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里，没有哪个作家像莫言这样，作品能在社会上掀起如此极端的对立。支持他的人把他捧上神坛，反对他的人骂他是 “汉奸”，这种两极分化本身就已经构成文化困境。

《光明日报》发文肯定了莫言的价值，民间不买账，对莫言的谩骂近乎仇恨；有人反驳说《光明日报》算什么主流，又能代表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国家层面上对莫言一直是肯定的，当然，这并不影响多数人暴力的发生。

我关注莫言，并非因为喜欢他的文字，而是为了 “批判那个该被忘却的批判时代”。

如果有人想回到过去那种 “大批判” 模式，无疑是反智的 —— 想想几百万人命运被践踏，再想想小说映射中那个“三分天灾”，有多少生命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又有多少人是靠啃树皮，吃观音土活下来的，这不是政治的选择，是人性的选择，我们必须对那段历史说 “不”。

文学从来不是纯粹的赞歌，也不可能是纯粹的批判，它是人学。

维特根斯坦说过，想看清真相，就得跨越界限的两边。人类正是在对假恶丑的批判中，才更加懂得真善美的可贵。一个容不下批评的社会，本质上也是一种假象，是没有温度的躯壳；一个拒绝批判的文化，也不可能展现人性的真实。

当然，莫言有权写人性的丑恶，我们也有权批评他的写作，但文学批评不是谩骂，一切批评都应该为了文化繁荣，而不是禁言，不是搞 “文字肃杀”，要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

个人感受总是片面的。我认同结构主义的观点：一部作品的完成，离不开读者与作者的互动。批判文学的最好方式，不是上纲上线扣帽子，而是用 “是否受欢迎” 说话 —— 没人看的作品自然会被淘汰，反之，再怎么骂也没用，好作品会一直流传下去。时间与读者定义了一部作品的价值，文学史上无数的作品淹没在浩瀚的文字海洋中，能活下来的作品差不多都是对时代的批判，包括打着爱国主义标签的屈原在内。

为什么不能用 “政治仪式感” 对待文学？

因为我们有过深重的教训：曾经的年代，人人都是 “正能量”，都在用最正确的口号批判别人，儿子揭发父亲、妻子举报丈夫，99.999% 的作品被焚烧，作家全被打倒，跳楼的跳楼，进牛棚的进牛棚，最后只剩下一片文化荒漠。改革开放初期，一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惊掉了大众的下巴，爱情这事居然也能入政治文学的殿堂了。任何事走向极端都会反噬，“正确政治” 也不例外，这就是老子说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家丑由不得谁，也一样会外扬。

虽然我并不认为莫言的文字能代表中国文学，但真心希望中国能成为 “百花齐放” 的土壤 —— 文化应该像大海一样包容，而不是火焰，更不该是谩骂。

既然有这么多人对莫言恨之入骨，我更愿意看到文学与文学对话，而不是除了谩骂一无所有，让赞美者多写一些有份量的赞美文学，看看是不是能感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