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我党在国民党内部潜伏着无数的能人志士,郭汝瑰无疑是其中比较出类拔萃的一位。

他在国民党内部潜伏了多年,明面上为蒋介石运筹帷幄,实际上却身在曹营心在汉,晚年回归组织后,郭汝瑰曾经写下过一本回忆录。

在回忆录中,郭汝瑰直言,自己最佩服的国民党将领只有两位,那么他们究竟是谁呢?

七路半

傅作义将军就是最让郭汝瑰佩服的国军将领之一,这一点也不让人觉得意外,因为傅作义部在国军之中,本身就是比较有战斗力的。

傅作义此人和国军诸多将领不同,治军非常严谨,傅作义部也不同于蒋介石的中央军,军纪败坏。

傅作义出身于晋绥军,可以说是晋绥军“双头政治”中的另外一头,但是相对于晋绥军的首脑阎锡山,傅作义治军并不独裁专制。

总的来说,傅作义是一个能听得进去话的人,而且傅作义是一个懂得大义的人。

在长城抗战后,傅作义曾经对自己的心腹说:“抗日是国家大局,若是蒋介石同意我们抗日,我们不应为任何私利而有所顾虑。”

抗日战争爆发后,傅作义将军算是和我党接触最多的国民党将领之一。

当时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对傅作义的第35军进行了很多指导,尤其是在该部的政治工作上多有指导,很多我党党员进入傅作义部担任政工干部,甚至就连连队都有我党的指导员。

当时傅作义和我党之间有“君子协定”,我党党员来傅作义部就只是负责政治工作,绝对不渗透傅作义的部队。

毛主席甚至亲自设了“三不准”,即不准在傅作义部发展党组织,不准在傅作义部宣传我党思想,不准在傅作义部进行投诚,起义活动。

傅作义部为了保持部队的纯洁性,甚至还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招募了大量的爱国青年和爱国学生,由这些人单独编成部队,在我党党员的指导下训练。

这样就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新部队不会被老部队中的不良习气所影响,傅作义部的战斗力也就有了保证。

傅作义的部队从军到团,甚至都设有政治部,傅作义自己就是政治部主任委员。

傅作义新部的爱国青年被招募后,都会被安排到延安参观学习,有些人甚至有幸亲自听过毛主席的演讲。

除了作战之外,部队平时的风气必须有所保证,傅作义部不允许打骂士兵,部队经济必须公开,连队设有俱乐部,丰富士兵文化生活。

部队平时需要下乡帮助群众劳动,改善军民关系。在这些制度开始施行后,傅作义部很快就改变过去的旧作风,甚至可以说部队焕然一新。

傅作义甚至亲自批示部队,“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借物速归还,损物要赔偿,不许欺负妇女,不许打骂百姓,行军不踩踏庄稼,借宿后要打扫,吃饭要付钱,不虐待俘虏,不搜俘虏腰包。”

这样训练后的傅作义部,甚至被蒋介石酸溜溜的称之为:“我看啊,他们都快成七路半啦!”

由此可见,他身处国民党这样的“大染缸”中,依然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实更加的难能可贵。

那么除了傅作义之外,另一个能让郭汝瑰如此佩服的人到底是谁呢?

和平将军

另一位被郭汝瑰如此佩服的国民党将领,就是“和平将军”张治中

张治中可能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中,唯一一位对我党没有血债的将领。

胡耀邦生前曾经如此评价张治中,“他是一位有独立人格的将军”。

张治中将军是国民政府内的军政核心人物,也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在张治中看来,“三民主义”的最后阶段就是世界大同。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共产主义也可以被视为“三民主义”的最后阶段,因此张治中从来不认为自己的理想和我党的理想在本质上存在不同。

他在国民党内,是少数一贯坚持亲苏亲共立场的将领,他效忠于国民政府,效忠于蒋介石,但是却从来不站在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本家一边。

他反对内战,主张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主张节制资本,主张民族和睦,民族平等,国家统一,反对官僚主义。

毫无疑问,张治中是国民党内的当权派,是手中真正有实权的将领,但是他也无疑是国民党内的一位异类。

张治中也是国军,尤其是国民党中央军的治军者。和傅作义相同,张治中也主张严肃军纪,注重军队政工系统。

在张治中主政湖南初期,湖南的征兵工作可谓是相当的混乱。

当时的湖南征兵,只要你有人脉,有钱,那你就能当军官。当地的土豪劣绅勾结官员,肆意派兵下乡搜捕壮丁,以填满指标,升官发财。

很多百姓被迫远走他乡,甚至是落草为寇,张治中主政湖南后,这种情况迅速得到了改善。

他亲自制定了《战时募兵统制办法》,严令禁止在当地进行强制招募士兵的情况,湖南的役政走向了正轨,

同时张治中还鼓励知识青年参军抗日,还发起了青年从军运动,在张治中的号召下,湖南当地知识青年踊跃参军。

结果张治中竟然招募了整整十二个师,共计十五万的知识青年!毫无疑问,这些人都是抗日的中坚力量。

但是张治中也存在自己的局限性,在担任中央军校教育长期间,为了整顿校风,加强对军校学员的管理。

张治中在军校推行了“德式管理”,说白了也就是当时纳粹的管理方式,所谓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思想。

他要求士兵绝对服从和忠诚于三民主义、国民党和蒋介石。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推行所谓的“开明专制,绝对服从”的管理原则。

就是要求军校学员对自己绝对服从,要求学员们凡是提到“蒋委员长”,就必须要立正敬礼。

其实这种风气不是张治中最先带回国内的,而是张学良带回来的风气。

1928年张学良下野后前往德国和意大利游历。当时德意两国表示敬意的方式,就是在提到元首的名字后就立刻立正敬礼。

张学良回国后就要求东北军的士兵们凡是提到蒋介石,也要立正敬礼。

张治中听闻后,将这一要求也带到了中央军校。

他还说:“张学良将军和东北军对领袖都有这样的表示,我们是委员长的学生,又岂能落后?”

张治中就是这样,在无意中成为了蒋介石的“帮手,但是就本质而言,张治中算得上是有大贡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