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秋天，乌鲁木齐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一位七十多岁的哈萨克老人攥着一张已经翻毛边的黑白照片，他对旁边的年轻人轻声说：“这就是王震，我们那时候都靠他才安了心。”短短一句话，道出了老一辈新疆人对这位开国上将的深厚情感。把记忆往前推回到1949年夏天，一连串决定新疆命运的举措自此展开。
1949年6月，中央军委任命王震为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那时的西北，马鸿逵部和马步芳部队仍在负隅顽抗，新疆局势更是扑朔迷离。7月初，第一兵团自甘肃武威起程西进，两个月急行军约六千里，行踪被严密保密。沿途留下的，是部队夜行昼伏后的浅浅马蹄印，也是兵士在戈壁滩上挖出的第一口水井。9月，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宣布起义，哈密、迪化（今乌鲁木齐）相继易帜。两处城楼升起的红旗，使新疆和平解放成为可能，王震部队进驻之时，还未发生一场像样的正面大会战，这一速度被当时的将士戏称为“天山疾风”。
安定局面只是开端。1950年初，新疆南北依旧匪患频仍，其中最大的武装头目乌斯满盘踞伊犁河谷，残部四五万，劫掠牲畜、杀戮群众。王震调集三个师组成快速剿匪纵队，命令简洁：“夜色一到就出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零下三十几度的夜行军，士兵的水壶与枪机同时被冰封。端午夜突袭伊宁城郊，炮火仅持续二十分钟，乌斯满负隅顽抗后毙命于乱石间。至1950年底，新疆主要匪患宣告肃清。从此，“夜行三百里伏击乌斯满”的故事，成了当地各族学校里必讲的教材内容。
王震深知社会稳定还须经济托底。1950年夏，他去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新疆要想立得住脚，两件事必须抓：炼钢，通路。”随后，新疆工业建设的蓝图铺开。乌鲁木齐南郊旱坡上一块插着石灰条的小荒地，被定名为“八一钢铁厂厂址”；同年，七一棉纺厂、六道湾煤矿、水磨沟水电站陆续破土动工。三年后，新疆工业产值比解放当年扩大三十多倍，钢锭、煤炭、电力首次摆脱外运依赖，这一跨越让不少地质工作者至今称“难以复制”。
有意思的是，他并未把部队纯粹当作治安力量，而是视作开发力量。第一兵团入疆不到半年就抽出七成兵员扛起铁锹，玛纳斯河畔第一道百里长渠开挖，85万亩荒滩当年见到绿苗。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正式建立，集戍边、垦荒、建厂多重功能于一体。那一年，兵团试种三万亩长绒棉成功，“新疆无棉”的百年旧说被彻底打破。多年后，长绒棉出口换回的外汇，成了新疆现代化的一笔启动资金。
建设之余，王震把目光落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50年3月，他在迪化中学操场上对三百多位少数民族青年说：“新疆要靠你们自己来管。”当年秋季，新疆干部训练班开学，课桌还是原国民党驻军留下的木箱，教员中有从延安赶来的老翻译，也有才识不凡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两年里，一千六百多名学员走出教室，分赴各县、专区。赛福鼎·艾则孜、包尔汉·沙吾尔各自在这里完成了入党手续并走上领导岗位，成为后来民族工作中的骨干。
随着工矿和农垦的扩张，交通成了新瓶颈。1953年春，兵团开始修筑乌鲁木齐至库尔勒公路，总长三百三十多公里，桥梁和涵洞近两百处。许多工程队翻越天山天险时，只能用钢丝缆把路基材料吊上山腰。工程完工那天，王震在终点线等候，迎着第一辆载满西瓜的卡车，他拍拍驾驶员肩膀说：“这条路，会一直活着。”数十年后，这条公路仍是南北疆货运主干线之一。
1952年底，中央决定王震回京任职。临行前一天，乌鲁木齐南门外十里长街满是送别人群。一位汉族女教师哭着喊道：“王司令，下回您还回来吗？”他停下马，一抬手，声音沙哑：“还回来，咱们一起把新疆建好！”这句话，成了他后来十五次回疆的真实注脚。1993年3月12日，王震在北京逝世，遵照遗愿，骨灰撒在天山深处。那一天，很多老人穿上少见的大褂或袷袢，自发来到红山公园方向默哀，鞠躬后默默散去。
为什么新疆人念念不忘？和平稳定、工业雏形、屯垦戍边、多民族干部队伍，这几件事在王震手里像链条一样扣在一起，撑起了塞外边疆的新格局。天山脚下的钢火与麦浪、课堂里的新式教材、戈壁上连绵的白色棉田——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远比口号更有说服力。老人们提到他，会先说一件小事：他走在乌鲁木齐街头，总爱顺手扶正门口歪斜的路标牌，嘴里嘟囔一句，“别让路标误人”。或许正是这样“扶正”的态度，让他在新疆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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