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俄容共是孙文于1923年至1927年推行的政策，此政策旨在通过联合苏联并允许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的方式构建革命联盟。不过，在国民党内部，其成员的绝大多数，对苏俄式的革命和以工农为主要力量来推动国民革命的看法，远不像孙文那样明确和坚定。
特别是以胡汉民为主的国民党右翼，对工农革命和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制度，保持着否定和不信任的态度，即便不是共产社会的激进政策与他们深信的共和民主政治之间，有着难以弥合的鸿沟，就是共产党人要加入国民党来帮助国民党进行改造这一点，都是他们所不愿接受的。
所以，当孙文1925年春天去世后，这些反共的国民党右翼，就开始了反对共产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的活动。
他们于11月在北京西山孙文的灵柩前，召开了由14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参加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史称西山会议，决定将共产党赶出国民党、解除苏俄代表与国民党的关系、停止汪精卫党籍6个月等。
在广州以汪精卫为主的国民党左翼，以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做出有效决议为理由，对西山会议派进行了谴责；并成功地于1926年1月召开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西山会议派做出清理，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共产党在36名委员中占了7或8席，在24名候补执委中占了6席，尤其是在执行委员会的9名常务委员中，当选了3人（谭平山、林祖涵、杨匏庵）。
蒋中正也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另5人是：汪精卫、胡汉民、谭廷闿、陈公博、甘乃光。国共合作得以暂时维持。
此时的蒋中正，开始利用国民党常务委员会委员及黄埔军校校长身份，以所掌控的军事力量为基础，通过政治手腕来擭取国民党的主要权力。
1924年5月，军官学校招收了第一期约500名学生。蒋中正为校长，廖仲恺担任党代表（与校长保持并行的职权关系），何应钦担任军事总教官，共产党人周恩来1924年秋回国后，担任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代表、政治部主任。
军校主要教官是日本士官学校或保定、云南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并得到付龙芝军事学院苏联军官的帮助。
1924年10月，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以他们为基础组建了教导团，后扩充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师，革命的军事力量开始形成。
而在此之前，那些可为孙文调遣的军队，如许崇智的粤军、刘震寰的桂军、樊钟秀的豫军、朱培德的滇军、卢师谛的杂牌川军等，都不是由革命者一手缔造的、具有革命思想和革命使命的军队。
1925年7月，为实现孙文建立正式政府的遗愿，籍由国民党自己制定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一个由国民党指导和监督的新国民政府（广州政府）在广州成立，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代替孙文于1918年成立的南方军政府。
国民政府还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许崇智任军事部长。
8月20日，奉行孙文联俄容共政策的廖仲恺被暗杀。
廖仲恺被刺杀后，成立了由许崇智、汪精卫和蒋中正组成的三人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
在蒋中正操纵下，调查的矛头，首先指向了老资格国民党领袖胡汉民，于是胡汉民被派遣到苏联；
然后，调查矛头指向唯一有能力与蒋中正争夺军事领导权的粤军总司令兼军事部长许崇智，许被解除职务并遭驱除。
同时，老资格的国民党员林森和邹鲁，被派到北方执行一项“外交使命”。
这样，通过清除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林森、邹鲁等，蒋中正和汪精卫成了国民党的实际领导者，而国民革命军的军权为蒋中正所控制。
由此可看出蒋中正的权谋和政治人格特征。
稍后，已掌握军权的蒋中正，在清除西山会议派的影响后，又借西山会议提出的解除汪精卫职务的要求，迫使汪精卫离开广州往巴黎考察。
在掌握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几乎全部权力后，蒋中正终于要想共产党下手了。
1926年3月20日，他策动“中山舰”反共事件，解除了共产党的工人纠察武装；
5月15日，蒋要求召开一次国民党执委会，决定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行动进行限制，在经过与鲍罗廷的讨价还价后，蒋中正要求将国民革命军中以周恩来为主的军中党代表撤出（第一师五个团中的四个团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并要求共产党放弃国民党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三个部长职务。
对此极度不满的共产党，在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强力压制下，以革命大局和支持北伐事业为重，被迫接受了蒋中正的条件。
这些措施，为蒋中正拟议中的北伐，扫除了他认为有可能来自异己的干扰，也使国民党的权力进一步向蒋中正集中。
靠阴谋和政治手腕掌握国民党中央权力的蒋中正，使国民党成为他擭取政治权力的工具。
孙文努力多年，想加以严格约束而不得的国民党，开始沉沦为蒋氏的私器——这或许是革命者和政治人物的区别所在。
在清除敌对、排除异己、控制关键部门之后，蒋于1926年6月5日，组建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6月25日，蒋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典礼。
北伐军的力量，主要来自黄埔军校培养和训练的军官。
成军后，便于1924年10月平息了港粤商团叛乱（商团不满南方军政府对粤港经济的控制），驱除了省长陈炯明，挫败了西南各类大小军阀，到1926年时，国民革命军已经肃清了广东和广西的所有反抗势力。
国民革命军包括6000名黄埔军官和约85000人的军队； 北伐前夕，由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率领桂军、唐生智率领湘军一个师加入，国民革命军的总兵力可能达到了15万人 。
国民革命军被编为8个军：
第一军：5个师19个团，主要由黄埔军校毕业生和教官组成，为蒋中正的权力基础，军长何应钦；
第二军：主要由湖南人组成，兵力4个师12个团，军长谭廷闿，李富春（共产党）领导政治部；
第三军：主要是滇军，兵力3个师8个团，军长朱培德；
第四军：由粤军第一师整编建立，4个师13个团，加上叶挺（共产党）独立团，军长李济深；
第五军：为粤军一部分，军长李福林；
第六军：3个师9个团，军长程潜，党代表林伯渠（共产党）；
第七军：由桂军组成，18个团，军长李宗仁，政治部主任黄日葵（共产党）；
第八军：由湘军组成，军长唐生智。
此外还有黄埔军校学生组成的3个团、1个警卫团和赖世璜独立团。①
由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从广州出发的国民革命北伐军，很快取得了对北方国民政府的战略优势：
（1）北伐军是一支具有革命思想和革命使命的军队，且经过两年的训练和装备，各级军官和战斗人员战斗力和取胜意志旺盛，作战英勇无畏；
（2）共产党的先遣代表组织农会、工会等为革命军提供积极的支持，如提供粮食、侦察敌情、搬运军用物资、抬担架运伤员、攻击敌军后方、在城市中组织发动罢工和破坏等，加强了革命军的力量；
（3）得到了苏维埃的援助和苏联军事顾问的指导，苏联飞行员还担任侦察和城市骚扰行动；
（4）北方军阀之间互不支援且战斗力涣散，间或在战役关键时刻倒戈革命军，特别是冯玉祥的国民军、阎锡山的军队，因同情革命，而在后期为北伐军提供了支持。
不无遗憾的是，这时的国民党，像过往每一个革命的关键时刻那样，再次陷入内部的纷争。
加上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伐战争前，已经存在的矛盾，革命阵营在还没有完全取得对北京政府的军事胜利时，便分裂为以国民党左翼和共产党为一方的革命左派，以蒋中正为代表的革命右派，两派陷入严重冲突之中。
而农民运动中的暴力行为，和城市工人的狂热情绪，正在国民政府控制区内引起激烈的反对浪潮（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即是针对这种反对浪潮的一个强烈的反驳），使冲突愈趋激烈；
诸如“革命军可敬，革命党可杀”、“工人运动太放任了，非管理不可”的说法流行于湖北，而“可与国民党中的稳健派合作”的意见，也成为帝国主义和张作霖的意见②，这有可能加强反对革命的力量，而削弱国民政府领导下的统一全国的行动。
在国民党领导层中，右翼认为劳工运动必须受到约束，因为罢工正在破坏城市的商业，减少政府收入和产生失业救济问题。
而逃往城市的地主和商人，也在散布农村中农民暴动的恐怖消息，城乡之间的农产品交易也受到农会运动的冲击，这使得长沙、武汉和其他城市的商业陷入萧条。
对此，1927年1月8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政治报告中说道：“在北伐军所占领的湘鄂赣等省的民众，的确是已走上革命道路，革命已深入到乡下去……群众自动枪杀劣绅土豪的事屡见不鲜……设使现时的军事失败，必不免来到极大的反动。”③
而1月26日中共中央的政治分析报告，则分析了列强和中国各政治势力对共产党在革命中的作用的看法，明显地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翼及温和分子的结合，内外反对苏联、共产主义和工农运动的形势，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安。④
为此，分析报告提出了化解国民党对共产党工农运动恐惧的方法：
（1）中共应敦促群众向政府提供财政和军事支持；
（2）宣传国民革命的胜利仍然很遥远，批判资产阶级及意识形态，并警告国民党不要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真正的革命者——工人和农民；
（3）应集中精力进行反英运动，而延缓对日、法、美三国的反帝运动，以孤立英国。
中共的报告很有信心地认为：“这些政策如果得到确切地执行，必将导致完全的胜利，也将阻止外国列强对中国的联合进攻，并消除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恐惧”。⑤
中共对革命整体形势的判断尽管准确，但对革命所面临的复杂政治形势，却估计不足。
尤其是，共产国际代表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问题上，采取的是对国民党容忍和迁就的策略，而使共产党对即将到来的血腥斗争毫无准备。
陈独秀此时对鲍罗廷是不大信任了，因为他对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员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的政策并不赞同⑥；
但他并没有能力改变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事实上跟从着国民革命军的局面。
而共产党此时公开站在国民党武汉政府（左翼）一边的政策，使蒋中正下了决心，开始酝酿在其势力范围内对共产党的镇压，同时，他已经决定要先夺取上海而不是武汉方面主张的继续北进的策略。
到了2－3月时，国民党左右翼之间终于分道扬镳了。
武汉的国民党左翼（汪精卫派）、共产党（毛泽东此时也在武汉）和苏联顾问，开始建立以唐生智为主的反蒋军事联盟。
而蒋中正则欲图联合张作霖去消灭长江流域的孙传芳。
①北伐军组成及各军状况，参见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第572－574页
②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之《革命与民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③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④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⑤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⑥参见：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之《告全党同志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