力的驿站信使听到马铃声， 立即准备出发， 上个驿站的信使一到， 该站的信使接过信件便飞奔而去， 这样， 快线的传递每天可达250俄里。驿站由国家统一管理， 各驿站附近的农民要为驿站提供马匹、饲料等， 各地还要上缴驿站税。统一后的俄罗斯， 轻易地接过蒙古留下的这笔厚重的遗产。

按照俄罗斯学者的说法， “如果俄罗斯和蒙古之间在诸如财政、邮递交通这样国家重要领域存在无可置疑的承袭关系， 那么， 以此推测， 在其他领域也存在这种联系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

综上所述， 可以看出俄罗斯摆脱蒙古统治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 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马克思指出：“是蒙古奴役的血腥泥潭而不是诺曼时代的光荣， 形成了莫斯科公国的摇篮， 而现代的俄国只不过是莫斯科公国变形而已。”恩格斯指出：在俄国“封土诸侯的顺从和摆脱鞑靼人的压迫是并肩携手进行着的， 而伊凡三世终于把它固定起来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 蒙古在俄罗斯的文化土壤中埋下东方的基因。（节选自《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6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