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家林斤澜，你听说过吗？读过他的作品吗？他和汪曾祺是同代人，他俩都去世了，也都留下了好作品。林斤澜曾与汪曾祺被并称为“文坛双璧”，汪曾祺现在比较热，他的作品确实好，值得读，我就不再重复推荐了。反观林斤澜，他就有点儿被冷落了，其实他的作品一样好，只是好得跟汪曾祺不一样，风格不一样。他的风格比较特殊，比较怪异。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就曾大量地发表短篇小说，他的写作以短篇小说为主，所以内行都称他为“中国的契诃夫”“短篇小说圣手”。他的短篇小说怎么个好法？当年茅盾在好多人对林斤澜不看好的时候，就站出来肯定了林斤澜，他说林斤澜的短篇小说懂得如何渲染，懂得怎样故作惊人之笔，以营造氛围。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篇林斤澜发表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短篇小说《新生》。《新生》讲的是一些好人好事。有些读者一听作品是写好人好事的，就会说：“又是写歌颂性的文字，没劲。”反之，另一种人一听说作品有写到社会生活的阴暗面，也觉得不好：“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总体来说这么好，你为什么要去写阴暗面？”这两种极端的看法我都不赞同。对待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生活，我个人认为，好处可以说好，坏处可以说坏。好处说好的目的是让我们的社会进一步向好；指出坏处，包括指出伤痕，目的是消除害处，治愈伤痕，使我们的社会机制更加健康。所以，简单地主张歌颂或是简单地否定揭露，都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现在就来说一说林斤澜这篇《新生》。这是一篇歌颂性的作品，它写了什么故事？

在北京远郊的深山老林里面，有一个偏僻的村庄，那里有一个孕妇难产了。20世纪60年代距离现在已经很久了，交通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医疗供给也没有现在这么好，所以产妇的接生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只有座机，偏远的深山老林要跟山下的镇子沟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这个村里就只有一部手摇的座机。

难产的产妇躺在屋子里痛苦地呻吟，眼看就要不行了，村里人知道山下的公社有一个老大夫医术高明，曾经到过村里行医，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于是就赶紧用座机联系公社。但是，老大夫年纪大了，上不了山，这时，一个年轻的大夫自告奋勇，替老大夫上山。这个年轻的女大夫才二十来岁，从学校学完产科技术没多久，临床经验不是很丰富，现在这种情况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但是，她要上山也很困难，还好一路上遇到很多人学雷锋做好事，这个年轻的女大夫得到这些人的帮助，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上了山。林斤澜是这么写的：

谁知到了后半夜，一声喊叫，一支火把，那二十来岁的姑娘大夫，戴着眼镜，背着药箱，真是仿佛从天上掉了下来。人们还没有看个实在，就已经钻到屋里去了。往屋子里钻时，还绊着门槛，虽说没有跌跤，却把眼镜子摔在地上，碎了。

山村里的人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惊。喜的是终于来了救命的大夫，惊的是怎么不是老大夫，而是一个小姑娘，而且小姑娘一进屋就把她的眼镜摔碎了，这可怎么办？小说继续写：

人们定了定神，想起老大夫没有来，新媳妇躺在那里，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

林斤澜确实像茅盾先生所说，他会渲染，会用惊人之笔，会营造氛围。你看下面这段描写——

半夜一阵暴雨。只见雨水里，几个上年纪的妇女，招呼着几个小伙子，悄悄地喘着气，抬着木头来了。生产队长惊问：“怎么就要做这个了？”小伙子们不作声，上年纪的妇女光说：“做吧，做一个使不着的，冲冲喜，消消灾。”提出这老辈子传下来的厚道的心愿，她们有些不好意思哩！队长心想：“防备万一，也好。”就不说什么了。

这段文字里面没有提到这些妇女招呼小伙子们抬木头来究竟要做什么，但是稍微想一想我们就能明白，是做棺材。过去有一个带封建迷信色彩的说法，就是在人快死的时候，做一口棺材，兴许就能把死神给冲走了，人就活了，所以叫“冲冲喜”。小说里面生产队长应该是反对迷信的，可是碍于乡里乡亲，这些上了年纪的妇女也不是坏心眼，他就不再阻拦了。

底下接着写道：

那新媳妇的男人，是一个高身材的小伙子。山里人不爱刮脸，这时脸色煞白，胡子黑长。雨水浇透的衣服，贴在紧绷绷的肌肉上。那浑身上下，有的是山里人的倔强。一声不响，抢过斧子，猛往木头上砍。“空”呀“空”的，使劲砍哪使劲地砍。

我和林斤澜在1980年到1986年间，同是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他比我大，所以我称他为林大哥。我们俩一起聊过他这篇《新生》，我说：“你这段写得太好了，这段描写产生了电影感。”山村里的丈夫举起斧子砍棺材木头的声响，跟屋里头难产的妇人的呻吟声、嘶喊声交织在一起，屋里是新媳妇简直活不下去的痛苦呻吟，屋外是这个沉默倔强的小伙子挥斧砍木头“空”“空”的声音。