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姊妹四个，小时候家里穷为了供我们上学，大姐初中没念完就辍学了。

家里那三间土坯房，墙皮掉得像老人皴裂的脸，窗户糊着塑料布，刮大风时呜呜叫，跟哭似的。

爹是个闷葫芦，只会埋头干活，天不亮就扛着锄头下地，日头落了还在田埂上转悠，农闲时就去镇上工地搬砖，手掌磨得比鞋底还硬。

娘走得早，家里四个娃要张嘴吃饭，还得念书。

大姐是头一个懂事的，那年她刚上初二，拿着全班第一的奖状回家，看见爹蹲在门槛上抽烟，烟锅子在地上磕得邦邦响——那是要凑我和二哥的学费。

第二天大姐就把书包塞到炕洞里，拿起了锄头，说她不是念书的料，地里的活更需要她。

后来我和二哥总算考上大学，成了村里少有的"文化人"，大姐却在二十岁那年就佝偻了背，手上全是裂口，春冬时节总缠着胶布。

每次回家，她都往我们包里塞钱，说是自己攒的，可我见过她半夜在灯下纳鞋底，纳好一双能换五块钱。

出事那天跟往常没两样，爹骑着三轮车去卖菜，被一辆闯红灯的货车撞了。医院里，医生摘下口罩说："人保住了，但成了植物人，能不能醒看天意，每天住院费得不少。"

我们三个全从城里赶回来，大姐早就在病房守了三天，眼窝陷得像两个黑洞。

大伯和二叔也来了，在走廊里一坐，大伯先开了口："我知道你们难，可这不是办法。

你爹这样，跟没了有啥区别？家里这点底子，折腾不了仨月就得见底。"

二叔跟着点头："长痛不如短痛，你爹活着也是遭罪。"

二哥攥着拳头，指节发白："可那是咱爹啊......"

"是你爹，也是我哥！"大伯猛地站起来，"你俩刚在城里站稳脚跟，总不能被这事拖垮。大姐都快三十了，还没嫁人，你们想拖死她？"

我瞅着大姐，她一直盯着地面，手指抠着墙皮，墙灰簌簌往下掉。我嘴笨，想说点啥，又觉得喉咙被堵住——我知道大哥说的是实话，可看着病床上插满管子的爹，想起他当年把热馒头偷偷塞进我书包，就忍不住发酸。

"姐，你说句话。"二哥的声音带着颤音。

大姐还是没动，肩膀却在抖。大伯叹口气："你大姐最明白事理......"

"我不放弃。"

大姐突然开口，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她抬起头，眼里全是红血丝，却亮得吓人："爹把咱四个拉扯大，我辍学那天，他在灶房里哭了半宿。现在他有口气在，就是咱家的顶梁柱还没倒。"

她抹了把脸，手上的胶布粘了半张纸："我在医院附近租了间房，白天去护工那打零工，晚上守着爹。

你们该上班上班，钱的事不用你们管，我有手有脚，能挣。"

大伯还想说啥，大姐猛地提高声音："他是我爹！只要他还有口气，我就不能把他扔了！"

走廊里静得能听见护士推车的声音，我看见大姐扶着墙慢慢站起来，一步步挪回病房，背影单薄，却挺得笔直，像当年她第一次拿起锄头时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