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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乌斯满不是传奇人物，他是草原动荡年代里被权力撕扯的一块血肉，他的一生，从放牧少年到枪决囚徒，经历的是一个时代的混乱与拧巴。

他为什么要反？他为何又投？他的结局，冤吗？

草原上的野孩子，变成一位统军起义的悍将

乌斯满出生在新疆阿尔泰可可托海，那是1899年，一个哈萨克牧民家庭的男婴，哭声划过草原寒风，他不是英雄，也不是预言中的领袖，他小时候的身份很简单，牧民的孩子，草原上的野孩子。

什么都管不了，也没人能管住他。

他放羊、追狼、打猎，也打架，别人用鞭子赶牲畜，他拿鞭子抽人，他没读多少书，可天生有一股子不服管的狠劲。父亲曾试图送他进学塾，学《古兰经》和波斯语，他前后只读了几个月，扔下书就跑到草原上去了。

转折点出现在1941年6月，那年，可可托海第二次暴动爆发。乌斯满冲在最前面，他不是革命者，但那次的确带头反了。理由很直接：盛世才的军队抓了他的家人，还断了他们的草场。

他不靠口号，也不写宣言，他靠刀、靠枪、靠马蹄踩出威信。

1943年，乌斯满拉起了“阿勒泰哈萨克复兴委员会”，这名字听起来像政党，实际就是他一手操办的部族联盟。

他开始出现在阿山、富蕴、福海之间的暴动现场。很多哈萨克青年跟着他走，因为他管吃管喝还分枪。还有人说：跟乌斯满混，起码不用被盛世才活埋。

那时候他的名声，就像草原上的风，没人见过他长什么样，但人人听过他的狠。

从苏联支持的“起义英雄”，变成国民党的“鹰犬”

1944年3月，乌斯满再起，这次不是为了家人，也不是为了部落。这回是苏联人和外蒙古人给他送来了枪、给他送了电台，还派了人来当顾问。

阿山叛乱就此爆发，短短几周内，乌斯满控制了整个阿尔泰山区，他自己封了总理，给政权取名“阿山人民政府”，还让12个亲信当了委员，有点像草原版的苏维埃。

苏联人高兴得不得了，他们以为自己扶持了个“红色哈萨克”，可以让这个缓冲地带更听话，外蒙古乔巴山也派了骑兵过来撑场面。

可乌斯满根本没打算当谁的走狗。

刚开始他确实喊了几句“民族自决”，还穿了苏联送的军装，但他私下里一肚子火。苏联顾问对哈萨克人一点尊重都没有，指挥像对待马夫。

更让乌斯满反感的是苏联人不让他搞宗教。

他是穆斯林，每天祈祷五次，苏联顾问却跟他说，“信仰是反动的东西，要清除。”这话一出口，乌斯满脸都黑了。

到了1946年，乌斯满决定翻脸，他亲自派人给国民党递信，说愿意归顺，只要保留自己部族的独立性和信仰自由。

重庆国民政府当时急于在新疆找人制衡苏联，自然欣然接受，他们给乌斯满官位，给他军衔，还送了几个中将到阿山来“配合工作”。

从此，乌斯满这个“起义领袖”成了国民党的“新疆军总指挥”，很多人骂他变节，说他背叛了三区革命，他不在乎，他跟随从说：“你们问我为什么投靠国民党？我只问你们一个问题：苏联让你烧清真寺，你烧不烧？”

那几年，乌斯满一边维稳，一边在边界挑事，他主动参与了1947年的北塔山事件，与蒙古人民军打了一仗。他打得猛，蒙古军也吓了一跳，重庆高层对他的表现非常满意，说他是“草原第一悍将”。

可问题也越来越多。

国民政府并不打算给他真实权力，他们的派来的军官、顾问和新疆地方势力越来越不服他，他再强悍，也挡不住自己人内部的裂缝。

草原上的哈萨克人开始分裂，有人支持三区政府，有人跟着乌斯满，有人想直接逃去外蒙古。

乌斯满这才发现，他不再是那个可以骑马统草原的“野孩子”了，他的脚下，泥潭越来越深。

十万大军围剿乌斯满，逃亡路上粮尽马疲

1949年冬天，新疆已进入大变局，三区革命领袖陆续响应和平解放号召，解放军部队也陆续进入阿尔泰、塔城、伊犁。乌斯满却没转弯，他明知大势已去，仍坚持武装割据。

他不相信招降那一套，他说：“让你们信共产党的话，最后都是在大牢里祈祷。”他拉着自己的2000多号人，带着牲畜和武器，从富蕴出发，一路向巴里坤西北的山里跑。

山里什么都缺，缺粮、缺马、缺草料，牧民本就是靠天吃饭，被他带走的都是老人孩子。他以为可以建立一个“草原根据地”，结果成了一支山中流寇。

1950年初，乌斯满兵分几路，四处袭扰解放军哨所，还屠杀了几批来劝降的乡绅和干部。这件事后来成了他被公审时的重要罪证——“反动武装残害无辜群众，破坏民族团结”。

到1951年初，中央决定必须彻底清除乌斯满。

朱德、彭德怀亲自批示，调集十万部队，组成围剿团，这支队伍从甘肃、青海两线南北夹击，战线拉到了塔城、巴里坤、和布克赛尔的腹地。那一年，天冷得出奇，士兵脚上冻疮溃烂，一走一片血，但军令如山，没有一个人退。

部队昼夜兼程，翻过黄沙大漠，跨过冰河山川，他们吃的不是军粮，是随行马匹驮来的干面和咸菜，喝的是雪水，有时候连雪都结成了冰壳，夜里风声像狼嗥，白天飞沙遮天。剿匪官兵称这次围剿叫“走在死神后面追乌斯满”。

乌斯满那边也撑不住了，他的副手中开始有人投降，有人叛逃，更严重的是，他已经没有子弹补给，枪一响，别人就知道他们在哪，他只能继续跑，越跑越深，最后到了哈拉和甫的雪山边缘。

1951年2月，乌斯满在哈拉和甫被抓。

抓他的不是他最熟悉的哈萨克士兵，而是一支年轻的侦察连，他被活捉时身上只剩一把驳壳枪，两颗子弹。他没有抵抗，他瘫坐在冰雪地上，对押解他的士兵说：“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

他没有说更多的话，也许是疲惫，也许是认命。

祈祷声伴随脚镣声，草原悍将的最后落幕

被抓后，乌斯满被押往迪化（今乌鲁木齐），关押在老满城看守所，那是一座军管高墙，四周铁丝封顶，牢房冰冷，墙面剥落。他被安排在最西侧的独间牢房，24小时监控，门口日夜有人站岗。

他唯一提出的要求，是每天能祈祷五次。

“我是信真主的，”他对守军说，“你们可以枪毙我，但不能让我放弃祈祷。”

迪化军区司令员罗元发亲自批准了他的请求，条件是：每次放风祈祷，都必须戴脚镣，而且不是普通脚镣，是20多斤重的铁镣，专门防止他有任何动作。

从此之后，每天早上、正午、傍晚，老满城的大操场上，总能听见铁链拖地的声音，那声音回荡在军营里，像重锤落地。

他不说话，只跪在地上，面朝西方，嘴里默念经文，身旁是持枪士兵，天上是冰冷阳光。他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线条，祈祷时闭着眼，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

也有人劝他认罪，说也许能宽大处理，他只回一句：“认了又如何？我没什么好争的。”

1951年4月29日，乌鲁木齐召开万人公审大会，人民广场上坐满了各族群众，有的坐在土台上，有的站在卡车车厢里，公安用喇叭大声喊着：“今天审判的，是杀害干部群众、破坏民族团结的罪犯！”

乌斯满穿着囚服被押上台，他没发言，只站着，眼神扫过人群，有目击者说，他眼睛里没有慌，也没有愧，只是死一般的寂静。

审判长是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包尔汉，他宣读判决书时，全场鸦雀无声，判决落地，死刑，立即执行。

不到一个小时后，乌斯满被押至刑场，行刑队列队完毕，临刑前，他没有喊口号，也没留遗言，他看了一眼西方，低头做了最后一次祷告。

枪声响起，乌斯满倒在地上，尘土飞扬，尘归尘、土归土。

这就是乌斯满的结局。从一个放羊少年到一个“人民公敌”，他走了半个世纪，踩过刀锋，穿过谎言，也亲手打破过自己的信仰。

参考资料：
《新疆通志》《新疆纪实档案》
《盛世才与新疆三十年》
《包尔汉年谱》
《解放军战史·新疆剿匪卷》
新疆人民广播电台老档案《乌斯满公审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