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的冀东平原，玉米秆在秋风中沙沙作响。冀热边特委组织部长周文彬站在丰润县何家营的土坡上，望着陆续到达的干部们微微点头。他们此行任务有两项：贯彻中央“减租减息”政策和部署东北反攻准备。从特委、地委到联合县委的三级干部，加上同期召开的社会部联席会议，五百多名行政骨干聚集于此，这些都是根据地建设的中坚力量。

周文彬在村口布置警戒哨时，叫来特务连连长刘景余交代：“把警戒圈向外推两里地，盯紧丰润方向的来路。”两个战斗连队三百多名战士部署在会场外围，轻重机枪架在制高点。但这番布置仍有隐患：会议从九月底开到十月中旬，炊烟日日升起，五百多人在敌占区边缘聚集格外显眼。许多参会者原是地下工作者，对根据地反扫荡的残酷性认识不足，散会后还在田埂散步，身影暴露在空旷平原上。

10月12日，情报员冲进指挥部报告：“丰润、滦县、迁安的鬼子都在增兵！”周文彬盯着地图，决定把会场挪到三公里外的杨家铺。就在会议队伍转移穿过收割后的田野时，日军眼线暗中记录着动向。更致命的是，第四地委侦察班班长在传送会议变更通知时，在杨家铺西南遭遇日军巡逻队。战斗中文件袋落入敌手，冀热边特委核心干部的位置巡逻暴露。

此时，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长竹内安守少将接到密报，他正因太平洋战事失利而焦头烂额。这份情报让他如获至宝，围歼数百名八路军干部的机会足以洗刷上级对他“清剿不力”的评价。他马上下令：“行动保密，不用伪军！”随后，三千余日军连夜从山海关、唐山方向扑向杨家铺。

10月16日傍晚，浓雾漫过杨家铺山坳。周文彬带两个排住进李庄子，第四地委书记丁振军率一个连进驻夏庄子，宣传部长吕光与特务连留在杨家铺核心区。村民见部队驻扎便安心回家，外围哨位比平日更少。没人察觉雾气中钢盔的反光，日军步兵匍匐穿过玉米地，重机枪组在村北坟地架设阵地。

凌晨三时，竹内安守登上马蹄山。望远镜里，杨家铺的轮廓在雾中隐现。他示意发射信号，三发绿色信号弹骤然升空。几乎同时，夏庄子方向枪声炸响：丁振军的哨兵发现玉米地异动鸣枪示警。各村庄瞬间沸腾，干部们抓着手枪冲出院子。通讯员挤到周文彬身边喊：“东面发现几百敌人！”这个严重低估的数字，让周文彬做出致命的误判：“向杨家铺靠拢，固守待援！”

当晨光刺破浓雾时，日军火力网完全展开。子弹从三面倾泻，杨家铺内试图集结的队伍在开阔地接连倒地。宣传部长吕光刚冲出院子，左肩爆开血花。警卫员要背他撤退，被一把推开：“别管我！带文件冲出去！”这位北平学运出身的书生，最终倒在焚烧材料的火堆旁。

周文彬在断墙后看清局势：日军机枪阵地封锁了所有的道路和制高点。他拽过特务连长刘景余：“带路！往毡帽山冲！”刘景余这个本地汉子熟悉山径，带着三十多人钻进村西沟壑，竟撕开出一道缺口。冲出包围圈后，刘景余望见杨家铺方向硝烟更浓，突然转身：“跟我回去救首长！”在二次杀入火网时，弹片削飞他半只耳朵，鲜血糊住左眼。

上午十时，日军掷弹筒开始覆盖轰炸。卫生部长王少奇在救护所按住伤员喷血的动脉，屋顶椽子轰然砸落。丁振军那一路人马在马蹄山也陷入绝境，警卫员看见他打光驳壳枪的子弹后，抡起石块砸向逼近的日军，最后被刺刀贯穿胸膛。

“文件……全烧了吗？”此时周文彬靠在大槐树下问。右臂伤口渗出的血浸透灰布军装。刘景余点头，把最后两发子弹压进枪膛。这位朝鲜归侨出身的组织部长扫视仅存的百余人，这些多是握惯笔杆的政工干部们，此刻攥着捡来的步枪。

“分散突围！”嘶哑的声音压过枪炮，“冲出去一个算一个，就给革命留颗种子！”队伍分成十几股扑向不同方向。周文彬带五人小组冲过打谷场，机枪子弹突然扫倒前面三人。在刘景余扑倒他时自己小腿中弹。“上来！”刘景余不由分说背起周文彬，蹚过结冰的溪流。追兵逼近三十米时，刘景余把周文彬塞进岩缝，转身举枪迎敌。周文彬最后看到的，是他抱住日军滚下山崖的身影。

岩洞里的周文彬摸出钢笔，在烟盒背面写下：“敌混八旅主力，重机枪十二……”写完塞进石缝，他整了整军帽走向洞口。日军喊话劝降声中，这个戴眼镜的男人举枪连发，两名日军应声倒地。随后周文彬被淹没在暴风般的弹雨中。

下午四时，枪声渐稀。日军踩着血泊清点战场，拖拽能行走的俘虏。冀东军区联络部长任远腹部中弹，被俘前他吞下密码本。日军医官给他手术时，他三次扯开伤口求死。这位代号“25号”的情报专家最终假意合作，在狱中编织伪满洲假情报网，四个月后脱险。

10月17日黄昏，枪声彻底沉寂。日军押送一百五十余名干部走向收容点，蓟遵兴联合县县委书记卜庸等十二名县级干部也在其中。村民返回时，在烧焦的院落里辨认出四百三十二张熟悉的面孔。特务连指导员华立文遗体保持着扑向机枪射孔的姿势；路南区队指导员豆永华用身体堵住岩洞入口，身后藏着五名伤员。

日军为掩盖损失，连夜将三百多具同袍尸体运往山涧掩埋。伪《华北新报》头版却称“皇军神速剿灭敌中枢”。这份报纸后来被聂荣臻钉在司令部墙上。

消息传到阜平，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摔碎茶缸。他闭门半日，出来时眼布血丝，对作战科长只说一句：“通报各部，敌败局愈近，我警惕愈紧。”

牺牲名单送达当晚，晋察冀军区作战科的油灯亮到天明。聂荣臻用红笔圈出四百多个名字，签发紧急通报：“各级会议警戒兵力不得少于参会者三分之一；文件须装袋随身，遇险即焚；同一地点驻留不超过两日。”

次月冀中军区开会时，会场每天更换，炊烟分散到五个村落，干部全部换上便衣。这些措施后来让千余人在遭遇扫荡时，半小时内划入青纱帐。

杨家铺突围的一百二十余人，多数带伤星夜奔赴岗位。特委秘书方治右腿骨折，爬行两昼夜将染血会议记录送到迁安。十天后，周文彬关于“年租不超收成37.5%”的批示变成墨迹未干的布告，贴在丰润县各村口。

日军战报所谓“冀东奇功”，反而激起更猛烈的抵抗。第二年春，七个县涌现四十多支游击小队，领头多是当年钻出包围网的文职干部。原会场记录员赵光辰带五名老乡用土炸弹突袭日军运输队。

每年10月17日晨雾弥漫时，杨家铺小学师生列队走向陵园。他们在刻着“1944”的碑石前讲述：卫生员李瑛为护药箱扑向燃烧弹；司务长张顺晚年坐在村口石碾上，用铁勺扣住桌面演示包围态势：“看！鬼子就这么把咱们包了饺子！”2015年秋，最后一位亲历者辞世，他捐出的铜烟锅还留着焚烧文件时的灼痕。

陵园出口处，聂荣臻手书警示嵌在石壁上：“离败局愈近，我警惕愈紧。”九字血训，凝成抗战史上最沉重的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