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尤越

1945年2月，重庆发生了一起轰动海内外的大事，我国“直接税之父”高秉坊因贪污罪锒铛入狱。众所周知，高秉坊为国民党理财有功，素以正直廉洁著称，由他管理的财政部直接税署也有着“出淤泥而不染”的威名。此案爆出，舆论哗然，随着事态的发展，人们渐渐发现这桩经济大案牵扯到的不止高秉坊一人。

01

“税神”高秉坊

高秉坊出生于1890年，是山东省博山县李家村人，自幼勤奋好学，1909年考入山东农林学堂，1915年以优异成绩考取山东资送金陵大学森林科官费生。毕业后回到山东工作，历任济南模范森林局局长，青岛农林事务所主任等职。

在职期间，高秉坊凭借专业知识兴办第一林场，繁育树种，并且有建设性地展开了绿化铁路线路、美化宾馆庭院、为农民增加林业收入等工作，为山东林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地村民曾在林场中心建“造福无疆”的牌坊以资纪念。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高秉坊调任“中日鲁案督办公署”实业处技术员兼公产委员会委员，负责办理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林业的对日交涉及接受事宜。他矢志于职，调查研究，提出《日本在太平洋会议议决交还青岛后，滥伐之森林价值应退还中国》一案，力争国权，后在《青岛之森林》中刊出。交涉结束后，他即留任青岛农林事务所主任技师，继续为山东林业发展效力。

直至1924年张宗昌督鲁，形势恶化，他被迫离开青岛，南下广州。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高秉坊出任实业部总务司长，大力推行国货展览、工业试验；后任财政部赋税司长，坚持清理地方财政、废除苛杂，举办土地陈报，推行县市预算。在此基础上高秉坊创办了所得税、直接税，倡导“新税新人新精神”，表现出在财税方面的卓越才能，成为民国时期开创新税务的主要人物。

高秉坊曾就职于国民政府工商部

当时，国民党政府十分腐败，征收税费的各级官员贪污分肥，被百姓称为“民国万税，万万税”。1934年，国人的抗战热情空前高涨，人们高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新税制便顺势诞生了。高秉坊重用在财税方面很有研究的宁承恩主持税改日常工作。宁承恩提议把各种捐税统一为所得税，由赋税司统一开征，高秉坊同意了此法。1936年7月1日，财政部直接税筹备处成立，专司所得税、遗产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高秉坊任处长。上任后，高秉坊首先针对当时各地军阀割据、政令不统、各行其是的混乱状态，从整理地方捐税、财政入手，逐步设立所得税办事机构，亲自主持制定了《所得税暂行条例》、《所得税实施细则》，由财政部报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后，向全国公布实行。同年10月1日，直接税筹备处改称所得税事务处，高秉坊兼任处长。所得税于1937年1月1日正式开征，迈出了中国直接税开办第一步。其次，高秉坊大胆起用有文化和专业知识的人才， 摒弃旧官场任人唯亲的陋习，改用公开招考办法。他与宁承恩主持开办直接税人员训练班，培训高级税务人员，推行新税制打好了人才基础，使所得税得以在中国各省推行开来。

高秉坊任财政部所得税事务处主任时签发的指令

高秉坊经常亲自演讲，提出“廉、能、勤、毅”的税训，将税制、税风、税训视为直接税的三大基础。到1943年，全国设置直接税机构800多处，工作人员达1.2万多人，当年主管各税合计42.5亿元，是开初时的850倍，占全国税收的四分之一。第三，在征收所得税的方法上，高秉坊主张改革旧税局自征自收模式，实行稽征与收款绝对分开，即：税局负责核定的纳税额、填发通知单，由纳税人持单直接向征收税款的银行或邮局交纳，当天转入账户。这样，既可保征税款及时入库，又预防了截留税款甚至税务员贪污等弊端，为后来实行公库法奠定了基础。1942年，直接税署又接管了营业税，由高秉坊兼任重庆营业税处主任,负责机构撤并。

所得税制度的有效性一经创办就显现出来，本属贫困地区的西南和大后方正是依托所得税等新税为前方战士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和财力支持，为当时的抗日战争提供了稳定而雄厚的财政来源。为嘉奖所得税署为抗战作出的重大贡献，国民政府祭出了一个破天荒之举：规定每年7月1日为“直接税节”。至今台湾仍有此节日，高秉坊也因此自称“七一老人”。

02

高位与高危

孔祥熙与宋霭龄

一战后，孔祥熙到山东接管善后事宜，在“鲁案督办公署”任实业处长，成了高秉坊的上司，两人从此相识。高秉坊为人负责勤勉，受到孔祥熙信任。高秉坊在职时，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日本在太平洋会议议决交还青岛后，滥伐之森林价值应退还中国》议案，此举深得孔祥熙赏识。1924年，高秉坊离开青岛，去往广东，投奔的正是时任广东省革命政府财政厅厅长的孔祥熙。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孔祥熙任工商部部长，后改任实业部部长；高秉坊在孔麾下出任总务司司长，掌管全部事务，不仅工作上的大小事项，孔家的家务事有时也由他亲自操办。相传，孔祥熙的儿子和女儿不太喜欢高秉坊，自然也引起了孔太太宋霭龄的不满，甚至说高秉坊像一条狗，成天在孔家转来转去。一次，高秉坊照例开车接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上学，这时孔家公子非要吃奶油冰激凌，高秉坊怕上学迟到又挨孔祥熙批评，便抱起孩子往车里塞。谁知孔令侃拳打脚踢、又哭又闹高喊“救命”，惊动了孔府上下的人。孔令侃哭喊着说高秉坊打他，就势滚在地上耍赖，宋霭龄闻讯赶来，看到一身泥巴涕泪的儿子，指着高秉坊的鼻梁破口大骂，抱起孔令侃扬长而去。当晚，高秉坊带着一份厚礼到孔府向宋霭龄和孔公子当面赔罪。孔祥熙得知此事，认为高秉坊做得没错，劝宋霭龄得饶人处且饶人，宋霭龄表面上原谅了高秉坊，心底却埋下怨恨。不久，孔祥熙正式接替宋子文任民国财政部长，着手组织内阁。宋霭龄看了孔祥熙拟定的司处级干部名单，见高秉坊又将担任财政部的总务司长，极力反对。孔祥熙不愿违逆太太，便任命高秉坊为财政部赋税司司长。正是在这个官位上，高秉坊险些遭致杀身之祸。

民国三十六年行政院新闻局《所得税》内页

高秉坊原是搞林业的，后来一直做行政工作，赋税一事可说是个门外汉。但是他为人聪敏好学，行动力强，在宁承恩等人的协助下，真做出了一番成就。高秉坊推行税制改革时，曾向财务部打报告，孔祥熙看过税改报告欣然同意。有了后台“财神爷”的鼎力支持，高秉坊在传达新税制改革时顺利了许多。高秉坊税制改革的成功，对孔祥熙的声誉和地位助力极大，为孔广开财源，训练出一批税务人员，击败了多个财政方面的竞争对手，日本人所编的《中国名人录》中称“高秉坊是孔祥熙的灵魂”。在开办税务培训班的问题上，高秉坊也凭借孔家的势力与陈家周旋。由于财政部长孔祥熙“黄金案”后招致社会不满，影响到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1944年6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建议，更换军政部长何应钦和财政部长孔祥熙。此时，宋霭龄正在巴西养病，没法干预此事。蒋介石遂趁机免去孔祥熙财政部长职务，高秉坊失去了后台。

陈果夫 蒋介石 陈立夫

高秉坊提倡“新税新人新精神”，坚持自办税训班，得罪了国民党CC派势力。当时，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把持着中央政治大学及其附属学校这两个培养党政干部的揺篮，从学校培训出来的干部，大部分都成为“CC派”的忠实门徒。而高秉坊坚持自办税训班，改用公开招考的办法选拔人才，冲破了“CC派”控制中央政治大学、垄断国民党干部培训的局面，为陈氏兄弟所不容。除了与CC派交恶，高秉坊与中统、军统都有积怨。他接管营业税时，不理睬中统头子徐恩曾的暗示，将6个中统分子担任的分局长撤了5个，并裁汰了800余名不称职者，而对各人后台与背景未予考虑；军统头子戴笠兼任财政部辑私署长，缉私机构由军统人员把持，并借直接税的名义敲诈勒索，高秉坊劝告无效，便提议撤销了缉私署，断了军统财路，由此，戴笠也对高恨之入骨。1944年，孔祥熙因“黄金案”、侵吞公债等事被蒋介石撤职，陈果夫等人的势力进入金融圈，准备接手财政部最抢手的直接税署。孔祥熙失势后，高秉坊失去了后台，但他认为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手下的同乡、亲信也完全忠心于他，并不担心被抢走税务大权。没想到，CC派不择手段，居然精心炮制出一起“高秉坊贪污案”。

03

明争与暗斗

1946年1月30日《申报》

1945年2月3日下午，高秉坊接到消息，军委已下令对他撤职查办。高秉坊心知自己无罪，打探后知悉，原来，CC派利用中统特务捏造出假证据，称自1940年起,政府实行货运登记,预收商人的保证金。该项保证金数额巨大,但一直没有存入国家银行。经查，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与各地分局串通舞弊，找借口大肆挪用，诬陷高秉坊犯有“十亿巨款贪污罪”，列出了跋扈、舞弊、营商、榨取四项罪名，认为高有广植党羽、图谋不轨之心。蒋介石获悉此事，大怒之下签发了军委红头文件，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假“串通舞弊挪用保证金”的罪名，令财政部将高撤职查办。接着，又续发高秉坊贪污渎职报告一件，严令各有关部门并案查办。

蒋介石的电文，径交新任财政部部长俞鸿钧亲拆。俞于1945年3月5日以部令发表，将高秉坊撤职，派李锐继任，并一面函知重庆实验地方法院查照办理。俞鸿钧属政学系官员，与高并无矛盾，认定贪污罪证据不足，重庆地方实验法院院长查良鉴也明知高秉坊是被冤枉的，可是蒋委员长有令，不能不从。2月15日，高秉坊径往法院投案，被看守所收押。陈氏兄弟趁机四处活动，制造舆论，意欲置高于死地。重庆地方法院于5月5日开庭公审，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出庭为高辩护。在CC派的授意下，法庭无视章士钊等律师的有力辩护和无罪物证，将高判处死刑，剥夺公民权利终身。一时轰动全国，舆论哗然。国民党元老、司法院长居正，对法院院长严词质问，怒斥道“你们上下串通联手办案，对高秉坊如此草率处理，司法尊严何在？须知人非机器，死后就不能复生啊！”；俞鸿钧基于高秉坊在财政部的名声和威望，亦认为诬证与事实不符，经彻查，汇成“二十一条辩护意见”，逐条澄清“十亿巨款贪污案”，为高辩解，并呈请蒋介石饬最高法院慎重处理；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相继上书最高法院，呼吁保障人权，高的山东同乡代表丁惟汾、孔德成，社会贤达胡厥文、吴蕴初、李烛尘等，激于义愤，代表全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等19个团体吁请复判。身在美国的孔祥熙得知此事，马上意识到CC派除去高秉坊乃是砍去他的左膀右臂，就找到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帮忙说情，赫尔利告诉蒋介石，“文明国家都在废除死刑，死刑是不民主、落后和愚昧的表现。中国要想现代化，那么在对待死刑犯问题上就应该表现得谨慎。比如你们民国财政部直接税署的高秉坊，只是怀疑犯贪污罪而并非杀人犯，判死刑是否合适。”

位于南京的国民政府最高法院

在各界的压力下，最高法院撤销原案判决，责成重庆地方实验法院重审。重庆地方法院院长查良鉴本不愿卷入党派之争，看到一审的审判长李懋宣完全唯CC派命是从，便推选没有派系背景的法院推事李坚夫担任审判长。1946年1月29日，二审开庭，李坚夫发现指控材料确属伪造，但又迫于CC派和蒋介石的压力，只好作出“判高秉坊无期徒刑，剥夺公民权利终身”的判决，将死刑改成无期徒刑。4月的判决书中论列其罪证三条，分别为：第一条，为员工眷属福利购买毛线垫款60万，以为眷属所领毛收据中有妇女工作队抬头者数张，即认为追名图利。第二条，为长沙分局购运土报纸垫款200万元，以为寄存京华印书馆，即系待价而沽。第三条，为购买煤炭垫款50万，而定金只有36万，多提存14万元，显系用以图利。只凭几项垫款，证明高数次提用国库金，从中舞弊图利，假公济私，置国家艰危于不顾，视库藏支绌而自用，其犯罪情节，殊无可恕……高仍不服，声请复判，蒋介石更加火大，认为高秉坊已经白捡了一条性命，难道还不罢休，岂不是逼蒋介石承认自己是个昏庸错判、杀人灭口的罪人？并一通电话打给孔祥熙，警告他再不要惊动美国人。高秉坊的辩护律师、中央大学法学系主任戴修继续向最高法院提出复审，无奈政治黑暗，派系斗争势力错综复杂，冤狱已成，高秉坊只好忍辱服刑。

国民政府时期货币

经过此案，高秉坊再也回不到财政部，CC派的势力得以壮大，孔祥熙更加受到蒋介石的戒备，由政治斗争引起的经济冤案最终实现了其政治目的。

目的既已实现，高秉坊入狱后，倒是过上了一段太平生活。受孔祥熙照拂，他在重庆石板坡监狱中，有一所设施齐全的洋房，家眷、厨师可出入。监狱贴有一副对联：世乱年荒何为乐土，人间地狱反是天堂。横批：自求多福。正是高狱中生活的写照。高秉坊作为一个有文化、有见识的实干家，在狱中也没得闲，他为犯人开办扫盲班、建设监狱图书室，他亲自编纂的成人千字课本，被四川省高等法院通令各监狱作为教材；除了普及知识，他还热心救助生病犯人，出资防治传染病。监狱长石济将高的事迹上报司法行政部，请求给予嘉奖，1949年1月司法部明令照准。CC派企图转移政治犯时，监狱长也坚决抵制，没有让CC派的阴谋得逞。

1949年11月25日，重庆解放前夕，在居正、狄膺等人的活动下，西南长官公署终于批准重庆监狱呈请，高秉坊遂于当日出狱。此时距1945年2月被拘捕，已经过了四年多。“十亿巨款”虽是冤案，但是作为国民党财政部的高官，高秉坊难道就真的一清二白、两袖清风吗？民间对此也颇有议论。1950年6月，接中南财委电令，高秉坊被聘为中南税务专员，即赴武汉供职，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效力。在中南税务管理局所编内部公报《中南税务》第一卷创刊号上登有“高秉坊系中国直接税创办人，提倡‘新税新人新精神’而遭到国民党的陷害，直到解放始行出狱。此次受中南财委特聘，于7月1日来本局让襄办税政。”这桩经济冤案终于盖棺定论，高秉坊无比感激共产党对他的理解与信任，到任后很快就发挥余热，递交了“关于加强税务征收工作”的建议，这份建议后来行之有效，深受好评。1954年9月，高秉坊改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专管税务，直到晚年退休。

1970年7日1日，80岁高龄的高秉坊在湖南长沙病逝。

高秉坊的一生，可谓做事勤勉得力，在不同行业的岗位上都有所建树，作为直接税之父，使战争中直接税的收入份额占到国家收入的四分之一，“抵得上因沿海口岸沦陷的关税损失”，也正因其在国共两党的税收机构中都有薪火之功，才当之无愧“中国所得税之父”的美誉。高秉坊生前，撰写过《冤狱回忆》一文，章士钊先生在《高春如冤狱记书后》写到：“计其时大小官吏靡不贪，独此署长为山东博山人，衣履不整，齐气甚重，而贸贸然以“税新人新精神新”相标榜，与天下共指目为阴贼险狠之CC派为敌，号曰不贪，不可能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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